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江波 陈楸帆 夏笳 宝树 飞氘 图/沈煜
中国的科幻作家，曾被称为「寂寞的伏兵」，随着《三体》 热，寂寞已被打破，更年轻一代的伏兵冒出草丛，这个「更新代科幻作家群」，又有着怎样的幻想与现实 6月中的一个黄昏，复旦大学老逸夫楼前的绿地。着红T恤、大高个的宝树最先端坐在靠树林的一颗大石头上，像一枚结实的“定心丸”。江波和飞氘分别坐到他侧边和身下的石面，姿态松弛。戴着白礼帽、身材窈窕的夏笳优雅地倚着树枝。站在另一侧的陈楸帆两手叉在裤口袋里，眼神如常的冷峻、犀利。 对于不太读科幻小说的人，以上名字都过于陌生。但对科幻迷而言，这些人是继被称为“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的刘慈欣、韩松、何夕和王晋康之后，当下科幻文学界最活跃的一批创作者。就在拍摄合影前半小时，因为明星作家齐聚的圆桌讨论，复旦科幻工作坊能容500人的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便被挤得满满当当。 “基本上这几位占了80后成熟科幻作家的一半了，他们都受过专业系统的高等教育，若说是聚集了科幻写作者中的智慧头脑和最优秀的笔头，并不夸张。其他（未到复旦活动现场）的还有郝景芳、张冉、迟卉、程婧波、陈茜、拉拉等人，我给他们起名‘更新代科幻作家群’。”《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这个命名虽然还有争议，但他认为这批人已然出现并树立了自身的位置和风格，需要有个名词来提高辨识度、与前辈作区分。 2010年前后至今，《三体》三部曲的出版和获得雨果奖，引发“三体热”，形成世界科幻领域都难得一见的文化现象。时隔30年后，《人民文学》也重新刊发科幻小说。陈楸帆、夏笳、宝树等人的作品由圈内誉为“国宝”的刘宇昆陆续翻译到国外。4月底，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2016雨果奖最佳短中篇提名，将这股科幻热又推向一个小高潮。 国内第一个创立科幻文学专业的北师大教授吴岩提到，前阵国家几大部委开会，他也被请去旁听，听到“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世界创新强国”的目标。好像连科幻文字也进入了中小学生考试的题面，但考题需要ABC标准答案，“这是不是跟科幻的精神相悖？” 所有这些繁华和迷幻的现实景象让飞氘既欣喜，又恍惚。6年前的某个夏夜，他和韩松拿着从票贩子手中买到的高价火车票，也是从北京奔赴上海，参加了一场名为“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的高规格国际研讨会。在两人回忆里，那是科幻作家首次参加如此“一本正经的、武林正宗的”主流文学盛会。为了准备好代表整个科幻文学群体的发言，他俩几乎彻夜未眠，如履薄冰。韩松描述，他和飞氘大多数时候只是默默地蜷缩在会场的角落里。“甚至在80后那些风头正劲的作家眼中，我们似乎也只是两个难以觉察到的边缘性外星生物。” 从当时两人加起来的20分钟文坛发言，到而今为科幻写作独立开设的复旦工作坊整整两天的讨论，这种变化也蒙上了一种让人晕乎的魔幻色彩。 刘慈欣曾说，中国的科幻作家是一群正在人群中出现的神秘异类，像跳蚤一样在未来和过去跳来跳去，像雾气飘行于星云间，可瞬间到达宇宙的边缘，进入夸克内部、在恒星的核心游泳……“像荧火虫般弱小而不为人知，但正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蔓延。”彼时的飞氘曾自我定义这群人为“寂寞的伏兵”。而今，寂寞显然已被打破，伏兵也早已冒出草丛。不过，年轻作家们的创作力是否持久，却依然是一个问号。 科幻现实主义 写科幻小说，目的不是用来隐喻和批判现实，这是刘慈欣的态度。不过，更关照现实、体现出自身对现实压力的纠结和理解，却是更新代作家有别于上一辈的突出特点。《北京折叠》便是一例。 大概在22世纪，社会空间分为三层，从精英人士、中产到底层劳工各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的周期。越上等的人不仅仅有更精致的生活，甚至有更长的时间。处于第三空间的老刀，为了孩子的教育，铤而走险进入通常无法逾越的其他空间，企望通过为别人送信挣得收入来改变境遇。然而在几个空间里辗转、偷渡往复之后的老刀发现，“不论谁的生活都是一样操蛋。” 在科幻文学的领域里，这种时空穿梭、反乌托邦设置并不新鲜。整篇小说也没有激烈的类型化的冲突，而是平淡如流水一般地描摹老刀的生活与心态。