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乐县志》，颜歌从完成《我们家》之后便开始构想，是写“平乐镇”的第三部长篇，从2015年年底起笔，中间一度因投入英文创作而中断数年，至2020年下半年开始重新投入中文写作，回到四川话和老成都的语境里。如今，颜歌暌违多年推出的长篇新作《平乐县志》首发在《收获长篇小说2023夏卷》，小说开篇就勾勒了众声喧哗的生活场景：看似古典的风格，实际是现代的精神气质；酣畅的民间叙事，却引人严肃地捧读；难言的沉痛，道出父辈在内几代人的情感真相；而对于青年读者，种种“非我”的境遇和时刻，指向“真我”的归途和对生活仍然怀抱的期待……
    1.古典的戏仿与现代的内核
    小说一开场，女性的婚恋焦虑就通过母亲们在麻将场上交换女儿们的近况铺展，方言、民俗和叙事的古典韵致，骤然被打上了时代印记和小镇闲言：天然气公司陈家康与经营房产中介的爱人叶小萱的独生女陈地菊，从永安市商业投资银行回到县上的邮政局银行上班，面上的理由是孝顺的陈地菊为照顾生病的叶小萱把工作换到了县里，其实是因为在市里跟已婚的谭军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这在后面成为陈地菊担心被与自己闪婚的老公傅丹心知晓的秘密；傅丹心的父亲傅祺红，原在县政府办公室上班，如今调任县志办，围绕官场政治和县镇治理及人员配置的前世今生，竟然牵连出反腐、涉黑题材下的暗流汹涌；傅丹心的母亲汪红燕，从文化馆提前退休，看似隐忍温顺，却有着坎坷的家族史，生父汪文敏曾是镇上的大地主汪生祥的大公子，可怜家道中落又在“文革”时落了难，汪红燕被过继给老佣人养大……
    一方面，《平乐县志》向时代车辙的纵深处注目。小说的故事时间设定在2010年，考虑到颜歌从构想到完成这部作品先后历经了8年时间，“2010年”既是当年颜歌要写的“当下”，更是如今对那段时间的一种“回望”，因此《平乐县志》的书写既是在场性的，也是外部的、历史的和弥合性的。颜歌不仅在小说中通过县镇产业结构调整、熟人社会里的生活景观变迁、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日常、消费水平的迭代升级、房地产陡然走高的行情等进行正面描绘，还专门在每章末尾以倒序方式嵌入了另一种文体——《傅祺红日记》，借用故事人物的亲历者身份进行记述和补遗。
    另一方面，《平乐县志》事关小镇青年婚姻大事。颜歌对此采取了消解爱情的策略，揭示青年身上的后现代和亚文化症候：要么是陈地菊这般，跟谭军也不知算不算得上轰轰烈烈爱过一场，回到镇上不久，即在激情和阻力的催化下与新人草率地闪电结合；要不就像刘婷珊那样，说离就离，然后真真假假地瞄上了傅丹心，又不知是不是得不到就要毁灭，或者压根儿没想得到，帮着给傅丹心下了套；再不然参考孙玉霞的复婚，钟铮中途都跟小三结了婚生了子，甚至还帮小三剐过她的房产，结果浪子说回头就回头，“揣着一张旧船票硬就又爬上了他前妻这艘老客船”。现代社会，爱情的突然发生和突然死亡如此便捷，早已剥离“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汤显祖《牡丹亭》题记）的境界，徒留下婚姻和家庭关系令人思忖。颜歌冷峻剖析了小家和原生家庭彼此和各自的利益博弈，夫妻双方的假面、对过往的隐瞒、财务的不透明，集中暴露在陈地菊和傅丹心婚后购买商品房这件大事上——“女性的房间”如此重要，陈地菊新婚就面临着两代人同住的尴尬。这里，《平乐县志》又延伸出对“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客观辨认。无论叶小萱为了女儿是“双手合十对菩萨祷告”还是殚精竭虑地反复教导，陈地菊也早在成长过程中就暗自发誓“我以后绝对不要像我妈这样”，并以此在自己的婚姻中进行校准、纠偏和自我驯化。父子关系也同样剑拔弩张，傅丹心一旦从陈地菊的发言中发现傅祺红那套逻辑的影子，便不断激发移情心理下的反感和迁怒，话赶话地与新婚妻子争论起来。
