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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韩松: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梦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南方人物周刊 newdu 参加讨论

     左起:江波 陈楸帆 夏笳 宝树 飞氘 图/沈煜
     中国的科幻作家,曾被称为「寂寞的伏兵」,随着《三体》 热,寂寞已被打破,更年轻一代的伏兵冒出草丛,这个「更新代科幻作家群」,又有着怎样的幻想与现实 
    6月中的一个黄昏,复旦大学老逸夫楼前的绿地。着红T恤、大高个的宝树最先端坐在靠树林的一颗大石头上,像一枚结实的“定心丸”。江波和飞氘分别坐到他侧边和身下的石面,姿态松弛。戴着白礼帽、身材窈窕的夏笳优雅地倚着树枝。站在另一侧的陈楸帆两手叉在裤口袋里,眼神如常的冷峻、犀利。
    对于不太读科幻小说的人,以上名字都过于陌生。但对科幻迷而言,这些人是继被称为“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的刘慈欣、韩松、何夕和王晋康之后,当下科幻文学界最活跃的一批创作者。就在拍摄合影前半小时,因为明星作家齐聚的圆桌讨论,复旦科幻工作坊能容500人的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便被挤得满满当当。
    “基本上这几位占了80后成熟科幻作家的一半了,他们都受过专业系统的高等教育,若说是聚集了科幻写作者中的智慧头脑和最优秀的笔头,并不夸张。其他(未到复旦活动现场)的还有郝景芳、张冉、迟卉、程婧波、陈茜、拉拉等人,我给他们起名‘更新代科幻作家群’。”《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这个命名虽然还有争议,但他认为这批人已然出现并树立了自身的位置和风格,需要有个名词来提高辨识度、与前辈作区分。
    2010年前后至今,《三体》三部曲的出版和获得雨果奖,引发“三体热”,形成世界科幻领域都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时隔30年后,《人民文学》也重新刊发科幻小说。陈楸帆、夏笳、宝树等人的作品由圈内誉为“国宝”的刘宇昆陆续翻译到国外。4月底,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2016雨果奖最佳短中篇提名,将这股科幻热又推向一个小高潮。
    国内第一个创立科幻文学专业的北师大教授吴岩提到,前阵国家几大部委开会,他也被请去旁听,听到“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世界创新强国”的目标。好像连科幻文字也进入了中小学生考试的题面,但考题需要ABC标准答案,“这是不是跟科幻的精神相悖?”
    所有这些繁华和迷幻的现实景象让飞氘既欣喜,又恍惚。6年前的某个夏夜,他和韩松拿着从票贩子手中买到的高价火车票,也是从北京奔赴上海,参加了一场名为“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的高规格国际研讨会。在两人回忆里,那是科幻作家首次参加如此“一本正经的、武林正宗的”主流文学盛会。为了准备好代表整个科幻文学群体的发言,他俩几乎彻夜未眠,如履薄冰。韩松描述,他和飞氘大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蜷缩在会场的角落里。“甚至在80后那些风头正劲的作家眼中,我们似乎也只是两个难以觉察到的边缘性外星生物。”
    从当时两人加起来的20分钟文坛发言,到而今为科幻写作独立开设的复旦工作坊整整两天的讨论,这种变化也蒙上了一种让人晕乎的魔幻色彩。
    刘慈欣曾说,中国的科幻作家是一群正在人群中出现的神秘异类,像跳蚤一样在未来和过去跳来跳去,像雾气飘行于星云间,可瞬间到达宇宙的边缘,进入夸克内部、在恒星的核心游泳……“像荧火虫般弱小而不为人知,但正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蔓延。”彼时的飞氘曾自我定义这群人为“寂寞的伏兵”。而今,寂寞显然已被打破,伏兵也早已冒出草丛。不过,年轻作家们的创作力是否持久,却依然是一个问号。
    科幻现实主义
    写科幻小说,目的不是用来隐喻和批判现实,这是刘慈欣的态度。不过,更关照现实、体现出自身对现实压力的纠结和理解,却是更新代作家有别于上一辈的突出特点。《北京折叠》便是一例。
    大概在22世纪,社会空间分为三层,从精英人士、中产到底层劳工各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的周期。越上等的人不仅仅有更精致的生活,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处于第三空间的老刀,为了孩子的教育,铤而走险进入通常无法逾越的其他空间,企望通过为别人送信挣得收入来改变境遇。然而在几个空间里辗转、偷渡往复之后的老刀发现,“不论谁的生活都是一样操蛋。”