“但里面的人物令人有认同和代入感，整个小说就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表示。 一袭长发、面庞白皙的郝景芳便是一个穿越3个空间的观察者。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浸淫在自由家庭文化里的她算是在“第二空间”长大。担任国家发展基金会的研究员，令她见到不少如“第一空间”里的政府要员、企业高管。在这些人经常出没的高档场所里，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如同喝咖啡那么容易”。而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也是她愿意投入心力去做的，恰恰是为“第三空间”的贫困儿童入学、改善就餐跋涉努力。 曾经有几年，她住在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省份的家人孩子，为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几个小时之后，她又随着工作和服务对象，进入另一个迥异的世界。她因此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生。 但她的思考比一般的阶层矛盾又多了一层：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当垃圾工们连被剥削的理由和价值都失去了怎么办？ 郝景芳强调，她想写的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关心的是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生活。“这两点兴趣是之前的火星系列和《北京折叠》所共同的，也是我未来写作的核心。” 和她知交多年的陈楸帆在这条路上走得更深远，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创作主张的“科幻现实主义”便是他在4年前的行业讨论中提出的。 35岁的他话语节制，“无谓的交流太消耗能量。”内里，逻辑缜密，思维极为灵活。采访时，陈楸帆特意提到自己和深圳特区同岁，生长于潮汕。急速膨胀的开放气息与保守封闭的民俗文化，让他对家乡永远怀有一种既疏离又无奈的复杂情感。“想要逃离，就是因为我看不到在这里生活的可能性，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 有一次回乡途中老乡的描述，为他希望落笔的长篇找到了一个适时的切入口——离汕头几十公里的贵屿镇，每一条街道都有着相似的面孔：传统“下山虎”式民宅糅入流行一时的欧陆元素，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似是而非；豪华到让陈楸帆目瞪口呆的小汽车，路边黑臭难闻的河水与终日不散的铅雾尘烟。不足20万人口，却聚集了3200多家以电子垃圾为业的作坊。 这些亲眼目睹的画面，后来变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各种废旧电子元件如粪便般肆无忌惮地堆积在楼房与路边，外来劳工们像苍蝇一样在其中不停翻捡，再将有价值的部分扔到烤炉上或者酸浴池中进行分解，提取和焚烧稀有金属，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兴致一点不受打扰。”——自然，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眨眼间，未来已经在入侵现实，让人分不清二者界限。 在长篇《荒潮》里，陈楸帆设定了一个本世纪中叶的岛屿“硅屿”，华裔外企成员陈开宗亲眼目睹了国际资本和宗族老大、宗族之间与地方为了利益而角斗，垃圾人在其中毫无尊严地生存，却又建立起一套属于自身的先进沟通系统。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垃圾人少女小米受辱后成为了赛博格。而在探寻故乡和解救小米的过程中，陈开宗亦开始反思自己对于世界和人性的认知。 “很难说谁对谁错，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似乎都做了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人一旦在一个环境里，很容易给合理化。”陈楸帆说自己是道德相对论者，他只做反思，但不会对任何一方的是非轻易做出评判。 