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杨争光，著名作家，影视编剧。1957年生于陕西省，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诗歌、小说、影视剧写作。著有《土声》《南鸟》《老旦是一棵树》《黑风景》《棺材铺》《从两个蛋开始》等一系列优秀小说。担任《双旗镇刀客》《杂嘴子》等多部电影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编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 （吴忠平 摄）
    
    ▲《文字岁月》杨争光 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11月
    
    
    《少年张冲六章》杨争光 著作家出版社 2010年3月
    
    《驴队来到奉先畤》杨争光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
    
    《从两个蛋开始》 杨争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8月
    
    《老旦是一棵树》法文版。 （资料图片）
    杨争光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从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1999年开始移居深圳，参与了中国诗歌、小说以及电影发展的很多重要时期。《文字岁月》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杨争光的最新力作，书写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炼成之路，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出发，畅谈阅读、诗歌、小说、电影等多方面的经历与感悟，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方法与创作理念，有对生命的探询、对艺术的思索和写给世界的箴言，更有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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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没想过写一本自传。这一本，最多能称之为我自己的一种粗略的纪实。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最近在看什么、写什么？谈谈您的阅读、写作习惯。
    杨争光：除看了几本跟文学没有关系的书以外，主要是资料性阅读，一直想写一本书，至今没有开始，所谓的资料性阅读，比较实用，为要写的这本书做点准备。这样的阅读比较杂乱，有些还得借助网络。我不会使用网络，就得找人帮忙，挺惭愧的。
    因为朋友的鼓动，做了点准备，从7月份开始做了一个公众号，叫“杨争光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批评指教，里边分了几个板块：“说一不是二”、“虚构”、“语丝”、“推介”、“阅音”、“墨书”，分别推送，刚开始每天一次，现在改为每周三到四次。
    我至今还是传统书写，用笔和稿纸，没学会电脑写作，也不打算学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字岁月》和您以往的书相比，有哪些不同？
    杨争光：这本书是深圳读书月“年度作家”的副产品。不是创作，是自我的一个回顾，虽然粗略，但还是清晰的。我大致的生活经历；我的阅读；我与诗；我的小说写作，电影剧本写作。书中收入了一百多张图片，都与上述的内容有关。我也写过电视剧，但这一经历没有写进这本书，如果要写的话，也还是有点东西值得写的。
    有人误以为这是一本自传。不是的。我从没想过写一本自传。有资格写自传的人多了去了，他们都没写，我哪能厚着脸皮写一本什么“自传”？他们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写，也可能是因为这么写不行那么写也不行，就干脆来个去他的不写。也有好多人写了，为政的，为学的，为艺的，五花八门，我看过一些，没一本能看过眼，面对基本的且亲历的事实或故意丢失，故意遗忘，或故意掩饰，故意隐藏，这样的书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我的这一本，最多能称之为我自己的一种粗略的纪实。
    2
    说到旧照片的意味，每一张里都隐藏着我的故事和情感。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旧照片，您平时如何存放它们？对您而言，旧照片意味着什么？
    杨争光：我上大学之前的照片，一张也没找到。事实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条件拍照。不光是我没有条件，我们村上的人几乎都没有。如果要照一张照片，就得去照相馆，大多是为死亡准备的遗像。我外祖父就有一张。我祖父我父亲到死都没有。我父亲是曾经的公职人员，有的那么几张是别人给拍的，竟然让我妈保存下来了。这么一说，我有点奇怪，我的这一本书里怎么就没想着放进去他的一张照片呢？但又一想，那时候随意照的一张黑白照，原照片都看不大清楚，翻拍一下，放到书里，可能一团模糊。
    我很少照相，也很少保存照片，保存下来的也不是因为觉得它们珍贵，就是没丢掉而已。我自己保存的我自己的书，没有几本，都送朋友了。常看古人的文章，有一个词叫“敝帚自珍”，我可能是一个太过不“敝帚自珍”的人。有朋友喜欢，就送朋友，所以，刚才说的那一个保存应该打个引号，不是有意的保存，是还没送出去。
    说到旧照片的意味，那当然还是有些意味的，尤其是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的时候，有许多张我还是愿意仔细“阅读”的。每一张里都隐藏着我的故事和情感。有个词叫五味杂陈，我在“阅读”这些旧照片时候的感受，是百味一锅炖。还有，能把这些旧照片收集来，得要感谢保存这些旧照片的朋友们，感谢他们的有心，也感谢他们对我的不弃。