    在科幻文学的领域里,这种时空穿梭、反乌托邦设置并不新鲜。整篇小说也没有激烈的类型化的冲突,而是平淡如流水一般地描摹老刀的生活与心态。“但里面的人物令人有认同和代入感,整个小说就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表示。
    一袭长发、面庞白皙的郝景芳便是一个穿越3个空间的观察者。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浸淫在自由家庭文化里的她算是在“第二空间”长大。担任国家发展基金会的研究员,令她见到不少如“第一空间”里的政府要员、企业高管。在这些人经常出没的高档场所里,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如同喝咖啡那么容易”。而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也是她愿意投入心力去做的,恰恰是为“第三空间”的贫困儿童入学、改善就餐跋涉努力。
    曾经有几年,她住在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省份的家人孩子,为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几个小时之后,她又随着工作和服务对象,进入另一个迥异的世界。她因此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生。
    但她的思考比一般的阶层矛盾又多了一层: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当垃圾工们连被剥削的理由和价值都失去了怎么办? 郝景芳强调,她想写的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生活。“这两点兴趣是之前的火星系列和《北京折叠》所共同的,也是我未来写作的核心。”
    和她知交多年的陈楸帆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深远,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创作主张的“科幻现实主义”便是他在4年前的行业讨论中提出的。
    35岁的他话语节制,“无谓的交流太消耗能量。”内里,逻辑缜密,思维极为灵活。采访时,陈楸帆特意提到自己和深圳特区同岁,生长于潮汕。急速膨胀的开放气息与保守封闭的民俗文化,让他对家乡永远怀有一种既疏离又无奈的复杂情感。“想要逃离,就是因为我看不到在这里生活的可能性,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
    有一次回乡途中老乡的描述,为他希望落笔的长篇找到了一个适时的切入口——离汕头几十公里的贵屿镇,每一条街道都有着相似的面孔:传统“下山虎”式民宅糅入流行一时的欧陆元素,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似是而非;豪华到让陈楸帆目瞪口呆的小汽车,路边黑臭难闻的河水与终日不散的铅雾尘烟。不足20万人口,却聚集了3200多家以电子垃圾为业的作坊。
    这些亲眼目睹的画面,后来变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各种废旧电子元件如粪便般肆无忌惮地堆积在楼房与路边,外来劳工们像苍蝇一样在其中不停翻捡,再将有价值的部分扔到烤炉上或者酸浴池中进行分解,提取和焚烧稀有金属,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兴致一点不受打扰。”——自然,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眨眼间,未来已经在入侵现实,让人分不清二者界限。
    在长篇《荒潮》里,陈楸帆设定了一个本世纪中叶的岛屿“硅屿”,华裔外企成员陈开宗亲眼目睹了国际资本和宗族老大、宗族之间与地方为了利益而角斗,垃圾人在其中毫无尊严地生存,却又建立起一套属于自身的先进沟通系统。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垃圾人少女小米受辱后成为了赛博格。而在探寻故乡和解救小米的过程中,陈开宗亦开始反思自己对于世界和人性的认知。
    “很难说谁对谁错,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似乎都做了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人一旦在一个环境里,很容易给合理化。”陈楸帆说自己是道德相对论者,他只做反思,但不会对任何一方的是非轻易做出评判。
    曾在谷歌和百度工作,现在在一家VR公司担任副总裁的陈楸帆,大约是更新代作家里离前沿科技最近的一个。夏笳说她每次都很期待行业讨论上陈楸帆的发言,“能帮助你了解在他的领域里,包括他根据自己阅读和经验积累获得的一些新发现。”
    陈楸帆的书写里充满细致入微的对感官、身体触觉的描述。这也许和他的职业形成了很好的互动解释。“如果没有身体的感觉,自身的我识、存在感是没办法得到沉浸式的感受的。”
