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当代历史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使命。宁肯小说《三个三重奏》在这个意义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写了官场，但既不同于反腐题材的直白批判，也不同于官场小说的崇拜与迷恋。它也写了商场，但小说既不是商人的发家史，也不是世俗的商海猎艳。小说将情场、官场与商场纠合在一起，却从监狱与性爱开始写起。《三个三重奏》的表层结构是权力、金钱与性爱，深层结构却是历史与人性。它是一种回忆录式的末日审判。
    一 占有与扭曲：两性关系中的杜远方
    杜远方在小说中刚一出场就意味着要和黄子夫争夺同一个女人：李敏芬。杜远方是一个逃亡中的国企老总，而黄子夫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杜远方刚刚作为一个房客住进李敏芬家中，而黄子夫则与李敏芬在同一所学校同事了十几年。这场对手之间没有见过面的争夺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展开的。杜远方与黄子夫都是权力的拥有者，不同的是，杜远方的权力更大，是曾经的权力，与李敏芬没有直接的关系。黄子夫的权力小一些，是现时的权力，对李敏芬也是直接的。两个男人在权力的浸淫下，都有些不可一世，似乎李敏芬只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猎物。从两人的外在上来看，黄子夫牙齿不整齐，里出外进，脸总也洗不干净，一些黑点像煤渣一样，嘴角一颗多毛的瘊子。脸上的“煤渣”，在李敏芬心中进一步恶化成“苍蝇屎”。由矿物变成了排泄物。不仅如此，黄子夫见到李敏芬时还经常流口水。语言下流，行为粗暴。杜远方则“壮硕笔挺”，穿戴用项都是时尚名牌。用着香奈儿蔚蓝男士的香水，每天都要喝上一杯红酒。杜远方用过的浴室，地面擦得一尘不染，物品摆放井然有序。住在李敏芬家的一个房间，进出客厅时则是小心细致地响起门的开关声，以提醒或告知李敏芬。与黄子夫的语言下流，动作粗暴不同的是，杜远方会用歌声表达自己，还会各种浪漫，不仅陪李敏芬一起看电影，还给李敏芬做四菜一汤。
    李敏芬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女人。年龄已经有四十二岁，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女儿，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有几次没有结果的感情。在黄子夫的骚扰下，几年来过得也很苦。然而她这样一个有过多个男人的女人，迟迟不能接受黄子夫，并不是因为她要反抗强权，而主要是因为黄子夫的外表。黄子夫的牙齿、脸上的煤渣，嘴角的瘊子，让李敏芬觉得黄子夫形象猥琐，没进化彻底。不像一个人，而更像一个“猩猩”，更接近动物。如果黄子夫能在外观上稍微做点改善，李敏芬也愿意忽视黄子夫的精神实质，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黄子夫换了一副好牙，煤渣也去除了，瘊子也没了，敏芬激动极了，“宽衣解带，当场就要干。”。但是黄子夫虽然职位在不断地上升，但是始终没有在外表上改善。而且随着地位的变化，对李敏芬的暴力程度一日胜过一日。这个时候杜远方出现在李敏芬的面前，并且住进了李敏芬的家中。六十九岁的杜远方提着沉重的皮箱出现在李敏芬面前时，在感官上呈现在李敏芬面前却是“壮硕笔挺的中年男人”。虽然一开始李敏芬极力想使杜远方作为一个性免疫的“老人”状态生活在家中，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杜远方打破了。杜远方不仅身材整体观感是“壮硕”的，而且身体的关键局部，如舌头和“那物”也很大。他初次住进李敏芬家就有意无意地碰了她作为一个成熟女人的敏感点，从而迅速使两人从性免疫状态进入实质上的两性对峙状态。
    杜远方作为一个权势人物，权力的逻辑已经浸透了他灵魂的骨髓。他要爱一个女人，也是要征服一个女人，要这个女人完完全全地臣服于他。甚至可以说要这个女人成为他的奴隶。杜远方征服女人的手段也是“讲究”的，综合使用权力、金钱和性器官，而且注重文化和教育作用下的文明，他对黄子夫那一套粗暴的方式是瞧不上眼的，认为那太过于赤裸裸了，完全无视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尽管杜远方也使用暴力，但他使用的是语言的暴力，并不像黄子夫那样使用肉体的暴力。尽管杜远方的暴力语言让李敏芬阵阵发冷，内心绝望，伤害甚至比黄子夫的肉体暴力还要严重。但是语言暴力却不像肉体暴力那样让人意识到。即便从暴力手段上来说，杜远方还是高黄子夫一筹。
