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Literatur）中的前七卷文学史部分（后三卷是索引和工具书）的中文译本，已在2008—2013年间出版了。这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最先出版的，是《中国诗歌史》（DieChine⁃sischeDichtkunst），这在顾彬看来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现在把我的《中国诗歌史》作为首卷付印的话，那也并非出于作为编者和作者想要占据首位的虚荣心，而是处于历史的必然：众所周知，就是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也都是以抒情诗为其开端的。”顾彬1976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DaslyrischeWerkdesTuMu(803–852).VersucheinerDeutung.]，并于1985年出版了《空山——中国文学自然观之发展》（Derdurchsichtige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inderchinesischenLiter⁃atur.），这些都是以诗歌为中心展开的。
    一
    顾彬认为，他的这部诗歌史有多个不同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到了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为什么不可能会再有好诗出现了。10世纪中叶以后的诗歌完全没有办法跟唐朝及以前诗人的作品相比。这说明宋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允许文人写好诗了，他们转到其他的文学形式上去了，比方说小说、戏曲、散文等等，特别是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时代，对社会、对自我、对文学的见解不一样。中古时代的唐代，宗教和美学是不可分的。顾彬认为，唐末以前，文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美学式的关系，这当然也包括哲学、宗教等等在内。但到了宋以后，文人与社会、政治、文学的关系不再是美学式的了，而是伦理式的关系。面对社会的问题，宋代的士人不再想从美学出发来解决了，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宋以后，中国的诗歌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宋代人不能够再创造什么意境了，他们的语言冗杂、繁复，虽然思想性不一定比唐代人差，但想要表达什么就会径直告诉读者，不再需要什么含蓄、委婉了。顾彬认为，即便像苏东坡这样的宋代大文豪，他的诗歌成就也没有办法跟唐代的诗人相提并论，但他的词和散文写得还是相当出色的。如果今天我们只从形式上来研究苏东坡的诗歌，那么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好在他是有思想深度的。跟唐代艺术的大气、自信相比，宋代艺术更趋于精致与紧缩。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的行书，奔放、挺拔、飘逸，甚得二王之精髓，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仅仅保留了外在的形式而已。
    二
    对顾彬来讲，《诗歌史》一书是由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迄今为止被人忽视的宗教观点应当成为我的表述的三条线索之一。另外两条线索是把探讨‘忧郁’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探讨‘个性’或者‘个体’这样既困难、又讨厌的问题作为主题。”
    顾彬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当中，只有杜甫，我们可以将他看成是一个世俗的诗人，其他所有的诗人都是具有宗教背景的。《诗经》《楚辞》以及赋、乐府都是古代宗教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随着佛教的传入，中世纪以后，诗歌中超逸的精神与宗教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论及孟浩然与王维的时候，顾彬认为，他们的诗歌所体现的是佛教的“觉悟精神”（derer⁃leuchteteGeist）。因此，宗教的视角（religi..oserAspekt）作为一根红线，贯穿着顾彬整个的中国诗歌史。
    顾彬《诗歌史》另外两根红线，一条是“忧郁”（Melancholie），另一条是“个性”（Subjektivesbzw.Indi⁃viduelles）。实际上，对顾彬来讲，“忧郁”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因为中世纪的诗人，从三曹到苏东坡以前，好像无论哪一位中国诗人，他们都在说“愁”。那么“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又“愁”什么呢？顾彬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愁”能够跟欧洲很晚才出现的那个完全没有明确渊源关系的“忧郁”，也就是Melanchol⁃ie，进行比较吗？他认为，欧洲实际上是到了文艺复兴前后，才出现我们今天了解的那一种Melanchol⁃ie，忧郁。而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教会是根本不允许人们发愁的：一个修士如果发愁，那他就是在犯罪，因为神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再有什么事情需要忧愁的了。因此，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基本上没有谁敢发愁。反观中国的中世纪，尽管人们也受到了佛教、道教的影响，原则上可以不愁了，但他们依然会时时刻刻将“愁”挂在嘴边，特别是李白，不仅要“长安不见使人愁”，寻隐者不遇也要“愁倚两三松”。当然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比如对曹操来说，也是“独愁常苦悲”，不过他有“解愁腹，饮玉浆”的排解方式。而他的儿子曹植“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就没有其父的潇洒了。顾彬一再提出来，这些中世纪的文人为什么愁？这愁又究竟说明了什么？
    贯穿《诗歌史》的第三条红线是所谓的“个性”或“主体性”，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不少西方的汉学家，特别是美国的汉学家们，一直想要证明中国在六朝、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主体性。顾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欧洲其实到了18世纪末才产生了所谓的主体性思潮，并且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主张而已，当时的主流思潮并不重视这些。到了19世纪，也不敢说有很多人知道主体性是什么，或者说主张主体性。实际上是从20世纪开始，至少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才慢慢接受主体性的观点。当时大家都说主体性是一个好的主张，特别是1968年西欧学生运动以后，我们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所谓主体性。顾彬认为，从哲学、神学的角度来看，主体性是非常复杂的，没有办法将其简化成几句话。因此他希望通过《诗歌史》来进一步说明，至“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主体性的因素。如果有这类东西的话，研究者也应该小心加以对待，仔细审视当时的历史思想背景。比方说鲍吾刚就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意思是：在宋朝以前，中国文学、哲学里面所有的“我”其实都是“我们”。这实际上跟欧洲的情况非常类似，以往德国的“ich”（我）是“wir”（我们）。一直到了歌德时代的18世纪下半叶，“ich”才真正成为了“ich”，而在这以前根本不是，诗人也都说“wir”，不说“ich”，如果说“ich”那也是“wir”的意思。
    三
    如果说中国学者在诸如文献和考据方面占据一定优势的话，那么作为德国中国文学研究者的顾彬在理论、方法和分析方面见长。同时，比较文学的视角也是他审视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钱锺书在论及比较文学的目的时指出：
    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tteraturegenerale）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德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无疑也是比较文学的一种，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维结构的许多共同之处。顾彬《诗歌史》中的三根红线，既有超越时空的相似性研究（宗教性），也有所谓缺类研究（一国有，而另一国无的比较研究，如“忧郁”和“主体性”）。正是通过这种“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研究，才能真正凸显出中国文学的特质来。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中国学者认为：
    我们至今还甚少那种具有理论色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人们迄今所做的大多往往还只是对文学发展外在表象的、断续的描述，虽然也在局部的问题上有过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却都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抑或一段文学史作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的把握。如果从放眼未来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还仅仅处于欠科学的状态之中。
    我认为，顾彬以三条红线贯穿始终的《诗歌史》不失为对整个中国诗歌史“作为内在逻辑的流贯而完整把握”的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