    在某种程度上,VR有它反人性和交际的一面。但陈楸帆甚少焦虑。他说对任何的新科技,一开始大众都会有排斥情绪,大部分是源于无知和恐慌。当这项技术普及,进入人的生活,人们开始主动拥抱它,甚至比发明的人还要热爱它。但内心深处,他又希望自己像塞林格一样隐居在荒山野岭,做个远离社交网络的人。他的《鼠年》、《G代表女神》都是一脉相承,探寻商业和现代科技社会里的异化。这几乎成了他的“标签”。
     

科幻作家韩松 图/沈煜
     韩松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梦幻。比如魏则西事件。“医院是科技密集产业,却被狂人控制,那么多的游医犯罪,医院被承包。这种现实图景已经超出了科幻的想象。”还有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相信外星人,用僧人脑电波衡量修行;中国成了国外明星建筑师的实验场……韩松说自己每回坐高铁,从北京往外一百多公里便是荒蛮的河北平原,而几小时后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又是那样容易眩晕、疏离,不真实。“上海迪斯尼前几天开业,一百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从这里登陆中国,而今天,你看国外的科幻电影屡屡用上海作为外景地,这里就是他们想象的未来美国。浦东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与此同时,有些小说,看似无意,却已走在了现实的前列。比如陈楸帆的《霾》、韩松的《高铁》,还有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
    查尔斯是个万人迷的巨星,在与经纪人丽莎的冲突中,方才知道从选择直播开始,自己的一切都是因为芯片公司的操控,所谓成功不过是在别人操控下做了一场美梦,最终从死亡里获得解脱;而他的忠实粉丝、看客宅见直人,同样在借由体验查尔斯的直播麻醉自己。
    看起来就像是对今天网红经济、直播风潮乃至虚拟现实商业的夸张写实。但这部中篇前年发表时,直播还远未像今天这般风行。这种“前瞻性”也并未在作者的预料和设计中。哲学博士宝树认为,科幻与哲学有相通之处,它们所关注的宇宙、人生、宗教和伦理价值观等问题,与其说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具有超现实性和充满终极关怀的思考。
    在探讨世界究竟是存在于物质还是想象时,宝树跟我举了个数字:假设我们都能制造出活灵活现的虚拟世界,一个,只要一个,就能制造一百万个。问题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比例就是一比无穷大。所以,你、我、他也不知道,我们是活在哪个世界里。
    “但从概率上能够合理推理出,我们应该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他露出诡谲的一笑。
    多元之花
    几乎每位更新代的科幻作家都认为,自己的创作还未定型。“多元化”,也成了外界认知他们的一个笼统印象。
    4年前,姚海军在北京和刘慈欣喝酒。“我喝了一瓶,大刘喝了5瓶多。喝着喝着他问我,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没有一个纲领?其实,像美国科幻黄金时代那种所有作家有着共同纲领的局面,在当下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创作主题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代人最让人欣慰的。”
    宝树属于读着动漫、二次元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丝毫不认为文字的精致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的笔下也不乏让读者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情色描述。但科幻文学研究和评论者姜振宇恰恰觉得,“宝树的写作,其实解决了主流文学束手无策的一块领域——当代宅男文化,譬如那篇《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其实完整的标题应该是《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AV》吧,看起来很戏谑,但在反讽中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夏笳笑谈,宝树在写作上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他的《时间之墟》,就是一个关于时间轮回的题材,将一个人的记忆往复放大到人类集体。如果陈楸帆写,会累死他。我猜他会把所有感知性的东西都要表达出来。但宝树就不会,哪怕描写一群猴子,很粗糙,却很有能量也有思考的力度,挺好玩儿。”