    为讲述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和所根植的世情场域，颜歌对照市井的繁茂和多重复调借用了“三言二拍”的古典叙事风格，预设读者（听众）在场，以说书人的口吻推进一个个“惊风火扯”的场面。现代小说的说书人，同样承担交代矛盾、品评人物、归纳主旨的责任，以干预读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不过，这一叙事模式在颜歌这里有了新变，即《平乐县志》对这个所谓的“说公道”的声音进行了变形和质疑，夸张地呈示了这个声音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如果说说书人叙事是来自流动的民间和口头文学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多少带有男权中心的底色，颜歌毫不避讳地让《平乐县志》里的说书人带有偏见、矛盾和性别倾向，以此反过来让读者（听众）就权威的声音自行判断。一者，颜歌让说书人东拉西扯地制造信息不对称并时不时地作补充解释，以突显其态度、倾向和意图；二者，颜歌在叙述语态上又对说书人叙事有所保留，即同时使用具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使之同样提供过门和转场，从而使《平乐县志》脱去传统的章回体外衣且不以口头文学的娱乐性为标识，线索的错综复杂、描写的细腻琐屑、问题的深邃严肃，相反加重了小说的书面性、审美性和文学性。
    除开以说书人直接调换叙事，颜歌擅于制造小镇特有的话语环境，在各种议论声和闲言碎语中推进故事，这恰恰是对地方性和社会性的透彻观察。而紧随这些“声音”，颜歌往往以异体字插入诗词曲、俗语、古语或工整对仗的警句等，或征引，或自创，宛如《红楼梦》里的判词，或电影中的“画外音”，给出人物命运、开释事件因果，既是对漫漫人生及其某一具体时刻的消解，也是对读者进行预先的心理建设和情感安慰。从而，古典的部分通通成为戏仿，拼贴以作为小说内核的现代故事，而无论是插叙、预叙还是倒叙，虽乍看之下表现为对某种叙事手法的应用，但就一部呈现地方几十年变迁且带有史志意图的长篇小说而言，其背后真正展现的是作家理解和把握历史复杂性的一种艺术努力。
    2.可以言表与难以言表
    应当说，颜歌在《平乐县志》里具有的宏大寄寓已借小说人物傅祺红的口托出：“整一个长篇出来，以他个人这一辈子的沉浮来折射我们国家这五六十年来的蓬勃变化，还正好可以利用他县志办工作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观察和数据，真正做到包罗万象，写尽众生百态，写透人情世故——每一回，一想到这里，傅祺红再是消沉的意志也要重新被振奋起来，胸口里头激荡起少有的昂然。甚至，他连书名都想好了，不如就叫做《大志》，而他自己也可以仿效前人取个笔名，类似于：平乐孤翁。”诚然，《平乐县志》既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消亡，也以这个人物的沉浮折射社会变化。从这两方面出发，颜歌将《平乐县志》里设置的《傅祺红日记》大致分为了两种体例：前七章末尾所录，依次写于2010年1月13日、2009年11月16日、2007年8月10日、2005年12月12日、2001年2月8日、1999年9月27日、1997年6月7日，分为今日工作、今日学习、今日膳食、今日琐记四部分内容，讲述县志编写及职场人事，个人阅读与个中思考，三餐饮食和健康管理，家庭大事及亲子关系经营等；后六章所录依次写于1994年6月5日、1992年3月30日、1988年4月5日、1986年12月9日、1981年5月29日、1980年6月25日，统摄傅祺红从县政府到县志办的沉浮和恋爱结婚生子经历，其文史兼备的质地，糅合时代背景、国家方针及个人人生阶段的境遇，再叠加傅祺红秉性里对事对人的过分苛求与理想主义，使之颇具小镇司马迁风骨。
