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占最新中篇小说《后海》或可称为其近年创作的重大推进，也是一场颇富挑战性的社会构建。《后海》首发于《中国作家》（2023年第3期头题），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3年第4期）《小说月报》（2023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3期）等头题转载，此部小说也是阿占即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后海》的主打篇目。
    《后海》以青岛城市变迁实现国家之维的时代关切，文本聚焦于“后海”至“前海”的演进，以此呈现恢宏的百年城市发展变迁史，同时，在青岛工业发展历程的叙事推进中，以白描之法，在微观图景中实现以冯氏家族为代表的人物命运的跌宕书写，两条线索统汇于“前海”与“后海”边界的弥合之中。阿占以介入边界的形式，揭开城市内部割裂的“面纱”，进而在映射时代的裂隙中实现边界的跨越，也由此创造出由主体性行为推动塑造社会构建的书写样式。
    一
    “后海”与“前海”之间：
    一场回溯前进式的社会构建
    社会构建是由各种时间和空间形式塑造的，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它们”。《后海》中，“后海”与“前海”之间的“后”与“前”暗合着被界定的空间性与内蕴的时间性。小说中，以冯家五子为主体的后海人多舛际遇的历史书写，不仅是个体之“记”，也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集体之“记”。20世纪至21世纪百年社会发展变迁之下，从后海至前海，从青岛到福建海岛，从广州再到阿姆斯特丹港，最终回归后海，作者以回溯前进式的书写实现历史钩沉，展现出工人黄金时代的幽微之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之海，以及新时代语境之下，疾速运转的市场经济新秩序，阿占在展现人物生存位移的过程中，敞开一条通往未来的精神秘径。
    “前海”与“后海”，作为青岛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不仅表现在地理环境的差异中，还表现在旧习俗、生活方式，以及差异化的身份认同之中。“后海乃糙野之地。是处风野，浪野，滩野，人野”，“前海打造旅游码头和CBD，到处都有网红打卡地，城市封面都在前海”，二者鲜明对比中，阿占选择“糙野”的“后海”而非光鲜的“前海”，并以此作为推进生命旅程的叙述原点，已然展现出重构历史，实现富有纵深感的社会构建的诉求。如同“沼泽之地”的隐喻内核，植根于泥滩的“混沌”，注定“后海”海域的复杂性与丰饶性，这也意味着“糙野”的“后海”，同时淬炼着生命的硬度。从作为城市名片的前海，回溯至作为工业奠基地的“后海”，阿占在地理版图的勾勒中实现历史发展脉络的重梳。
    在青岛移民史中，“后海”展现出其所处原点位置。“明洪武到永乐年间，为当朝守卫所的官兵，携了家眷，来到鳌山卫、浮山所、灵山卫，算是第一拨移民。”至于1897年，德国人闯入修筑铁路兴建码头，第二拨移民建国之前已从十万猛增至八十万，20世纪初，青岛经历过两次移民潮后，逐渐实现跨文化的融合，从近代青岛过渡到当代，多元也构成青岛的本质特征。作为构成青岛地理版图的部分，后海在整体城市格局中实现确立，并展现出其作为制造业发生的历史基因。小说中，冯氏家族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确认，实现特定时空下社会秩序的嵌入。具有历史经验投射意义的“元、跃、谷、学、季”，冯父的铁路巡道工身份，以及冯母的纺织挡车工身份，在交叉的话语、家庭与关系网络中实现后海参照系的建构。