曾在谷歌和百度工作，现在在一家VR公司担任副总裁的陈楸帆，大约是更新代作家里离前沿科技最近的一个。夏笳说她每次都很期待行业讨论上陈楸帆的发言，“能帮助你了解在他的领域里，包括他根据自己阅读和经验积累获得的一些新发现。” 陈楸帆的书写里充满细致入微的对感官、身体触觉的描述。这也许和他的职业形成了很好的互动解释。“如果没有身体的感觉，自身的我识、存在感是没办法得到沉浸式的感受的。” 在某种程度上，VR有它反人性和交际的一面。但陈楸帆甚少焦虑。他说对任何的新科技，一开始大众都会有排斥情绪，大部分是源于无知和恐慌。当这项技术普及，进入人的生活，人们开始主动拥抱它，甚至比发明的人还要热爱它。但内心深处，他又希望自己像塞林格一样隐居在荒山野岭，做个远离社交网络的人。他的《鼠年》、《G代表女神》都是一脉相承，探寻商业和现代科技社会里的异化。这几乎成了他的“标签”。 
科幻作家韩松 图/沈煜
韩松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现实比科幻更梦幻。比如魏则西事件。“医院是科技密集产业，却被狂人控制，那么多的游医犯罪，医院被承包。这种现实图景已经超出了科幻的想象。”还有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相信外星人，用僧人脑电波衡量修行；中国成了国外明星建筑师的实验场……韩松说自己每回坐高铁，从北京往外一百多公里便是荒蛮的河北平原，而几小时后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又是那样容易眩晕、疏离，不真实。“上海迪斯尼前几天开业，一百多年前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从这里登陆中国，而今天，你看国外的科幻电影屡屡用上海作为外景地，这里就是他们想象的未来美国。浦东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未来世界。” 与此同时，有些小说，看似无意，却已走在了现实的前列。比如陈楸帆的《霾》、韩松的《高铁》，还有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 查尔斯是个万人迷的巨星，在与经纪人丽莎的冲突中，方才知道从选择直播开始，自己的一切都是因为芯片公司的操控，所谓成功不过是在别人操控下做了一场美梦，最终从死亡里获得解脱；而他的忠实粉丝、看客宅见直人，同样在借由体验查尔斯的直播麻醉自己。 看起来就像是对今天网红经济、直播风潮乃至虚拟现实商业的夸张写实。但这部中篇前年发表时，直播还远未像今天这般风行。这种“前瞻性”也并未在作者的预料和设计中。哲学博士宝树认为，科幻与哲学有相通之处，它们所关注的宇宙、人生、宗教和伦理价值观等问题，与其说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具有超现实性和充满终极关怀的思考。 在探讨世界究竟是存在于物质还是想象时，宝树跟我举了个数字：假设我们都能制造出活灵活现的虚拟世界，一个，只要一个，就能制造一百万个。问题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比例就是一比无穷大。所以，你、我、他也不知道，我们是活在哪个世界里。 “但从概率上能够合理推理出，我们应该是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他露出诡谲的一笑。 多元之花 几乎每位更新代的科幻作家都认为，自己的创作还未定型。“多元化”，也成了外界认知他们的一个笼统印象。 4年前，姚海军在北京和刘慈欣喝酒。“我喝了一瓶，大刘喝了5瓶多。喝着喝着他问我，为什么中国科幻文学没有一个纲领？其实，像美国科幻黄金时代那种所有作家有着共同纲领的局面，在当下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创作主题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代人最让人欣慰的。” 宝树属于读着动漫、二次元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丝毫不认为文字的精致是好作品的必要条件，他的笔下也不乏让读者觉得“不登大雅之堂”的情色描述。