    性在杜远方眼中，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肉体，他认识到性的政治性，即性不是单纯的交媾，而是一种政治，也即是权力。他对李敏芬的性行为，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在来李敏芬家之前，杜远方躲在隐蔽的乙十六。从安全性上来说，那里是极为安全的。但是显然杜远方无法忍受那种生活。他在乙十六过着孤独的生活，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失去了权力体验，身边没有一个奴隶，自己亦无法成为主人，要实现自己的主人权力感，必须进入人群。而李敏芬的住所，满足了他的双重要求: 既得到了一个权力的对象，又得到了一个性对象。杜远方把阴茎看成法宝，成为他控制女人的工具。在与女人/李敏芬的性关系中表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主人。杜远方对李敏芬的征服，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从电影院回来后，杜远方与李敏芬发生了性关系，除了常规性交之外，还有口腔倒错，这一切都让李敏芬无限满足，彻底地臣服。李敏芬发誓：永远属于他。杜远方同样也相信她会死心塌地。
    对于生活在北戴河这样一个滨海小城的李敏芬来说，她曾一度缺乏成就感，但是通过与一个身份地位能量远远大于自己的男人杜远方的身体关系，让她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她知道了杜远方的真实身份之后，不但没有揭发，反而异常的兴奋和激动。她成为杜远方潜逃的共谋。 如果杜远方能够就此打住，不再有非分之想，那么他可能很舒适的一直生活在李敏芬家，和这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愉快地度过他的逃亡生涯。
    但是那就违背了杜远方的权力本性。杜远方在骨子里有着对权力体验的无限渴望。这种渴望体现在两性关系中，就是要不断地征服女人，不断突破女人的意志。与李敏芬的对肛性行为，就是杜远方体验权力的一种方式。杜远方并非不知道李敏芬反感这种性生活方式，但是杜远方的快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李敏芬的反感。他要证明一个女人已经完全臣服于他，甚至为了他的快感要违背自己的意志。
    然而李敏芬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女人。小说中的她有着自己强烈的主体性。不适的生理体验，和意志被违背的屈辱感，让李敏芬决意离开杜远方。
    在杜远方离开之前，曾警告李敏芬，黄子夫有可能对她下手。而事实得到应验，黄子夫升任副局长之后，回到学校迷奸了李敏芬，而且在最后的时刻，也发生了李敏芬忍无可忍的性方式。
    毫无疑问，黄子夫的非常态性方式，让李敏芬在意识中豁然开朗，一下子认清了杜远方対肛性行为的本质。从本质上说，非常态性行为本身是死亡的意象。是杜远方和黄子夫对李敏芬骨子里的鄙视。同时也是两个权势人物扭曲阴暗的心理的一种外射和发泄。
    李敏芬由此意识到杜远方对她来说实际上与黄子夫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李敏芬虽然告发了黄子夫，但是黄子夫几乎是逍遥法外。当杜远方自以为是地再次试图获得李敏芬时，跟随李敏芬到乙十六的是两个警察。小说故意在此模糊李敏芬的动机。试图产生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可以认为，是李敏芬将两个警察带来的。李敏芬将对黄子夫的非常态性行为行为的厌恶重新又转移到杜远方身上。杜远方毫不冤枉地承担了李敏芬对两个变态男人的恨。
    与杜远方的变态性爱相关联的是他的“冰一样”的心，是一颗“似乎永远也不能暖过来”的心。杜远方应该很清楚，李敏芬是他的避难所。而她难以忍受他的癖好。但是在两个人性爱的关键时刻，杜远方还是不顾李敏芬的意愿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只能说明这种变态性爱对于杜远方的心理有一种深刻的疗救功能。
    李敏芬作为一个女人对他的疗救，是让他即便在逃亡中也能感受他作为男人和一个主人的权力感。他对占有了李敏芬，而且在李敏芬之前，他曾占有过李离，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女人，但这种占有是心灵扭曲的折射。
    二、创伤与救赎：社会关系中的杜远方
    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说：“交媾从来不在真空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植根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深处，从而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 杜远方对于女人的无限度占有和扭曲的心灵是他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而对于杜远方来说，他最大的社会创伤就来源于他作为右派的二十年流放生涯。
