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从代际的观念出发考察当下中国文坛，你就不难发现，在那批越来越引人注目的70后作家中，李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带有鲜明另类色彩的存在。李浩的另类色彩，一方面体现为他对于先锋写作立场的一贯坚持，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他对于小说写作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或许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写作趋向的总体加强有关，这批小说写作渐趋成熟的70后作家，大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恪守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尽管这些70后作家一直都在充分地吸收着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营养，但就他们具体的写作实践来说，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追求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实验探索。对于这一点，李浩有着足称清醒的洞察：“不过，我想我也必须承认，在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某种集体性的欠缺也是相当明显的：和所谓现实、生活贴得过近，和平庸日常过分和解，媚俗，满足于集体讲述与小小虚名，思想深度与创新意识的稀薄，文学理想（真正放置和归属于文学自身的）缺失，对僵化、固化、意识形态化的母语的不察不敏……”或许正与这种清醒的洞察密切相关，李浩迄今为止的小说写作历程中，一直都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实验探索的不竭热情。在一个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现实文化语境中，一个作家有勇气面对市场说“不”，能够公开宣称自己只为“无限的少数”写作，正是这种不竭探索热情存在的极好证明。何为“无限的少数”？“所谓少数，更要求写作者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无论是对大众、权贵、利益，还是对文学史，甚至另一个‘自我’，都得抱有些警惕，要求写作者不计利益钝害地去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所有有效的写作都是先锋性的，‘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无限，则是另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既是前人经验的某种综合，又应当有永远不被穷尽的新质，一百年，二百年，当它所依借的所谓‘时代背景’生出变化，那些依借这一背景而生发的丰富、深刻、意味都被耗尽之后，它依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它依然具有新意，它，依然是丰富而深刻的，一百年、二百年后出生的人还能从中读出会心。无限，是前提。写给无限的少数，在已经二十多年的写作中，它一直充当着我的终极理想。”虽然说李浩的写作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近了自己所设定的高远艺术目标，肯定是一个尚待时间充分检验的问题，但对于如此一种写作立场的坚持本身，就证明着李浩小说艺术上一种不竭探索热情的存在。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一点，就理应赢得我们发自内心的充分尊重。
    先锋写作立场的坚持之外，李浩在70后作家中显得特别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关于小说创作理性思考能力的具备。放眼70后作家群体，如同李浩这样同时兼擅小说写作与小说批评两种文体的写作者，极为少见。一部被命名为《阅读颂，虚构颂》的文学批评文集的存在，便是李浩批评能力的有力证明。收入此书中的文字，除个别篇什外，绝大部分都是李浩关于小说写作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李浩如此一种丰富文学学养的形成，与他对于西方经典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要说是70后作家群体，即使把视野放宽至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群体，如同李浩这样对于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进行过系统阅读的作家也是凤毛麟角。一方面是自身丰富的写作实践，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学的谱系性广泛阅读，李浩那些关于小说写作的理性思考，很显然正是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之上的。惟其如此，李浩在他的文学批评文字中关于作家作品的评价才会显得特别准确到位，切中肯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在作家的这些文学批评文字中，我们才能够更鲜明地触摸到他最根本的小说艺术理念与小说审美理想。在他看来，“一个文本如果经不起细读，经不起反复回味、品啜，缺乏结构和语言上的用心，即使他具备再深刻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意义，那也不过是一腔废话”。据此来“反观我们的当下文学，缺乏独立思考，缺乏建立一个独特艺术世界的固执与偏执，缺乏精神冒险，甚至，也缺乏艺术的精心和耐心……”在诸如此类的理论话语中，李浩关于小说写作的真知灼见随处可见。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批评家身份与小说理性思考能力的具备，对于李浩的小说写作来说，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理性的自觉确实能够使他有效地避免小说写作的盲目性，使他清醒地面对自己意欲建构的小说艺术世界。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须得认识到，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于清醒的艺术理性自觉又极可能构成一种对于小说艺术感觉的伤害。归根到底，小说写作绝不能简单地凭借逻辑推理能力，小说写作的成功与否，所更多依赖的，恐怕还应该是一种带有突出混沌意味的艺术感觉能力。艺术感觉之所以是艺术感觉，正因为其中包含有一种理性所无法说明更无法取代的因素。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在很大意义上道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真理。因此，在充分意识到李浩理性思考能力助益其小说写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种负面作用的难以避免。
    比如说，在李浩的中短篇小说中，就存在着诸如《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A城捕蝇行动》《飞过上空的天使》这样几篇颇具荒诞色彩的“纯”虚构寓言作品。这几篇小说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李浩艺术想象力的异乎寻常。其中《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一篇，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392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篇能够充分彰显李浩小说写作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作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作家对于小说人物的命名方式上。或许李浩自己在命名时并无特别用心，但诸如约瑟夫·格尔、玛格丽特·乔尔之类带有欧化意味的人物命名，显然强有力地象征并见证着“未来大家top20”颁奖词给李浩作出的定位：“他不讳言师承着欧美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传统，借此他获得了精进的文学姿态和出色的写作技巧。”李浩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情有独钟，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理解李浩小说所无法舍缺的一个必然途径，就是对他与西方现代文学谱系之间关系的考察与辨析。既然故事发生在未来时间，那李浩也就只能够凭借自身出色的想象力来构建小说文本。具而言之，李浩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情节构想。一个方向是约瑟夫·格尔怎么样做月球旅行的准备工作以及在此过程中与邻居之间的碰撞纠葛，另一个方向则是叙述者“我”关于约瑟夫·格尔登月之后可能性遭际的一种猜测性描写。必须注意，这是一篇解构色彩格外鲜明的小说文本。在叙述者的叙事过程中，我们会不时地与这样一种解构性话语“邂逅”：“约瑟夫·格尔要到月球上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你期待在他的故事中，出现什么样的惊奇，还是，根本就不对这个故事有所期待？你打算看完它么？”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小说那样一个解构性的结尾方式。当约瑟夫·格尔业已做好全部的登月装备之后，他收到了旅行被取消的通知：“你的登月旅行已经被取消了。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具体的原因我们无可奉告，不过你可以选择再乘坐我们的下次飞船，我给你的文件上面有下一次飞行的具体日期。”更加吊诡的是，“好在，它只是我的一个想象，我把它存在了我的文档中。它和约瑟夫·格尔的登月计划以及实施没有关系，它只是我个人的想象。想象和现实之间存在关系，但它们的关系不是非常的确定，有时还会恰恰相反。”从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于《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这样的“纯”虚构作品，依赖的是作家的艺术想象力。但更深入地想一想，你就能够发现，在艺术想象力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的突出。从根本上说，正是依凭着叙事过程中不时出现的解构性话语，依凭着一种事理逻辑的推演，李浩方才可以完成这类“纯”虚构寓言作品的写作。
    （全文详见《广州文艺》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