但科幻文学研究和评论者姜振宇恰恰觉得，“宝树的写作，其实解决了主流文学束手无策的一块领域——当代宅男文化，譬如那篇《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其实完整的标题应该是《在冥王星上我们坐下来观看AV》吧，看起来很戏谑，但在反讽中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夏笳笑谈，宝树在写作上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他的《时间之墟》，就是一个关于时间轮回的题材，将一个人的记忆往复放大到人类集体。如果陈楸帆写，会累死他。我猜他会把所有感知性的东西都要表达出来。但宝树就不会，哪怕描写一群猴子，很粗糙，却很有能量也有思考的力度，挺好玩儿。” 江波、潘海天的硬科幻则开拓了另外一种气象。严锋评价江波的《银河之心》三部曲是“中国年轻科幻小说作家所奉献的最为雄奇壮阔的宇宙史诗”。飞氘的文字则在学术气息之外，弥漫着一股复古的浪漫感。属于后来者的阿缺，之前学水利工程，曾经作为助理工程师要做工程监管，待在四川的山洞里一年不能离开，于是躲在洞里用手机写了小说《芯魂之殇》，追问机器人是否有可能在外界刺激下产生情感。他坦承，前辈们中不少皆出自清华北大，硕博者大有人在，这让他曾经认为写科幻是件门槛巨高的事情。但也并未背负上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只是想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我的写作欲望，就是让它好看和吸引人。” 夏笳的作品一度被她的好友起名为“稀饭科幻”。原本以青春、萌芽系文学起家，夏笳也毫不讳言这点——因为就是读着那些轻灵唯美的文字长大的啊！但今天，在戴锦华门下读了文学博士、又在西安交大教书、以夏笳之名行走作家圈、以本名王瑶活跃在学术界的她说，不会再认领“小清新”这个标签。她的新作《中国百科全书》，从春节的六段纪事开始，以春晚、相亲这种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切口，表现现代人在网络时代的各种困惑。“不论软或者硬，科幻都是在探索宇宙空间和人类认知的边疆地带，那是对我而言最为迷人的所在。”也因此，她对科幻文学的小众性并不悲观，“如果这群创作者处在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心位置，恐怕也很难能说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就像大刘笔下孤傲的科学家丁仪。我看到的，正是你们（一般人）所忽略和看不见的。” 思想体操者的生活 专注、敏感，特别爱做“思想体操”，是这些科幻写作者共有的特征，或许也是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忽略的东西的原因。 宝树的科幻之想发端于6岁时，从家乡四川小镇到大都会上海的一次远行。 某个午后，宝树坐在一块假山石上，头脑还兴奋地停不下来，想到那几天的经历，特别是见到的许多神奇动物，回到镇上可以怎么跟小伙伴们吹嘘啊！简直讲个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然而，一个怪异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那时候，我在哪里？ 这个问题古怪之极，以至于无法用一个孩子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努力让自己想下去，那时候，我会在四川，而今天我在上海；所以当我回到四川之后，我当然就不会在上海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我，这个此时此刻坐在西郊公园里的我，又在哪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现在如此真实不虚的一切，又会在哪里？ 哪里也没有，它……不见了？ 越往下想，内心感到越来越强烈的诡异和恐惧感。更怪异莫名的问题还在后面：如果眼前的一切会消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存在过？现在，我在这里度过快乐的一天，我完完全全肯定这一点。但当它只剩下记忆，我怎么知道这一幕的确发生过，而不是一种记忆的欺骗？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只是我的臆想？为什么我可以百分之百把握的事实，稍后就会与幻觉无异？ 读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时，宝树感受到了人在广袤无垠的时空中的震撼。