    杜远方作为右派的流放生涯在小说中仅仅占了很小的篇幅。但我认为这是小说结构上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之笔。失去的二十年时间，是杜远方内心最隐秘黑暗的部分，它成为杜远方性格不为人见的根源。小说简略地提到杜远方到西北度过了艰难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当中，杜远方是怎么度过的，他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他的理性精神，是他要征服世界。那么他的爱情和他的肉体是如何安置的？小说中没有说。这个空白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张贤亮的章永璘系列小说。同样沦落到西北的章永璘在理性精神上也在读《资本论》，杜远方读《资本论》并做笔记这个看似轻描淡写、几乎不占空间的情节，小说有意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张贤亮，引向文学史。作为一个优秀的当代作家，作者不可能不熟悉张贤亮小说中关于章永璘读《资本论》这个情节。一般来说作家创作通常是超越前人，或避开前人。但是作者反其道而行，看似无意，实则有意要把读者引向前人。杜远方正是章永璘的后半生。
    李离说：“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开过花，没有过少女时期，也好像没有过童年、青年，这些光阴在我怕都是一样的。” 李离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结了婚，也可能是没有生命盛开的体验。而生命盛开是每个生命体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盛开的动力最终促使李离离婚并试图与杜远方在一起。同样，小说中虽然提到杜远方有一个结发妻子，但是显然在这特定历史时期的婚姻关系中，杜远方没有获得生命盛开的体验。对杜远方来说，那二十年时间是缺失的，同样缺失的是一个男子在青春的二十年中所可能体验到的生命盛开的感觉。这种生命盛开的感觉对一个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在他对女性的体验和对事业成就感的体验上。
    从西部归来的杜远方很快接手了“九里香”酒厂，并将其升级为“兰陵王”，并通过各种运作，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商业上成功的他，又与上层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但是上层政治力量是一个“黑洞”。杜远方身陷黑洞之中，成为黑洞的一部分。杜远方的办公室充分体现了他对事业成功的极端体验。他的办公室犹如一个王宫。由若干区域组成，里面裙装笔挺的办公人员犹如宫女，展示区有他与省委书记、中央首长、外国元首的合影。而且这些合影中杜远方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通常企业家在政治家面前的谦卑与谄笑。由此可以管窥杜远方在事业上所达到的高度。他作为一个男人，也体验了各式各样的女人，甚至包括年轻的女大学生。可以说创伤后杜远方完全获得了一种过度满足的补偿。
    但是黑洞带给杜远方对权力的正向体验同时，也带给他一种负面的体验。对肛性行为关联的是杜远方的权力体验，这是一种强迫，是在性行为中让对方违背自己的意志。在黑洞中的杜远方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李敏芬”，他也被迫做了自己不愿做的事，例如行贿。行贿也是恶心肮脏的，但杜远方也在行贿中得到了巨额财产。杜远方在社会权力中，在他那个黑洞中的异化，也是一种被肛交形式。杜远方在黑洞中的处境，正是一种由弱势男人与强势男人转变为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
    两性关系与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他和李敏芬的两性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另一种体现：极尽温情与严酷的控制结合。他与居延泽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对居延泽是他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而他对居延泽的热情、关心与控制恰恰与他对待李敏芬如出一辙。