    此外，颜歌围绕傅祺红所在县志办，兢兢业业地编写了《顶上生花——永丰县美发行业十年考察》《计划生育1996-2005十年数据》《永丰县志1986-2005》《永丰美食地图》《1993-1995年鉴》《1996-1998年年鉴》《永丰县中医院百年发展（暂定名）》等篇目，连同小说人物所发表的文章及其刊载的报纸期刊等数种，使《平乐县志》因嵌套有多样的文本而具有极高的密度。
    众生百态和人情世故围绕傅祺红在县志办的工作渐次铺设，关涉地方治理与官场政治。傅祺红亲身经历办公室政治与岗位上选人用人的不尽合理，两位主官——熊书记和聂县长分裂为两股纠缠的势力，在赵志伦落马的关节上对垒，傅祺红作为赵志伦的下属，难以避免地被围猎，最终，傅祺红以对赵志伦的落井下石换取了从县志办副主任职位上转正的升迁，而后又有了对关系户吴文丽“不得已而为之”的启用，于是遭到业务骨干苏聪的记恨……傅祺红渐渐成为得罪了所有人的傅祺红，走向家破人亡的终局。
    显然，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在主题上具有多义性，换言之，能用某个标签或题材类别简单归纳的作品，何必通过数万言的长篇体例进行表达。在这个层面上，《平乐县志》除却提供文本结构、形态、风格、语言等层面的独特性，还关涉了家族、城镇、民俗、地方、官场、女性等主题关键词，在“可以言表”和“难以言表”之间，在宏大叙事和日常细部之间抵达文学的意义。
    《平乐县志》既与此前的系列小说一脉相承，则多少怀揣了作家对成长的自叙和秘密，而颜歌继续用方言写“平乐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读者习惯了用普通话进行默读，《平乐县志》对笔者而言却是能用四川话默读下来的小说，这既是少有的阅读体验，也凸显了方言叙事的魅力。例如，颜歌在《平乐县志》里罗列的四川美食，串串、猪脑花 、抄手、豌豆颠、红苕尖、猪尾巴、卤牛肉、猪头肉、红烧鲶鱼、锅盔、糖油果子、冒节子肥肠粉、红油肺片、烤鸭、火锅及全兴大曲……不光是地地道道的美食，还有层出不穷的烹饪、聚会场景，在为文本增添密度和民间烟火的同时，又激起了读者的官能体验和笔者的一番乡愁。而构思创造出戏剧化、角色化的叙述人，使民间传统与方言叙事完全融合，也便于作家在口语的叙事传统中退居幕后，以亲身经历和丰富阅历为底色，增强叙事的个性，并从作家与叙述者的分离和叙述人这个作家的第二个自我上，构造适当的审美距离。笔者身为熟练掌握四川话的读者，有必要强调颜歌小说里的方言并非对日常生活口语的照搬和直录，而是一种结合了方言传统和小说语境，历经同音字词的挑选、辨别而使方言词语固定，并最终完成口语书面化的二次创造，使小说的意义空间和文学的生命更加丰沛充盈。
    陈地菊或许很贴近颜歌的个人经历和某种情感真相，围绕陈地菊和傅丹心，颜歌在《平乐县志》里还重点塑造了背景复杂的龙刚和女朋友郑维娜，以及经营影楼的刘毅文和老婆王婷婷等两对伴侣，以此架设小镇青年的生意经，关联时代潮流中各类产业的兴衰。颜歌写到2010年前后网购的兴起，写到世界杯期间的灰色场子，写到房产和中介门道，经济营生日益成为家庭和两性关系里的重心，主导伴侣对彼此的相处态度。傅祺红在日记里称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实在精彩，真正是一字千金，句句都振聋发聩，激荡人心”，郑维娜在与王婷婷合开的网店爆火后，也不再“恋爱脑”地专注于跟龙刚“作”和“闹”，而是一心钻研《网络营销宝典》。至于陈地菊，到底放弃了通过给网店做会计来踢郑维娜出局的机会，选择离开家乡远赴澳大利亚留学，到世界中去找寻意义和可能性，而这究竟是“真我”的归途还是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奔逃，有待读者在小说叙事结束后进行想象和开掘。
