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谢宗玉写他老家“瑶村”的散文，惊讶于他书写中国乡村那特有的笔调：在万物葳蕤繁茂的地方，他看到死亡的阴影；在腐朽霉烂、不为人知的角落，他窥探美艳的生长；在田野、滩涂和山林里，他能进入每一样事物的灵魂……在我认识的作家中，谢宗玉是最具忧郁气质的一位。我始终没弄明白，他是因为身上的孩子气才显得忧郁，还是因为身上的忧郁才显得孩子气。他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适合去演《石头记》里面那个主角的，外形像一块被风雨磨蚀却淡定自守的石头，内心温润如玉，有着源源不绝的光华。那光华像一团紧紧裹住自己的小小火焰，不伸出火舌去灼伤别人，更不冲向半空，以炫耀自己的超人之姿。它一味紧紧地裹住，有时不留神灼伤了自己，但伤了也就伤了，自己舔舔伤口，从不迁怒于人。
    一般作家写出名来，或者说，写到像谢宗玉这样的影响和名气，就会不知不觉地发生一些变化，他们以前可能只会写文章，但写着写着，写到名篇簇拥、“粉丝”成群的时候，慢慢就学会了经纶世务，学会了见风使舵，学会了官商通吃，就不再是如鱼饮水而是如鱼得水，不再是左支右绌而是左右逢源，不再是忧心忡忡而是野心哄哄。但谢宗玉，即便做了副院长，他依然拙于政务，疏于人谋，不会说中听的话，不会做中看的事。
    别的作家都是一身名士气，甚至大师气，谢宗玉不同，他一身都是孩子气，因此并不合时宜。他痴迷于文字，对朋友肝胆相照，毫无保留，但除此之外，他有时像一只小刺猬，拼着自己的几根嫩刺，要去扎那世俗的浓包。他略带羞涩，不很擅言辞，遇到陌生人几不发声，但他时常涨红着脸，要在朋友面前对某些看不惯的人事发表意见。他严肃的时候，像做错了事等待老师批评的小学生；开心的时候，则仿佛看到从天下掉下一粒糖果，惊喜中充满了好奇。我们性格上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很少得罪人，以所谓的“亲和”赢得一个较为广泛的朋友圈；他则绝不与俗客为伍，以其坚守的原则保证自己周边人文环境的清洁。所以，当他在《今日女报》开专门与孩子谈性的“与子书”专栏，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内心干净的人才可与孩子谈性，他配，而且一定能谈得别开生面。果然，专栏一出，清流渐渐汇成巨澜，其旖旎景致立马引起广泛关注。2014年7月，《与子书》在大量铁杆粉丝的期盼与呼唤声中，由东方出版社结集出版，一时热评四起，成为那一年度出版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
    谢宗玉是一位执意将忧郁进行到底的作家。忧郁是他探讨人性的武器，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盔甲。他的忧郁，不像杜甫老爷子那样怀百世之忧，更不像范仲淹那样忧乐关乎整个天下；他的忧郁有点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忧时伤世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三闾大夫屈原那种“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本能的、天然的悲悯。谢宗玉的忧郁，是一种不自觉却又最自觉不过的审美，由此，他也毫不做作却又一如既往地缔造着自己，在忧郁和洁净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美”的人格。他有文采，有识见，有情怀，但有时少了点狠劲。他的文章往往过于内敛，情感浓缩有如重拳，刀刀剑剑往自己身上抹，读来让人心疼。
    可喜的是，谢宗玉散文里的忧郁气质，那种湿漉漉的感性、深陷其间的困顿，在其电影随笔中一扫殆尽。他最新出版的电影随笔集《时光的盛宴》，让我们看到一个冷静、理性、睿智的旁观者：双眼犹如一道X光，光影声色中的尘世万象纷纷委地，藏在电影深处的、本质的东西尽显无遗。读过这些随笔，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电影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就像文学一样。谢宗玉电影随笔中那些力量充盈、思辨骀荡的文字，让他拥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的身份。我在想，倘若他拿了这些东西再回到散文和小说创作中来，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谢宗玉是沈从文笔下“白面长身”的那种书生。湖南人本就矮，湖南的作家诗人或胖或瘦，要找个儿高的，得打灯笼。于是，超拔的谢宗玉便显得鹤立鸡群，他似乎没花多少工夫，就在写作上同样做到了这一点。有人羡慕他的天分和机运，而我认为，他的成功是气质使然。我不是说，他天生是一个作家；而是我认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在生活中几乎别无选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敏感、忧郁的人，竟然在公安系统混了半辈子。他在那里显然不合群，而且即便到了作协和文学院这样的地方，也不能说他就是合群的。但他的忧郁里，有一种难以察觉又无往不胜的韧性。他不合群，却能与“群”共舞；他不合时宜，也能与“时宜”并行；他独来独往，却不回避同行人。
    除了写作，谢宗玉还喜欢运动。我们打过一次羽毛球，我是他的手下败将，而打乒乓球，我则技高一筹。于是，我们便经常打乒乓球。他经常在文友们面前称我“师傅”，其实我只是一个还算不错的陪练而已。谢宗玉忧郁气质里面的这种厚道品质，让他的性格在激烈中不失温婉，在直截中保持诚恳，在孤独中充满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