    居延泽是杜远方找回失去的时间的双重路径。居延泽、李离、杜远方的关系最典型的构成了俄狄甫斯情结。李离是杜远方的情人，出于对杜远方的不满，她试图主动引诱居延泽，居延泽被她的严肃与性感所吸引。进而不顾一切地试图去占有李离。在对李离的占有过程中，居延泽在对一个成熟女人的情欲中，夹杂着对杜远方的挑战。在这中挑战中意味着居延泽对自己地位的不满。然而不幸的是，居延泽必须依靠他所挑战的对象，才能使自己脱离社会的沉淀力。李离对居延泽既有女人对男人的情爱，也有母亲对儿子的宠爱。杜远方对居然则既有一个老板对下属的严厉，也有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当1988年夏天居延泽再次与杜远方、李离相对而坐时，在他们中间呈现出一种父亲-女儿，母亲-儿子的类亲属关系。而这种类亲属关系是由情人-情敌的关系生发出来的。
    居延泽是杜远方的试图找回失去的时间的一枚棋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杜远方的重生。居延泽的年轻有为是杜远方一手促成的，这也是杜远方内心深处的一个梦，是对自己失去时间的一种补偿。由此，我们才能明白杜远方在以李离为中心的三角关系中对居延泽几乎无限的容忍甚至纵容。
    小说设置了云云这个角色，使她对杜远方有一种治愈功能。小说中提到：“如果敏芬刺激他‘生’的欲望，云云却让他感到欲望的终止。” “死已真的不可怕，一切即使这会儿也可以终止。这个世界属于云云。” 李敏芬刺激了杜远方生欲，是因为她在两性关系中延续了杜远方对权力的体验，对潜逃中的杜远方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但是这种“生”的欲望，是一种变态心理继续存活。在这种刺激下的生，是一种变态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杜远方一直在变态权力的滋养中维持生命。而云云是这个小说中唯一一个在金钱和权力逻辑之外的角色。云云所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这种情感里包含一种父爱。这时的杜远方就是一个父亲，像千万个普通的父亲一样，仰望着自己的女儿，为女儿做着最普通的事。但是云云更像一个来拯救杜远方的天使，而不仅仅是一个女儿。在杜远方眼中，云云是不同于他自己的跟他要钱的女儿的，也不同于可以用金钱消费的年轻女大学生。云云的纯洁使得杜远方的金钱与权力无处着力，迫使杜远方回归到人的本真层面，成为云云的一个仆人。在这个意义上，云云终止了杜远方在变态权力浸淫下的生命。让杜远方获得一种凤凰涅槃的机会。权力意味着无限的占有，它展现的是“多”，而云云恰恰展现了“少”，云云对这个世界的占有极少，却有着生机勃勃的快乐。云云的“少”是对杜远方权力生存哲学的启示和摧毁。杜远方觉得云云对他具有毁灭性，但他又非常喜欢云云。毁灭的是异化的杜远方，这种毁灭将带来杜远方内心的新生。在这个意义上杜远方获得了救赎。
    三、监狱与图书馆：历史诗学的形成
    《三个三重奏》的史诗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小说的展开方式，二是小说的静态呈现。从小说的展开方式来说，叙述人“我”在监狱中与死刑犯接触，并承诺他们将进入“我”的书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写的书，将是一份末世审判的证词。杜远方与居延泽对“我”所说的一切，就具有了一种末日审判中自我辩护的色彩。所以即便是马上面临着死亡，面临着此岸的消逝，杜远方和居延泽也毫不妥协，不断辩驳，不懈地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而我们最终发现所有他们主观寻找的合理性的根源都在历史深处。这就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历史。而且是层层推进，不断往深处延伸的。杜远方的叙事脉络延伸到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创伤的年代产生了杜远方。居延泽的叙事脉络主要延伸到八十年代，在居延泽看来：“80年代至少表面上是一个绅士的年代，一个贵妇的年代，一个《红与黑》那样的年代。”“那是一个于连的时代。” 理想主义甚至是野心主义的年代产生了居延泽。叙述人“我”和杨修的脉络，延伸到了八十年代，而且延伸到了文革十年，虚无的年代产生了杨修。在叙述人“我”看来 “我们的思想意识情感内心长于那十年。” 而来自那十年的“我们”在这十年结束时，精神上一无所有的虚无的年轻人，不堪历史重任。从小说静态呈现的维度，即非情节化的维度来看，居延泽毕业于历史系，杨修和叙述人“我”也出身于历史专业，而且杨修不断与“我”对历史问题展开讨论。不仅如此，杨修实际上将“我”即将要写的关于这些死囚的书定义为“野史”。 这些静态呈现都是富有深意的象征。它们都指向小说的史诗特性。