    里边有些我和名人们的合照，却是存放在我这里的，这还得感谢以“蟑螂”自称的我的蟑螂兄弟崔建明，他把这些照片做在了水晶里，作为礼物送给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做成水晶，他一脸鄙夷，斜着眼看我：放在里边，它们会永远不褪色的，容易保存的知道不？知道了知道了。
    照片可以不褪色，人能么？当然，这句话只是我的心想，并没说给他。我知道他的好意和爱意，他是希望历史瞬间永不褪色的，哪怕是普通的人。他热爱电影也许是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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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写作者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最权威的介绍，所谓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婚姻子女等等，都是辅助性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字岁月》鲜有地提及您的家庭、爱情和婚姻。您如何看待两性关系？
    杨争光：我并不忌讳说我的人生经历，包括我的家庭、婚姻和爱情。但我总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最权威的介绍，所谓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婚姻子女等等，都是辅助性的。花边新闻一类的东西，可以满足读者了解他们喜欢的作家的欲望，也可能扰乱对作家的准确解读。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形象，比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人和事距离作家更近，更为逼真——他的精神、思想、欲望、意趣、情感。
    到现在为止，我就结过一次婚，就一个儿子。两年前，儿子结婚了。8个多月前，儿子有了一个儿子。
    至于我的婚姻和爱情，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但对婚姻和爱情，尤其是对中国式婚姻和爱情，我却有我自己的认知和感受，也以为是切肤的感知。
    在我的观察和经验里，中国式的婚姻总给我一种“不爽”的感觉。纠缠、粘稠、甚至潮湿，让人望而生畏。身历其间，易生疲惫。原因很综合，既有传统的，也有现实的。让我感觉最强烈的是：我们给婚姻附加的东西太多，牵绊太多，它承担了很多爱情很难承担的东西。负力太重，身体就容易变形，甚至扭曲，甚至畸形。
    我不喜欢诸如“保卫爱情”“捍卫婚姻”一类的呼唤和呐喊。如果有爱情，是不需要保卫的，有爱情的婚姻，也无需捍卫。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已足够保持自己——是保持，而不是维持。因为婚姻实在不是“维持会”。
    我不欣赏我们的婚姻文化，也不大认可亲族文化、村社文化——它保障的是亲族和村社；是以消灭个性为前提的；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催生互相纠缠和互相虐杀。
    这种文化和我们的婚姻文化是共生共存的。这种文化是我认识到的最低俗，而生命力却最为顽强的一种文化。它也是我们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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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小说创作、电影写作相比，我并不轻视散文等短文写作。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公众号“杨争光说”里发表了许多您的杂文作品，您现在的创作重心是否由小说转移到散文了？谈谈您对散文创作的看法。诗歌、小说、剧本，以及散文创作，您最喜欢哪种体裁的写作？
    杨争光：新写的这些短文，也是我真想写的，与小说创作、电影写作相比，我并不轻视这样的短文写作。说得极端一点，所有的写作，都是因为有话要说，区别仅在于体裁的不同。当然，我也有偏爱，过去也说过的，我更喜欢写小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一个作家，您近距离地接触过那么多明星名人，您如何看待文学艺术和娱乐之间的关系？对于之前社会热议的王宝强、林丹事件，您在公众号中也有所评论，这些热闻会成为您的创作素材吗？
    杨争光：艺术是人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的一种需求，这也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它可以和人一起娱乐，一起思想，一起探寻，沟通，或者交锋，追究许多他们认为值得追究的许多小问题或者大问题。人不同，对艺术的需求也不同，各取所需。人不同，创作的艺术也不同，各有所爱。这里没有什么对错，甚至没有雅俗，雅人进雅室，俗人居俗地，萝卜青菜吧。有没有融合得很好的呢？也许有吧，但面对具体的作品，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在短文里边写到了所谓的热闻，是因为碰上了，也有话想说，就写了。其实写的也并不是这些热闻中的人事，而是想像剥葱一样，剥开这些人事，看看里面隐藏着的会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今年的诺奖颁给了缺席的鲍勃·迪伦，您如何评价？您如何看待获奖这件事？
    杨争光：我听说，鲍勃·迪伦并没有拒绝这个奖项，只是由朋友代领而已，和过去听到的传说并不一样。