    江波、潘海天的硬科幻则开拓了另外一种气象。严锋评价江波的《银河之心》三部曲是“中国年轻科幻小说作家所奉献的最为雄奇壮阔的宇宙史诗”。飞氘的文字则在学术气息之外,弥漫着一股复古的浪漫感。属于后来者的阿缺,之前学水利工程,曾经作为助理工程师要做工程监管,待在四川的山洞里一年不能离开,于是躲在洞里用手机写了小说《芯魂之殇》,追问机器人是否有可能在外界刺激下产生情感。他坦承,前辈们中不少皆出自清华北大,硕博者大有人在,这让他曾经认为写科幻是件门槛巨高的事情。但也并未背负上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只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我的写作欲望,就是让它好看和吸引人。”
    夏笳的作品一度被她的好友起名为“稀饭科幻”。原本以青春、萌芽系文学起家,夏笳也毫不讳言这点——因为就是读着那些轻灵唯美的文字长大的啊!但今天,在戴锦华门下读了文学博士、又在西安交大教书、以夏笳之名行走作家圈、以本名王瑶活跃在学术界的她说,不会再认领“小清新”这个标签。她的新作《中国百科全书》,从春节的六段纪事开始,以春晚、相亲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切口,表现现代人在网络时代的各种困惑。“不论软或者硬,科幻都是在探索宇宙空间和人类认知的边疆地带,那是对我而言最为迷人的所在。”也因此,她对科幻文学的小众性并不悲观,“如果这群创作者处在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心位置,恐怕也很难能说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就像大刘笔下孤傲的科学家丁仪。我看到的,正是你们(一般人)所忽略和看不见的。”
    思想体操者的生活
    专注、敏感,特别爱做“思想体操”,是这些科幻写作者共有的特征,或许也是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忽略的东西的原因。
    宝树的科幻之想发端于6岁时,从家乡四川小镇到大都会上海的一次远行。
    某个午后,宝树坐在一块假山石上,头脑还兴奋地停不下来,想到那几天的经历,特别是见到的许多神奇动物,回到镇上可以怎么跟小伙伴们吹嘘啊!简直讲个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然而,一个怪异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那时候,我在哪里?
    这个问题古怪之极,以至于无法用一个孩子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努力让自己想下去,那时候,我会在四川,而今天我在上海;所以当我回到四川之后,我当然就不会在上海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我,这个此时此刻坐在西郊公园里的我,又在哪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现在如此真实不虚的一切,又会在哪里?
    哪里也没有,它……不见了?
    越往下想,内心感到越来越强烈的诡异和恐惧感。更怪异莫名的问题还在后面:如果眼前的一切会消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存在过?现在,我在这里度过快乐的一天,我完完全全肯定这一点。但当它只剩下记忆,我怎么知道这一幕的确发生过,而不是一种记忆的欺骗?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只是我的臆想?为什么我可以百分之百把握的事实,稍后就会与幻觉无异?
    读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时,宝树感受到了人在广袤无垠的时空中的震撼。但动物园的那个午后已经过去30年了,他依然没有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那些过往的时间是否存在,但它们仍然活在当下,构成我们生活的内在机理和活下去的动力,甚至带着我们走向未来。”
    从小爱开脑洞的宝树童年理想便是当科学家,去探索和发现那些激动人心的真理。不过现在看来,最令他着迷的是“激动人心”,而不是“真理”——写科幻小说也算是圆梦吧。
    迟卉的个性也注定她不走寻常路。她曾梦想在火星上当一个天文学家,结果却以文为生。没能像父母期望的那样考上研究生后,她跑到游戏打金公司,用3个月赚到了第一笔独立生活的钱。“我弄砸了我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和毕业论文,居然也顺利地毕业告别了大学。”她不推荐任何人尝试自己那时候的生活,但她并不为之有过丝毫后悔。
    幻想文学对她而言是最适合的表达形式。“它巨大、深广,包容着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中的一切可行性,甚至包括了那些非理性的、逸出我们头脑所知的范围的东西。”早年全部是手写,再誊到电脑里。如今她的手写稿已经装满了一个半人高的大双肩旅行包,就放在租来的房子里——她戏说如果着火了,可以第一时间背着跑出去。
    夏笳挚爱的美国科幻作家雷·布雷德伯里用写作来延续生命。童年时的雷,曾在嘉年华上遇见一个怪人,指着他大喊一声:“永生不死!”后来,每当他写完一篇小说扔进信箱里,都会轻声说一句:“嘿,死亡,我又先你一步!”