    小说结尾的成立与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关于后叙事空间是否成立的读者判断，在陈地菊身上是如此，对傅祺红的命运更是如此。《平乐县志》的结尾写得狠，小说的悲喜剧和正剧色彩得以成立，这似乎意味着某种写作立场——也难怪傅祺红委屈，“本来我傅祺红安安生生地编我的县志，你马主任就偏要跑过来跟我叙旧，关心我的升迁……弄得我的儿媳妇工作都调不成了，眼看就要跑了，还有我那爱人，这下更是要把我看扁了，恨死血了。各位领导啊，你说你们是不是把我老傅提起来耍，简直是整我冤枉整惨了！”《平乐县志》是存在一个“反腐+扫黑”的主题创作层面的，透过平乐县数十年的变迁，以傅祺红所在的县志办及其家族三代，呈示了县镇治理体制下县委、县政府、县人大的运行机制，而围绕班子和干部的选任，小说牵扯出下一代的婚恋问题和家庭关系，在官场政治上多有得罪的傅祺红，儿子被黑社会设局、儿媳妇远走澳洲，自己为挽救家族声誉和儿子的未来，像妻子汪家祖上在特殊年代的选择那样，走向了自我终结，而纪委的调查正在进行……由此，小说在叙事结束之后也为读者“讨回”傅祺红的公道提供了想象空间。
    3. 写下故事与生活表里
    颜歌在小说临近结尾时抛出了作品的一例前文本——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的长篇小说《荆棘鸟》，用以陈地菊阅读。《荆棘鸟》围绕一心向往教会权力的神父拉尔夫爱上克利里家的少女梅吉，架设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纠葛和拉尔夫在追求“上帝”、抛弃世俗爱情中的矛盾痛苦，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与考琳·麦卡洛谋划了戴恩（梅吉与神父拉尔夫之子）的离世近似，颜歌也构建了因父辈导致的子一辈危机——由于傅祺红得罪了县领导，导致儿子傅丹心被小镇黑社会陷害，欠下了300万巨债，同时，傅祺红在单位被诬陷有作风问题，一时间整个小家四面楚歌，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在父债子偿的“替罪羊”叙事机制下，《荆棘鸟》中戴恩的离世更多带有宗教意味，而颜歌尽管也有“他就把脑壳埋下去，居然看到脚底下的地板都不在了，只有漆黑黑的一片看不到底，还有幽幽的冥火在往上钻，要缠住他和他的办公椅，卷起他们，眼看就要卷紧了，扯一把掉下去就是那阿鼻地狱”等描述，却更侧重于在这一世界文学机制下写出中国传统的伦理结构。
    因此，颜歌《平乐县志》改写了“父辈的罪过报应于子女—小说故事陷入危机—子辈牺牲挽救父辈—故事归于和谐”的“替罪羊”模式，经由小说的多组亲子关系直陈中国式家庭伦理和价值判断：一方面，孩子既是父母的讨债鬼也是父母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子辈不管无辜与否，在中国式家庭中都是绝对的被保护者，以实现代际的传承和家族史的延续。尽管爱与怕相互掣肘，傅祺红和傅丹心也从来不是什么相互认同、亲密无间的父子，傅祺红真正忌惮的乃是家族的清誉、流转的口碑和血脉的延续。纵使被诬陷和无法动弹，傅祺红也不至于非死不可，但颜歌将其置于中国的家族伦理及其叙事结构中，使之必然地认同汪红燕的提示，然后决绝地进行自我牺牲，挽救子女，挽救家族，完成受害者和救世者双重身份的转换。在“人死债消”的民间框架下，人情仇怨与金钱债、感情债一笔勾销，死亡完成了小说世界观的收束，以最大的生命代价解决了一切麻烦，使家族在困局中突围，弥合了有关人类命运前途和生命的价值等普世问题的思考。由此，颜歌《平乐县志》的结尾同时完成了终结叙事和颠覆叙事两项难题。
    作为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颜歌《平乐县志》给读者的“教益”十分显著。一者，即便是小说人物，无论其职业、家底、社会地位等社会性价值如何，也都在人情社会中实实在在地过活，受小镇舆论场里的千丝万缕裹挟，矛盾重重、险象环生，必须警惕“人言可畏”和“杀人诛心”的可怖；二者，人的一生犯错的可能太多，人生的错误从何处开始？往往是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在安顿自己“惴惴的良心”和“跃跃的私心”之间选择，务必多几分严防死守的决心；三者，为人处世切莫太过绝对，人都得罪尽了，便只得跟那“平乐孤翁”一样惨淡收场，尽管于小说结尾上添了几分格外的悲壮，对每个人的真实人生而言却并不十分必要；四者，有必要多在坚强的父辈和脆弱的“我们”之间进行确认，我们是否太过依赖父辈？以及，我们是否允许过父母暴露他们的脆弱——“至于你傅丹心……你这翻年吃三十一岁饭的人了，没道理还要靠你爸来给你捡脚子。你想下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我爸在哪儿嘛？死都死了几年了！”读来实在令人动容。