但动物园的那个午后已经过去30年了，他依然没有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那些过往的时间是否存在，但它们仍然活在当下，构成我们生活的内在机理和活下去的动力，甚至带着我们走向未来。” 从小爱开脑洞的宝树童年理想便是当科学家，去探索和发现那些激动人心的真理。不过现在看来，最令他着迷的是“激动人心”，而不是“真理”——写科幻小说也算是圆梦吧。 迟卉的个性也注定她不走寻常路。她曾梦想在火星上当一个天文学家，结果却以文为生。没能像父母期望的那样考上研究生后，她跑到游戏打金公司，用3个月赚到了第一笔独立生活的钱。“我弄砸了我的教师资格证考试和毕业论文，居然也顺利地毕业告别了大学。”她不推荐任何人尝试自己那时候的生活，但她并不为之有过丝毫后悔。 幻想文学对她而言是最适合的表达形式。“它巨大、深广，包容着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中的一切可行性，甚至包括了那些非理性的、逸出我们头脑所知的范围的东西。”早年全部是手写，再誊到电脑里。如今她的手写稿已经装满了一个半人高的大双肩旅行包，就放在租来的房子里——她戏说如果着火了，可以第一时间背着跑出去。 夏笳挚爱的美国科幻作家雷·布雷德伯里用写作来延续生命。童年时的雷，曾在嘉年华上遇见一个怪人，指着他大喊一声：“永生不死！”后来，每当他写完一篇小说扔进信箱里，都会轻声说一句：“嘿，死亡，我又先你一步！” 当雷·布雷德伯里去世时，夏笳感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纪念他。她花了两周时间翻译了《图画男》中的7个短篇，然后着手准备去芝加哥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去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问：“所以你将要参加科幻大会？谁是你最爱的科幻作家？”她二话不说回答：“雷·布雷德伯里！” 签证官员递给她一张小黄色纸条：“酷！玩得开心！”夏笳于是冲出去，站在街道上抬头仰望天空，说了声：“谢谢你，雷！” 最近她做了一个有关时间旅行的讲座，其中提到由于“蝴蝶效应”的存在，导致人们无法准确预测天气或者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意味着逝去的每一秒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同样重要。现在的我，是由过去人生中所有瞬间共同塑造的。生命是一桩太过美好的东西，美好到无论怎样度过，都像是一种浪费。所以不要恐慌，时间足够你爱。”青春易感的那个夏笳这刻又复活，或者说，从未离去。 科幻如光影渗透在他们流沙过隙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刘慈欣有每天坚持跑10公里的习惯。飞氘说，“大刘说他要保持身体，争取有朝一日上太空旅行。这不是戏言哦。” 飞氘的师兄、北师大科幻文学硕士郭凯，一次去欢乐谷玩。同行的几个人不敢坐其中一个看起来特别危险刺激的项目。下来后，大家问他害怕不？“不害怕，上升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是正在上升的宇航员。”郭凯回答。 飞氘是这些人里最宅的，从小就是在“逃避无趣现实”中活着。但在碎片化的时代，他却坚持每年花好几千字在博客上记录下星云奖、银河奖颁奖的盛况，红地毯和烧烤桌上的各种花絮。“每次开奖，不管你是什么大牌作家，四大天王，还是普通的科幻迷，都有机会一起吃肉、撸串、喝酒，瞎聊，特开心。” 进了这个圈子后，他这个超级宅男发现大家性格中都有单纯的部分，容易建立信任感。会聊科幻的作品、最近发生的事情、未来会不会变好这样的话题。 “我们这类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总是心猿意马，脑袋里胡思乱想，笔下胡说八道，晴天的夜晚也许还要仰望星空，对科学有着莫名其妙的着迷……但确实科幻改变了我的生活，让自己心情更好，和世界的关系也更加融洽。”飞氘平缓地说。 在TED演讲里，吴岩则说到了英年早逝的70后科幻作家柳文扬。为了爱人，柳文扬毅然辞去舒适且特别适合于写作的北京工作，跟心仪的姑娘到陌生之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吴岩因此认为，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采取跟科幻中所持的态度一样去面对，是许多科幻作家人生的基本准则。 “当我们询问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便能发现，正是因为徜徉在自己创造的多元宇宙之中，他们才逐渐融入了自己创作的世界，并由此获得了比其他人更丰富的人生际遇。一切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去体验和过好自己的一生。” 从树冠到树根 想过好一生，首先要解决最切实的问题。 “写科幻，需要作者有文笔，有较强的逻辑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广阔的视野。问题来了，一个具备这些素质的年轻人，做什么，都比写科幻赚钱。”科幻作者dhew道出了同行们的困局。 从90年代至今，所有科幻爱好者和写作者的发布平台首推四川的《科幻世界》。这本杂志既给了科幻迷们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又是培养科幻写作者的摇篮。鼎盛时期的《科幻世界》发行量接近40万册，虽然如今阅读平台多元了，这里也依然是新作者发表科幻小说的第一选择。 然而多年来，杂志编辑收入微薄，给作者们的稿酬也在千字几十到一两百元之间徘徊。极少有人会把科幻写作当成饭票。江波和大刘聊过，两人都感觉若没有“正式工作”，会缺乏安全感。江波也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收稿费的那张卡。“支撑我们写作的，还是那个初心吧。” 写得又快又多又好的特例，是韩松。但在白天，他依然是新华社的记者。尽管某种程度上，白天和夜晚之间的写作已经越来越趋近。 唯有现居成都的迟卉，是行业里罕有的专职写作者。阿缺告诉我，他从迟卉的作品里受益良多，“她做的地平线豆瓣写作小组也帮助了很多人。” 直肠子到底的迟卉曾经在一次受访中表示，自己的愿望就是当畅销书作家，“希望能写出一部销售和影响力等同于甚至超过《幻城》的科幻作品。” 以写作作为谋生之道，一方面让迟卉获得了自由，却也没有了退路。从《科幻世界》杂志编辑的岗位辞职回家时，她除了陪伴自己的大猫，身上已然“穷到冒烟”。 那年她一下写了八十多万字，这个数字让陈楸帆叹为观止。业内人的共识是，她写得很快，也写得很杂，科幻、奇幻、游戏同人小说都写，文字水准却并不会往下掉。韩松总结，“她的小说表面上和我们的生活拉开距离，写宇宙，写对未来的设计，但情绪是很现实的。有悲怨、纠结，还有控诉。”很难说，其中没有带入她个人现实的投射。 寻找有实力的平台，帮助自己代理、打理出版和影视改编等一揽子业务，以经纪约或者长期合同来获得一份衣食无忧的保障，正在成为更新代作家的一种趋势。 此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飞氘和宝树都提到，签约最世是“看重郭敬明团队所拥有的广大读者群体以及在图书出版、营销渠道上的出众能力”，比如《文艺风赏》、《最幻想》这样的平台，比如单行本出版时“承诺数万册起印”，比如精致的插图和设计。 迟卉毫不掩饰自己选择和郭敬明的最世签约就是因为对方来钱快，能解决生存问题。她也从不在意类型、风格这种外在字眼，但要写什么，怎么写，已经成了经济困境之外的最大挑战。 科幻是一种类型文学，但是否所有的科幻文学都是商业写作，如何处理个人意愿的作者写作和商业写作（职业写作）之间的边界？这是科幻作者们的难题，也是消化和推介他们的出版方面临的课题。 
微像公司CEO张译文
致力于培养科幻作者的微像文化CEO张译文坦承，虽然公司创始人都有科幻情结，但显然商业诉求是更重的砝码。创业3年，他们买下版权的小说已有232篇，能转换成项目的有70个。“只要能开发10%，也够跟我们合作的公司做两到三年。” 但她也很关心签约的作者对创作这件事的看法。“曾经碰到有作者问，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后期）开发？这很荒谬。从故事（转化）到好卖的产品，这是我要做的。你只要负责写好就行。”因此，在微像的小说改编可行性讨论会，作家们一律不会参与。 一方面是天然的写作困境，一方面是巨大的诱惑。 从市场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对未来的憧憬与恐慌，因为不确定而产生的荒谬感，都会促使人们从大众趣味的科幻作品中寻求共鸣或出路。 韩松说，算上网剧，这几年立项和投拍的科幻影视作品在100部以上。果壳网科学活动主持人小姬也估计，怎么都有几百亿的热钱投在里头，“太热了！” “这里头百分之七八十是虚火。”韩松吐字很慢，语气却很凝重，“资本投入是一种跟风。