    当雷·布雷德伯里去世时,夏笳感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纪念他。她花了两周时间翻译了《图画男》中的7个短篇,然后着手准备去芝加哥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去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问:“所以你将要参加科幻大会?谁是你最爱的科幻作家?”她二话不说回答:“雷·布雷德伯里!”
    签证官员递给她一张小黄色纸条:“酷!玩得开心!”夏笳于是冲出去,站在街道上抬头仰望天空,说了声:“谢谢你,雷!”
    最近她做了一个有关时间旅行的讲座,其中提到由于“蝴蝶效应”的存在,导致人们无法准确预测天气或者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意味着逝去的每一秒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同样重要。现在的我,是由过去人生中所有瞬间共同塑造的。生命是一桩太过美好的东西,美好到无论怎样度过,都像是一种浪费。所以不要恐慌,时间足够你爱。”青春易感的那个夏笳这刻又复活,或者说,从未离去。
    科幻如光影渗透在他们流沙过隙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刘慈欣有每天坚持跑10公里的习惯。飞氘说,“大刘说他要保持身体,争取有朝一日上太空旅行。这不是戏言哦。”
    飞氘的师兄、北师大科幻文学硕士郭凯,一次去欢乐谷玩。同行的几个人不敢坐其中一个看起来特别危险刺激的项目。下来后,大家问他害怕不?“不害怕,上升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是正在上升的宇航员。”郭凯回答。
    飞氘是这些人里最宅的,从小就是在“逃避无趣现实”中活着。但在碎片化的时代,他却坚持每年花好几千字在博客上记录下星云奖、银河奖颁奖的盛况,红地毯和烧烤桌上的各种花絮。“每次开奖,不管你是什么大牌作家,四大天王,还是普通的科幻迷,都有机会一起吃肉、撸串、喝酒,瞎聊,特开心。”
    进了这个圈子后,他这个超级宅男发现大家性格中都有单纯的部分,容易建立信任感。会聊科幻的作品、最近发生的事情、未来会不会变好这样的话题。
    “我们这类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总是心猿意马,脑袋里胡思乱想,笔下胡说八道,晴天的夜晚也许还要仰望星空,对科学有着莫名其妙的着迷……但确实科幻改变了我的生活,让自己心情更好,和世界的关系也更加融洽。”飞氘平缓地说。
    在TED演讲里,吴岩则说到了英年早逝的70后科幻作家柳文扬。为了爱人,柳文扬毅然辞去舒适且特别适合于写作的北京工作,跟心仪的姑娘到陌生之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吴岩因此认为,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采取跟科幻中所持的态度一样去面对,是许多科幻作家人生的基本准则。
    “当我们询问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便能发现,正是因为徜徉在自己创造的多元宇宙之中,他们才逐渐融入了自己创作的世界,并由此获得了比其他人更丰富的人生际遇。一切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去体验和过好自己的一生。”
    从树冠到树根
    想过好一生,首先要解决最切实的问题。
    “写科幻,需要作者有文笔,有较强的逻辑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广阔的视野。问题来了,一个具备这些素质的年轻人,做什么,都比写科幻赚钱。”科幻作者dhew道出了同行们的困局。
    从90年代至今,所有科幻爱好者和写作者的发布平台首推四川的《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既给了科幻迷们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又是培养科幻写作者的摇篮。鼎盛时期的《科幻世界》发行量接近40万册,虽然如今阅读平台多元了,这里也依然是新作者发表科幻小说的第一选择。