    在我看来，任何奖项都是其领域的一个事件，以引起世界对这一个领域的关注，也许还要强调，这一个领域是世界不应该忽视的。至于谁得奖，是否实至名归，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我没听过鲍勃·迪伦的歌，也不太了解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有深入了解鲍勃·迪伦的强烈愿望。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我觉得在文学的领域里也许会唤起诗与歌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的传承以及诺贝尔奖对这一传承的现实成果的关注和认可。歌是音乐和文学的有机组合，文学家族不应该忽略歌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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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可能写电影，因为还有电影的梦想，长篇电视连续剧大概不会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经常游走于深圳、西安、乾县，能谈谈三地给您带来的文学滋养吗？
    杨争光：我的这本书里有这一方面的内容。现在，我没有新的补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字岁月》里有几张您的书法作品，似乎您的书法作品大多是写自己的内容？能否谈谈您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以及您的书法创作？
    杨争光：我喜欢写毛笔字，写毛笔字的时候倒不一定非写自己的文字，企图把它变成一幅所谓的书法作品。去年出了一本《察古观今——杨争光文墨》，大部分书写的都是我自己的文字，是一次毛笔书写的结集，并不称之为书法。
    书写能成为一门艺术，为汉字独有。从甲骨钟鼎，到竹木砖石，再而纸上，无论刀笔，皆风光无限。书艺的传承，是文明传承的组成部分，而在书写已经电子化的当下，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正受到严酷的挑战。艺或可分高下，术或可论长短，见仁见智，山水相宜，但不失汉字书写的端庄与优美，却是我一直的坚守。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电影、电视剧也是您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称您为“影视江湖上的老刀客”，近些年鲜少看到您的影视作品，“老刀客”是否还会重出江湖？
    杨争光：“老刀客”应该是朋友们对我的一个戏称吧。以影视作品中的“刀客”论，我实在是不配的，有点刀法，并不老道的。我有可能写电影，因为还有电影的梦想，但这并不是我愿意就能够成为现实的。它需要很多条件。如果条件成熟，有合适的机会，我就会写。长篇电视连续剧大概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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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孤峰”。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文字岁月》中称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孤峰”，为什么对他们情有独钟？您认为，当代能产生同样伟大的作家吗？
    杨争光：是的，到现在我还认为这三个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孤峰”。
    不管从历史，还是叙述文学的角度说，《史记》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在它之前之后，中国都没有过如此宏大的叙事，没有人能像司马迁那样，把中国的历史叙写得如此庞杂丰富，且血肉饱满，精神充沛，气韵生动。它像中国历史著述和叙事文学长河中的怪胎、孤峰，前后没有呼应，没有承继。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又一个怪胎、孤峰。它可以和我读到的任何一部外国叙事文学作品比肩媲美。单就其中金陵十二钗的凄美的生命故事，已足以让它之前之后的作家作品绝望。它和《史记》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创造的资源，还使许多研究者有了饭碗和浮名。
    鲁迅也是一个孤独的存在，而且不仅在于文学的意义。他以他全部的作品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奇观。他是孤独的反叛者，是绝望的战斗者，是现存秩序的对抗者，至死不回，至死不悔。他分清了奴隶和奴才。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实际的情形是，把他所有的作品在当下发表几乎都像新作一样有力。就因为有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才有了它应该有的重量。我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书一直是我的床头书。也正是《史记》《红楼梦》和鲁迅，我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不同时代的汉语富有的表现力和经久耐嚼的美感。
    至于当代能不能产生他们这样的作家，我不知道。至少我还没有看到。也许我的阅读太过有限。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自身，还有他生存、写作的土壤，空气和阳光。尤其在我们走进所谓的“现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