    小说中有两个重要的意象：图书馆和监狱。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及故事情节最终都凝结成了这两个意象。 图书馆是小说的一种重要意象。“我”有数万册图书，拥有一个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图书是精神的产品，是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对社会认识的成果。一个私人图书馆意味着对一种认识的视野和高度。叙述人“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自诩的。杨修在小说中占的比重不大，但是这个角色对我们理解小说非常重要。杨修与叙述人“我”的对话，打破了读者可能会有的对叙述人的盲目信任。杨修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叙述人“我”，不可能维持那种高高在上超然物外的姿态。叙述人“我”时常要在叙述过程中展示，甚至可以说炫耀一下自己的渊博的知识。这些炫耀知识的场景有时候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稚嫩，例如与杜远方讨论古希腊非常态性行为。杨修毫不客气地指出叙述人“我”的局限性。杨修指出叙述人“我”虽然拥有数万册图书，但是没有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体验过，那些书籍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叙述人“我”之所以喜欢坐在轮椅上阅读，恰恰是自残心理的折射。而这一点就连叙述人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杨修对他的教训一针见血。
    监狱是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意象。在小说中那些杨修所说的在“本质里待过”的人最后基本都进了监狱，杜远方、居延泽，当然也包括杨修本人。小说呈现出图书馆是监狱意象的明显对立性。叙述人“我”是“图书馆”的化身，而杜远方、居延泽、杨修则是“监狱”的化身。作为图书馆的化身，“我”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不断地做深度思考，甚至为了书籍而和那个出身高贵的妻子李南分道扬镳，身体上是孱弱的，精神上体现为两点：第一，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喜欢坐在轮椅上，这是潜意识中的残疾，第二，喜欢镜子，这是一种强大的孤独感。作为监狱的化身，杜远方和杨修，在身体上则是壮硕而充满活力，在精神上则极度自信，甚至自负。居延泽则象征着一种强大的野心。一种在世俗生活中不断向上的精神。
    杨修所指出的这种“图书馆”与“监狱”的对立性，是小说《三个三重奏》历史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图书馆”是认识，而“监狱”是实践。小说历史诗学的另一个意义则是隐喻了在这一段历史中认识与实践的分离甚至对立。这种对立最后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后果：认识深感无力，实践走向歧途。
    在小说叙事的维度上来看，宁肯小说在书写当代史的过程中，选择一种回忆录式的末日审判体。由此可以搁置善恶，从行动主体的心理切入。从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两性关系入手。从而展开对历史纵深的立体叙事。它以隐喻的方式对中国当代史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判断。小说大俗大雅，毫无滞碍地从肉体的最基层，上升到精神的最高层，这在当代小说中是十分难得的。
    以“肉体”，或“身体”进入历史叙事，这不能说是宁肯小说所独有的，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我的阴阳两界》、《革命时期的爱情》，以及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都可以说是以肉体进入历史叙事的典型。但是在王小波那里，“肉体”基本等于“性”。在莫言那里则是原始的肉体，这种肉体具有生物人类学的特征。而宁肯小说中“肉体”，则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肉体，这种肉体打上了强烈的文化和社会烙印。在莫言小说和宁肯小说中隐藏着两种人学观。而王小波则几乎完全是社会学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宁肯小说从“肉体”进入“历史”叙事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参考文献：
    ①.（美）凯特·米利特，钟良明译：《性的政治》，3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③④⑤. 宁肯：《三个三重奏》，305页、234页、213页、40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简介：朱永富，男，1983年生于山东日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居贵阳， 执教于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