    在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属于后海人的社群生活、技能以及生活方式，通过基于生产实践的现实经验实现历史映射。小说以“上街”、“下街”、后海滩涂，勾勒出后海人的生存与生活经验，“上街”三盛楼的羊肉蒸饺灌汤、美林烤鸡、老沧口糕点，“下街”繁盛的纺织厂、化工厂，以及夹杂着货车嘶鸣的火车站，后海滩涂的肥沃与泥淖，在坚实的工业根基中，实现人们生存方式的构建。至于20世纪90年代，时代裂变湮没已然消逝的众生际遇，在市场之海的浪潮中，大元的溺亡、冯母与冯父的相继离世皆成为历史尘埃。伴随着体制改革、企业改制，后海人不再局囿于后海，谷子去往前海经营的快艇生意，也成为空间意义的首次突破。此后，“杀街”的出现与拆除，快艇的更新换代与升级，谷子的烧烤店，刺鲅的旅游观光公司，皆成为实现城市内部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再生产的重构明证。
    百年来，曾经兼纳纺织厂、橡胶厂、化工厂、碱厂和机车厂的后海，伴随着改革开放辉煌的发展实绩，以及新世纪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逐渐成为历史印迹。“后海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大面积填海和棚户区改造。滩涂上，长起钢筋丛林”，新世纪，后海纺织厂宿舍的拆迁，成为工业基地符号化象征的历史界碑，前海的勃勃生机，也代表后海存在意义的昭显。至于当下，后海“破损车间”的重构，则意味着重塑空间的可能，展现出以工业遗址为依托的工业旅游发展的潜力。在历史的纵深布局中，文本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化特征，在濒临消逝的遗址或遗迹的复现中，打开超越无限和变形的可能，以回溯前进式的叙事重建视野，并在青岛城市工业发展脉络中，实现富有历史感的社会构建。
    二
    海洋景观：
    地方的精髓与抵达灵魂的“铭刻”
    在十六世纪中叶的法语词典中，“景观”作为“画家们的通用词”，特指一种画，或是某类画作的一部分，从阿占创作的延续性来看，无论是《制琴记》还是《后海》，皆表现出一种以画家的视角构建文本的形式，带有鲜明的景观意识，这种构建景观的意识并未停留于地域面貌或风景，而是建立于人与地方新型关系的演变书写之中。阿占笔下，景观不仅作为人物延伸的布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也成为视觉之外，个体与世界之间存在关系的交互。一方面，作者笔下海洋景观的书写必然受到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界定，另一方面，作为参与景观建构的主体展现出自身的主观性意识，作品在地域特质之上展现出一定的人文共性，个体与地域的整合形成视界的融合。
    《后海》中，“前海”与“后海”截然不同的自然元素，本身便具有象征意义。“一弯月牙滩上，沙细如粉，色泽泛金。放风筝的、打旁练的、露营的、卖贝壳的，闹哄哄的都在那里”，前海是光鲜亮丽的“面子”，与之相较的则是后海的“糙野”，“麻赖”的“泥滩”，与直冒黑烟的“大烟囱”成为工业奠基地的后海的发展写照，二者以对立的形式出现，却串联起岛城的“面子”与“里子”，作为支撑城市发展的两翼，共同搭建起海洋景观的体系。前海与后海交接的地方，作者特别强调了“洋流”和“鱼群”，“环岛海流带动起海底沙泥，水质混沌才能鱼种纷繁，鱼群的穿梭不停就像岸上的喧嚷不息”，作者打破视觉层面的客观差异，以海的形式将其演变为可移动的边界，并进一步延伸至沿海居民的生存根基之中。
    小说文本中，景观的呈现与小说人物的生活息息相关，作者对于海洋景观细节的描述经由鲜活的个人视角展开。后海人家一起赶海的画面，不止铺展开以海为生的人们的生活场景，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于这片如同土地般的海域的依恋。“众人从大杂院奔出，轰隆隆地往海边去。推小车有之，挑扁担有之，挎篓子拎钩子，妇孺皆不走空”，大风骤停之后的赶海经验在漫长的回忆中实现生存方式的表达，赶海水平高低与生存能力强弱之间的等同，也搭建着后海人的认知体系。嘈杂而洪烈的现实经验是依海而生、以海谋生的沿海居民，通过海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也塑造着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海成为人们生活，甚至牵涉生死的不可分割的客体，大元的溺亡，以海为墓的叶父，谷子与叶简兮在海中命运的纠缠，皆代表着一种基于海洋景观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是身体层面与海共生的状态，也是浸于精神内核的情义表达。
