一、呈现作为群像的都市人
创作过十多部长篇小说和若干中短篇小说的在日华人作家亦夫，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生命力，他低调地生活在东京，朋友圈的固定主题是跑步和独酌。而“酒”这个意象也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这部新长篇《黑白浮世绘》。
主人公高桥女士和他以往故事里的许多人物一样有些沉迷酒精，但显然她并不是动不动就烂醉如泥的“女酒鬼”。家中常备威士忌和频繁出入小酒吧的习惯看上去更像是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对中国问题专家高桥而言，理性就如一件罩衫，既是身份与学识的需要，也是负累，故而需要经常被褪去。酒于是成为释放与解救的途径，成为读者进入小说人物内心的一条密道，也成为自我质疑与自我追问的契机。亦夫的所有写作，似乎都是在处理这一个契机，他希望可以精准而自然地逮着一个机会将生活的表象撕去，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那些面目模糊，往事依稀的都市人。
所以高桥只是叙事者，作者借助她的视角，呈现的是作为群像的都市人，小说以高桥来到中国追寻往事为线索，穿插了她与儿子，邻居青木夫妇，多年女友古川和她邂逅的爱人鲍思远，以及异性知己阿伦的故事。
因为有被强暴的痛苦经历，高桥无法与丈夫北原安稳地经营两人的婚姻，虽然北原很爱她，竭尽所能温柔地对待她，她最终还是抛弃了丈夫和儿子英士，过起独居生活。然而几十年来的孑然一身并未带给高桥预期的平静，对亲密关系的逃避反而加重了她的负罪感。另一方面，英士成年后与自己的疏离也反向刺激了她对亲情的需要，儿子越是表现出礼貌和关心，她就越将之视为对自己的惩罚。对亲密的渴望与背叛亲密的愧疚感同时折磨着高桥，出于对再次受伤的恐惧，她变得愈发冷漠孤僻。
同为亲密关系的受伤者，被妻女抛弃的阿伦是她多年的异性知己，两人都极力维持着与他人的距离感，对闯入自己生活的不速之客看似冷静克制实则厌烦至极。他们也都被一股强烈的不甘所支配，阿伦一次次地寻亲，高桥则总是高度关注那个当年强暴她的人，以期为自己的仇恨及困扰半生的不幸找到确切的对象。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各种关系的被害者，似乎远离人群，远离对他者的需要，就可以回到更本真更平静的状态。然而事实上，他们同时也是施害者，高桥的家庭被她一手毁掉，阿伦也再无法接受任何人走进他真实的生活。他们的人生都陷入了胶着，在与自身和他者的不断拉锯中维持着随时可能断裂的脆弱平衡。这是一种充满了内在矛盾的“张力结构”，表现为人情感的稳定性必须要建立在对情感的不断需求和逃离之中。
二、现代人人际关系的悖论
相似的结构也出现在女友古川和她深爱的男人鲍思远身上。看上去，他们的现实距离是越来越远的，从亲密的身体关系，到纠缠的欲望关系，到最终的相爱状态，精神上的彼此认同恰恰以遥不可及的物理距离作为必然代价。鲍思远遁入空门，古川则毫不知情地继续等待爱人的回归，作为小说的旁支，这条线看上去最浪漫动人，却也最残酷。相对而言，青木夫妇充满喜剧感的相处模式多少冲淡了这份残酷，虽然结局也很惨烈，但也最为圆满。
至于阿伦，在多年寻亲未果的持续压抑中，激发了自己惊人的绘画天赋，最终却将所有作品付之一炬，再次踏上寻找的漫漫长路，似乎只有放弃对日常的需求，放弃确定性的诱惑，他的求生欲才能找到可安放之处。他固执地将自己的作品和生活都抛向不被确认的无何他乡，在看似理性得体的表象之下，维持着一份纯粹的疯狂。这些人物有的选择顺从自己的欲望而放弃更有序的生活，有的则在一夕之间完全颠覆自己以往的人生轨迹，但不约而同地，他们都没有停留在一种静止状态中，虽然作者的语言总体是克制的，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隐秘的激情在他们的内部不断发酵，而这也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所在。
亦夫无疑抓住了人际关系中的一个悖论，特别是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它一方面呈现为一种相处的无能，并因此而带给自身源源不断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对关系本身有一种别扭的固执，比如高桥对儿子，古川对鲍思远，阿伦对妻女，又比如青木夫妇对彼此。