    然而多年来,杂志编辑收入微薄,给作者们的稿酬也在千字几十到一两百元之间徘徊。极少有人会把科幻写作当成饭票。江波和大刘聊过,两人都感觉若没有“正式工作”,会缺乏安全感。江波也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收稿费的那张卡。“支撑我们写作的,还是那个初心吧。”
    写得又快又多又好的特例,是韩松。但在白天,他依然是新华社的记者。尽管某种程度上,白天和夜晚之间的写作已经越来越趋近。
    唯有现居成都的迟卉,是行业里罕有的专职写作者。阿缺告诉我,他从迟卉的作品里受益良多,“她做的地平线豆瓣写作小组也帮助了很多人。”
    直肠子到底的迟卉曾经在一次受访中表示,自己的愿望就是当畅销书作家,“希望能写出一部销售和影响力等同于甚至超过《幻城》的科幻作品。”
    以写作作为谋生之道,一方面让迟卉获得了自由,却也没有了退路。从《科幻世界》杂志编辑的岗位辞职回家时,她除了陪伴自己的大猫,身上已然“穷到冒烟”。
    那年她一下写了八十多万字,这个数字让陈楸帆叹为观止。业内人的共识是,她写得很快,也写得很杂,科幻、奇幻、游戏同人小说都写,文字水准却并不会往下掉。韩松总结,“她的小说表面上和我们的生活拉开距离,写宇宙,写对未来的设计,但情绪是很现实的。有悲怨、纠结,还有控诉。”很难说,其中没有带入她个人现实的投射。
    寻找有实力的平台,帮助自己代理、打理出版和影视改编等一揽子业务,以经纪约或者长期合同来获得一份衣食无忧的保障,正在成为更新代作家的一种趋势。
    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飞氘和宝树都提到,签约最世是“看重郭敬明团队所拥有的广大读者群体以及在图书出版、营销渠道上的出众能力”,比如《文艺风赏》、《最幻想》这样的平台,比如单行本出版时“承诺数万册起印”,比如精致的插图和设计。
    迟卉毫不掩饰自己选择和郭敬明的最世签约就是因为对方来钱快,能解决生存问题。她也从不在意类型、风格这种外在字眼,但要写什么,怎么写,已经成了经济困境之外的最大挑战。
    科幻是一种类型文学,但是否所有的科幻文学都是商业写作,如何处理个人意愿的作者写作和商业写作(职业写作)之间的边界?这是科幻作者们的难题,也是消化和推介他们的出版方面临的课题。
     

微像公司CEO张译文
     致力于培养科幻作者的微像文化CEO张译文坦承,虽然公司创始人都有科幻情结,但显然商业诉求是更重的砝码。创业3年,他们买下版权的小说已有232篇,能转换成项目的有70个。“只要能开发10%,也够跟我们合作的公司做两到三年。”
    但她也很关心签约的作者对创作这件事的看法。“曾经碰到有作者问,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后期)开发?这很荒谬。从故事(转化)到好卖的产品,这是我要做的。你只要负责写好就行。”因此,在微像的小说改编可行性讨论会,作家们一律不会参与。
    一方面是天然的写作困境,一方面是巨大的诱惑。
    从市场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对未来的憧憬与恐慌,因为不确定而产生的荒谬感,都会促使人们从大众趣味的科幻作品中寻求共鸣或出路。
    韩松说,算上网剧,这几年立项和投拍的科幻影视作品在100部以上。果壳网科学活动主持人小姬也估计,怎么都有几百亿的热钱投在里头,“太热了!”
    “这里头百分之七八十是虚火。”韩松吐字很慢,语气却很凝重,“资本投入是一种跟风。电影是挣钱的项目,科幻电影在西方尤其是。但中国除了《三体》,没一部能撑得起来。而且《三体》的电影拍摄,现在也遇到问题。之后怎么办?很多人没有想好。”
    现在那些闹哄哄进入科幻影视行业的资本里,购买成熟科幻IP的成本少说几十万,多则百万往上不封顶。但在几年前,迟卉经历过手下青少年作者作品被一下买断的价格,6万。“还有一万元买断一个中短篇,全版权合同,包括其中所有的构思、人物设定和世界观。像是农贸市场买小鸡仔,这窝买一只,那窝买一只,然后看哪一只运气好能长成超级大的鸡,那就赚了。”
    姚海军感叹,西方的科幻经历了太空歌剧、新浪潮、赛博朋克,各种亚文类科幻文学良性有序的发展,然后是科幻电影的工业化生产、科幻迷文化的生生不息。反观中国,似乎刚刚经历了从科幻杂志到图书出版的过渡,同时又面临着影视热、动漫热和作品的海外推广,相互纠结,每个人都很着急。
    两周前复旦工作坊的圆桌讨论上,“企业界代表”陈楸帆吐槽,刚接到房地产老板的电话邀约,能不能请刘慈欣来出席新盘剪彩?台下一片哄笑。
    主持人宋明炜代表众人追问大刘,最近在忙什么?