    小说展现的城市内部，个人记忆成为激发集体想象的触媒，美学层面的展开书写，进一步确立原本带有断裂意义的集体认同。在《影子之歌》中，桑戈尔将来自“河流、风和森林的诗句”作为“裸露躯体内的血液的节奏”，并以此抵达灵魂深处，在阿占笔下，由海生成的景观经由不同生命个体的聚焦，成为共同的认知，呈现景观的书写经验，也成为作者的思考途径，代表感官感受的“内在和深处”。在此前提下，孤悬的“鱼鹰”、洄游的“石鲽”，皆成为生命的“广延”，在抽象意义上，个体生命实现作为记忆之地的集体铭刻，成为构成地方的精髓的强大象征。
    经由共通的城市记忆，集体想象之上的历史，熔铸于青岛的人文遗产之中，从而展现出更为多元的海洋景观。相较于《满载的故事》中颇具传统指向的文学符号表述，《后海》表现出对于城市化进程如何实现文化延续的明显的推进，并直接介入布满裂隙，相互杂糅的现实局面。青岛，作为阿占小说创作的原生态布景，百年老城人文景观的重置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可以看出，作者对将地方作为记忆与铭刻之地的践行，而承袭传统文脉，实现文化内蕴力量的传递也成为文本的内在召唤，作者并未抛弃历史的参照系，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重构。
    作为一位多栖作家，阿占笔下的海洋景观展现出艺术家的特质，作品并未拘泥于传统理性视角下的“透视”，反而多以抽象的“叠合”结构出现，这使其创作在丰盈多层的叙事结构中体现出艺术的灵动。读者不再是文字之外被隔绝的“看客”，反而成为“内部景观”的沉浸式体验者，小说文本在“湿漉漉”的“海气”与“潮气”中，达到城市、人、海之间纯然的融合。早在此前创作中，阿占便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实现植根青岛的海洋建筑、民俗的书写，因此，其营造的海洋景观不仅是知识层面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打捞，小说中明丽的色彩及意象的勾勒，也实现艺术之间的碰撞交互，由此实现“铭刻”，展现出基于青岛独特的海洋景观通达灵魂的动态样貌。
    三
    在大地栖居：
    身份“联姻”与主体性价值
    时间与空间是社会个体经验不可分割的存在，这蕴涵着一种特殊的情景性规定，即人类存在相对于世界的“位置性意义”，当个体的生活经验伴随时空转换实现社会轨迹的演变，则意味着在特定时空之下，具有主体性的生命个体，也在实现自身价值与意义的推进。在此前提下，《后海》中的“后海”与“前海”，不仅仅是基于城市历史、景观层面的社会构建，同时还指向时代中个体的“此处”与“他乡”，二者的边界之处，成为推动创造空间，实现身份“联姻”与主体性价值的所在。
    作为小说主人公的谷子，其命运轨迹在生存方式变迁以及情感经验上展开，谷子身上的生命韧性，不仅具有“行走于天海之间”的满载的特质，同时还有源自后海的“野”，这种“野”性是一种秉承道义的勇毅。当少年们把流氓习性当英雄气概，甚至堕入歧途时，谷子已经拜师大漠，获得江湖道义点拨，当大元与母亲相继离世，冯父整日醉于酒中，二跃搬至厂区宿舍，谷子成为冯家顶梁柱，偶然的历史变迁，展现出时代记忆的多维。90年代，谷子停薪留职离开后海投奔刺鲅，旺季在海水浴场做游艇观光，淡季做烧烤生意，前海谋生的过程中，谷子始终秉持侠义热肠，面对“杀街”混混的威逼驱赶时也并未屈服，而是为保全刺鲅作为公职人员的声誉自愿改去晒鱼，直至位于前海的烧烤店落实，谷子从颠沛流离走向稳定，谷子谋生方式的转变既展现出主体性的可能，同时，也展现出个体在如浪潮般汹涌的时代的渺小，这也暗示着更为艰难的精神突围。