于是，在持续的博弈与撕扯，在一次次的崩坏与和好中，人渐渐发展为依赖这段关系本身，而不是真实的对方。然而，一旦失去了具体的对象，特别是对象的肉身形式，这段关系还能存留吗？特别从古川和鲍思远的情感纠葛中我们看到，人与人的实际联结正在逐渐转变为一种趋向，趋向于对方，又始终无法抵达对方。这或许就是欲望的本质，欲望就是一种趋向，只能在“未来”这样一个时间维度里找到它最后的归宿。故而，欲望只能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只能表现为对当下，对现实的背离。而正是与日常生活的差距导致了审美上的参差，导致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人的非物质的生存动力，依赖的正是这种可能性，而非切实性。
三、对待记忆的另一种方式
同时，欲望的这种非切实性也在逼迫着个体返回自身，在小说中，高桥徘徊在记忆和幻觉，虚与实，明与暗之间，这既是儿子与往事带给她的压力所致，同时也是她自身对欲望的回应所致。个体与他者所构成的人伦关系是向外的，它立足于表象的世界，展现的是人在世界之中的生存状态，但这只能揭示存在的其中一个面向，故而高桥会时常产生一种无望感，因为存在于世界之中所带来的的那种焦灼与隔阂并不能依靠向外的维度来加以解决。于是作者常常在文本中将高桥灌醉，用这种“醉”的状态将这位失意的女性送至通往自身的入口处，使她可以向内走，走进自己的内心，与自己在自身之内相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亦夫的写作是传承了“自我疗愈”这一日本文化的主流精神的，高桥回到北京的这段日子，可以被理解为是一段自我修行的时光，而修行的主题则是如何与记忆面对面。在不断挖掘往事与故人的过程中，高桥发现了记忆的虚幻性，这种虚幻性直接导致了人的感受，以及人对自身感受的感受的不可靠。比如痛苦，它可以使人的内在体验的真实性得到强化，但这种真实性一旦被储存到“记忆”这块“硬盘”中，又必然会被稀释，被淡化。这就是记忆的内在张力，它一边强化感受，一边消磨感受；一边使人试图掌控事实，一边又让人发现事实无法被掌控。故而记忆既有可能成为人囚禁自己的牢笼，也有可能成为人释放自己的一把钥匙。而“自我疗愈”的功效，则取决于主体的视角及选择，它是极其主观的，故而并不存在的一定的对错。
高桥最终选择了自我释放，但并不是通过她对当年强奸犯的原谅，原谅无疑是虚伪的，是对记忆本身的背叛。从原谅出发而达致和解是一种行为上的宣告，只能起到短暂的麻痹作用。作者借着他的人物展现的是另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那就是洞悉它的暧昧性，从而立足于这暧昧，立足于它留给人的足够的缝隙，去把握自由。记忆也许从来就不可能给人以绝对的真相，但正因如此，在它的面前人是自由的。
作者在小说最终留下了两个悬念，夏莲母女的死亡是发生在现实中的还是作者童年苦难的投射？那只名叫“北原”的乌龟是真实的还是丈夫的化身？没有答案，在亦夫的小说里，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一种均衡的力量，他能把残酷和温情，极端与平和，真相与幻觉处理得十分得当，他知道如何在恰当的时机下煞住笔，不再过多向读者交代什么，也许就是为了保住这份自由感。他希望他笔下的人物可以有能力拥有它，不论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之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身处现代都市之中的人群最需要的就是自由。
但自由又是最难以定义的，固然使用蜕变、疗愈、成长、和解等这些词都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状态，却都难以代表它，所以解读亦夫的小说也就很难套用某一种固定的模式，甚至难以总结出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也许，这也是他作为小说家所要实现的一种自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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