    刘慈欣微低头,用他低沉有力的嗓音打了个比方:“有种虫叫百足虫,本来走得挺好。有一天有人问它,你走路先迈哪条腿?结果它看了看自己一百多条腿,不会走路了。我现在就处在虫子这条路上。好像怎么做都不对,都违反规则。已经脱离了无知而无畏的状态了。”
    即便有干扰与困惑,像大刘一样自律而执着的创作者仍不乏其人。从大学起,郝景芳便坚持每天4点起床写作,做了母亲后依然没有变化。她和陈楸帆的写作计划多到觉得一辈子都不够。“他比我更爱挖坑,呵呵。”后者从不熬夜。早睡早起,不喝咖啡。“不弄任何成瘾的东西,像抽烟这类帮助写作的法子,我都不沾。”陈楸帆甚至也不玩游戏,只坚持每周踢球。自嘲自己是个无趣人,“所有的high点都在脑子里完成”。姚海军注意到陈楸帆近两年在行业的发言,“不管局面多复杂,始终坚持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写作,像一块压舱石。这很重要。”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资讯爆炸和科技发展速率加快的时代,像《三体》那样以瑰丽的想象和奇绝观念震撼读者的科幻,已经越来越难以再现。“到处都是奇迹和创意,必须写得很快。”迟卉对我苦笑着举例,她曾经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的长篇。结果搁了一年没发,“就要变成纪实文学了……”
    小姬本名姬少亭,也是资深科幻粉,现在的身份是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这个名字相当科幻的机构,既致力于科普活动,也在为科幻作家的持续创作提供动力。
    “有人说中美科幻之间只差一个好莱坞了,但其实我们真正缺的,是一个足够大的创作群体。”小姬说,现在中国每年生产出几千万字的科幻小说,几千小时的科幻影视,用户千万的科幻游戏,几百个亿的泛科幻娱乐消费,有些数字甚至比美国更像世界顶尖水平。但致力于科幻创作的一线作者只有二十多个人,得到主流消费市场认可的只有刘慈欣一个。“不只是要保持那个巨大的树冠,还要往树根培养。”
    基于这种现状,未来局邀请了几十位年轻的科幻创作者前往中国科学院、探月中心、清华大学,探索譬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这类前沿科技领域。作者们既可以在怀柔太阳观测站看太阳,也得以在最先进的显微镜下领略微观到10的负10次方的物质形状。“更重要的,是那些还没变成论文,还在实验室阶段的科技发展,那是最鲜活宝贵的。”
    写出皇皇银河三部曲的江波,在上海的外企工作。在这次参观中,见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真身后,这个标准理工男还是相当震撼。“拇指般粗细的导线盘结缠绕,构成加速管,为包裹其中的电子不断加速,直指向似乎不见尽头的隧道深处。两条线管,一正一负,彼此平行,最后在两层楼高的探测仪器中相撞,暴露出宇宙深藏的奥秘。”
    迟卉没有能参加未来局的工作坊。她说自己会定期看《科学美国人》,还有最直接的:观察。坐地铁,数一下多少人看手机,哪些人发消息,哪些人打游戏、看剧,哪些人刷社交网络。她更看重科技投放到人身上的反应。
    “我吗?看星星啰。那时依稀知道仙女座星系,于是便一动念头,是不是在几百万光年之外,也正有人在仰头看着我呢?那是最心醉神迷的时刻。”宝树微微地笑了。
    飞氘则借用海子的诗说,写科幻是为了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要告诉每一个人”。他说如果能活200岁,他希望能写一本《中国科幻文学史》,从晚清一直写到民国,再写到现在和可以接近的未来。
    (感谢所有受访者,未来事务管理局、科幻苹果核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荒潮》《时间狂想故事集》《夏笳与刘宇昆英文对谈》《一只会开门的猫——大都会专访迟卉》《乱纪元里的飘荡》《郭敬明签下科幻作家飞氘、宝树》)
    本刊记者|邓郁 实习记者|海力 高伊琛 王艳 发自北京 上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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