    谷子生存方式的变迁实现肉体层面的身体位移，当他成为叶简兮生命以及精神的归处后，在身份“联姻”前提下，则实现由“后海”至“前海”精神意义的串联。谷子为叶简兮前往赵既白所在浙美时的会面场景具有丰富隐喻意义。谷子抵达小白楼的教室时，赵既白正以裸男的形象出现于致敬法国雕塑家罗丹的写生课上，当谷子以暴力的形式替寻死的叶简兮完成“报仇”时，在写生课上“身体之美”的意外发现经验中，谷子以观“他者”的方式实现自我的镜像审视，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意味着精神层面的冲决。在谷子的婚恋史中，年轻时他没能与橡胶厂舞蹈队的台柱子曲小莉结合，而立之后也未迎娶曾经有好感的已经离婚的班花，或是别人介绍的镇邮局工作的年轻姑娘，直到挽回在海边寻死的叶简兮，两人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以两块“孤岛”的形式经由海实现联结，当叶简兮确认只有谷子才能负载她的“画具”，前往“黛色山峦如伞”的山谷时，也意味着谷子实现真正生命意义的“前海”的抵达，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叶简兮精神的复活。
    阿占介入城市的裂隙处，不仅触摸到城市前进轨迹的“疤痕”，也揭示出人类“在”的深刻内涵，并由此探入灵魂与肉体的归属反思之中。对于“游荡”的现代人来说，依凭记忆打开空间的过程，也是自我缺席的确认，“后海”与“前海”，同样喻指生命的“此处”与“他乡”，与机械厂厂医私奔前往广州的二跃，前往福建海岛当雷达兵的四学，在南京上大学的小季，北上南下追逐艺术梦想的赵既白，皆是如此，他们被时代的浪潮席卷，承载着生命的重负，渴望实现“后海”的突围，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仓皇以及精神的落寞，生存背后是归属性问题的投射。因此，当谷子在面对生存危机时，他感到“比胃囊更饿的是内心——内心总有空落感”，在没有“任何标识物的”漆黑海面的行进旅程，以及“全无知觉”的疼痛，恰是时代中个体的生命途迹。
    在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追问”中，《后海》提供了基于“来处”的未来反思。野蛮生长的“后海”，成为植根童年或祖辈父辈记忆的原始风景，去往“前海”则在主动或被动中成为必然，这个过程同时代表着完整的“我”的呈现，即从生命的一端抵达另一端，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实现“前海”与“后海”的汇流，从而完成碎片、撕裂、被切成两半命运的弥合，也由此呈现出完整生命历程的书写。与此同时，作者并未隐去其间必然经历的生命创痛。叶简兮身患“渐冻症”后，即便在谷子悉心呵护下实现生命的延长，但是“天上人间”的结局，却意味着个体为抵达完整的“我”，所经历的难以战胜的孤独、创伤，甚至遗忘，这些在个体的成长中以命运的形式存在，既拥有宿命般的悲剧性，同时又带有永不止息的悲壮感。
    作者意识到记忆与景观的关联，以及真实的历史面貌对于当下人们的精神意义，因此，文本中的空间重塑，是在重返历史深渊，并在保障后世对话可能的前提下实现的。在此意义下，具有主体性意义的“博物馆”，成为介于生者与亡者的共享空间，原本隔绝的“后海”与“前海”实现融通，众人对“破损车间”的修复，意味着空间的创造，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博物馆”将作为地方性的景观实现内在力量的释放，它将不同的故事拼接成城市的某一侧面，盘踞于不同时空的印迹，以地方之灵的形式抵达人们的精神，这个过程通过审美的方式实现留存与开放。
    《后海》中，阿占基于历史与海洋景观的社会构建的统摄，实现富有主体性创造的生命轨迹推进，从而建构起更具普泛性的经验价值。作为百年工业奠基之地的后海，以新世纪城市发展的坚实后盾的面貌被凸显，介于边界的生产图式中，个体不仅与时代发生关联，同时行动者也主动生产出他们自身的空间。后海人物命运轨迹的迁移书写中，作者实现以“善”为内核的传统召唤，并以此激扬后来者，基于个体的集体记忆推进中，主体性价值的创造，实现原本割裂的城市版图，从地方性中的解放以及融汇，在此意义上，“后海”与“前海”的演进历程成为时代微缩“原型”，既是生命肌理的勾勒，也是当代城市发生以及发展的文学佐证，映射出作者深重的时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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