    在收场之前，颜歌预叙道：“后来，傅丹心反复地把那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了很多遍，但无论怎么看，怎么分析，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自己不可能察觉出任何的异样。毕竟，在我们平乐镇上，两个人吃顿饭吃出十个人太正常了，吃个晌午饭吃到晚上十一二点也不算稀奇。”
    什么是“正常”？近年常有人讨论。一个模棱两可的讨论范畴即在婚恋关系当中，正如世界哲学界和思想领域有学者宣告“爱欲之死”及“爱情的终结”，爱情的危机不单产生于对“他者”选择的增多，更在于“他者”本身走向了消亡，此即，力比多首先被投注到了自我的主体世界中，世界仅是“自我”的一个倒影，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参看韩炳哲《爱欲之死》）在这一立场上，颜歌的表达更为晓畅：“‘你爱我我爱你’——先把场子扯圆了，才得有鱼儿虾儿跳到这坑子里来。然后呢？然后全是麻烦。”
    总有那么几个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的选手，陈地菊是一个，傅丹心又是一个。先是，傅祺红不知怎地不送资质聪明的傅丹心上学而偏要在家自己教他，等到1995年，终于上了学的傅丹心和奥数补习班的女生早恋，女娃才12岁不到，从此坏了傅丹心名声；再是，傅丹心进了职高，毕业找工作不顺，自己开了间“阳光电脑”，和陈地菊闪婚后，趁着买房的契机，要走了傅祺红的10万私房钱，结果却用了陈地菊的钱（谭军给她的分手费）付首付，把他爹的钱投了龙刚的“生意”；再后来，首付的实情被发现，为了把钱兑付给傅祺红，傅丹心不得不跟刘婷珊有了来往，于是两个人越裹越紧，傅丹心最终钻了刘婷珊干爹周六叔设的套，在“世界杯”赌球的场子里整错赔率。
    这期间，陈地菊把傅丹心说的气话做的狠事全积在心里，又通过书店老板送的毛线帽掌握了傅丹心不忠的“实锤”。而关于人一生中犯错的可能性，《平乐县志》作了特别的呈示：一度跟已婚的谭军有着往事而又草率闪婚陷入不幸的陈地菊，为了把钱兑给父亲、跟刘婷珊来往而钻入黑社会圈套的傅丹心，本分编纂县志却在赵志伦问题上被围猎、最终得罪了所有人的傅祺红……人从何时、在何种情形下可能犯错？人在犯错时是否完全自知？何种程度、何种企图的错误可能得到救赎或处罚？有关小说人物的“罪”与“罚”，颜歌写下了详细的经过，但并未对任何人物流露出具体的情感态度，哪怕是劝傅祺红自我了解的汪红燕，颜歌也未对其多着笔墨。诚然，女人毒也是错仁也是错，本不必多说，但说到底，对于小说人物大大小小的错处，每位读者都可能有不同的见解。颜歌只是将这些人与事并置于同一个叙事时空，聚沙为塔，铸成了《平乐县志》里难以转圜的结局，而这些之于纷繁复杂的世界，总不过是：“一番风雨一番凉，往事流连，何处梦明朝”。
    结 语
    颜歌的长篇新作《平乐县志》戏仿古典的叙事风格，以方言的腔调讲述了一个事关家族、地方历史、女性成长、官场政治、时代发展等多义主题的现代故事，在复杂的语境里出色地完成了既终结叙事又颠覆叙事的故事结局，给予读者丰富的教益，具有悲喜剧和正剧色彩。此外，颜歌《平乐县志》为读者提供了酣畅淋漓且五味杂陈的阅读体验，这对于长篇小说本应是应有之义，却实属难能可贵，因而值得特别地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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