电影是挣钱的项目，科幻电影在西方尤其是。但中国除了《三体》，没一部能撑得起来。而且《三体》的电影拍摄，现在也遇到问题。之后怎么办？很多人没有想好。” 现在那些闹哄哄进入科幻影视行业的资本里，购买成熟科幻IP的成本少说几十万，多则百万往上不封顶。但在几年前，迟卉经历过手下青少年作者作品被一下买断的价格，6万。“还有一万元买断一个中短篇，全版权合同，包括其中所有的构思、人物设定和世界观。像是农贸市场买小鸡仔，这窝买一只，那窝买一只，然后看哪一只运气好能长成超级大的鸡，那就赚了。” 姚海军感叹，西方的科幻经历了太空歌剧、新浪潮、赛博朋克，各种亚文类科幻文学良性有序的发展，然后是科幻电影的工业化生产、科幻迷文化的生生不息。反观中国，似乎刚刚经历了从科幻杂志到图书出版的过渡，同时又面临着影视热、动漫热和作品的海外推广，相互纠结，每个人都很着急。 两周前复旦工作坊的圆桌讨论上，“企业界代表”陈楸帆吐槽，刚接到房地产老板的电话邀约，能不能请刘慈欣来出席新盘剪彩？台下一片哄笑。 主持人宋明炜代表众人追问大刘，最近在忙什么？ 刘慈欣微低头，用他低沉有力的嗓音打了个比方：“有种虫叫百足虫，本来走得挺好。有一天有人问它，你走路先迈哪条腿？结果它看了看自己一百多条腿，不会走路了。我现在就处在虫子这条路上。好像怎么做都不对，都违反规则。已经脱离了无知而无畏的状态了。” 即便有干扰与困惑，像大刘一样自律而执着的创作者仍不乏其人。从大学起，郝景芳便坚持每天4点起床写作，做了母亲后依然没有变化。她和陈楸帆的写作计划多到觉得一辈子都不够。“他比我更爱挖坑，呵呵。”后者从不熬夜。早睡早起，不喝咖啡。“不弄任何成瘾的东西，像抽烟这类帮助写作的法子，我都不沾。”陈楸帆甚至也不玩游戏，只坚持每周踢球。自嘲自己是个无趣人，“所有的high点都在脑子里完成”。姚海军注意到陈楸帆近两年在行业的发言，“不管局面多复杂，始终坚持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写作，像一块压舱石。这很重要。”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资讯爆炸和科技发展速率加快的时代，像《三体》那样以瑰丽的想象和奇绝观念震撼读者的科幻，已经越来越难以再现。“到处都是奇迹和创意，必须写得很快。”迟卉对我苦笑着举例，她曾经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的长篇。结果搁了一年没发，“就要变成纪实文学了……” 小姬本名姬少亭，也是资深科幻粉，现在的身份是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这个名字相当科幻的机构，既致力于科普活动，也在为科幻作家的持续创作提供动力。 “有人说中美科幻之间只差一个好莱坞了，但其实我们真正缺的，是一个足够大的创作群体。”小姬说，现在中国每年生产出几千万字的科幻小说，几千小时的科幻影视，用户千万的科幻游戏，几百个亿的泛科幻娱乐消费，有些数字甚至比美国更像世界顶尖水平。但致力于科幻创作的一线作者只有二十多个人，得到主流消费市场认可的只有刘慈欣一个。“不只是要保持那个巨大的树冠，还要往树根培养。” 基于这种现状，未来局邀请了几十位年轻的科幻创作者前往中国科学院、探月中心、清华大学，探索譬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这类前沿科技领域。作者们既可以在怀柔太阳观测站看太阳，也得以在最先进的显微镜下领略微观到10的负10次方的物质形状。“更重要的，是那些还没变成论文，还在实验室阶段的科技发展，那是最鲜活宝贵的。” 写出皇皇银河三部曲的江波，在上海的外企工作。在这次参观中，见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真身后，这个标准理工男还是相当震撼。“拇指般粗细的导线盘结缠绕，构成加速管，为包裹其中的电子不断加速，直指向似乎不见尽头的隧道深处。两条线管，一正一负，彼此平行，最后在两层楼高的探测仪器中相撞，暴露出宇宙深藏的奥秘。” 迟卉没有能参加未来局的工作坊。她说自己会定期看《科学美国人》，还有最直接的：观察。坐地铁，数一下多少人看手机，哪些人发消息，哪些人打游戏、看剧，哪些人刷社交网络。她更看重科技投放到人身上的反应。 “我吗？看星星啰。那时依稀知道仙女座星系，于是便一动念头，是不是在几百万光年之外，也正有人在仰头看着我呢？那是最心醉神迷的时刻。”宝树微微地笑了。 飞氘则借用海子的诗说，写科幻是为了把“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要告诉每一个人”。他说如果能活200岁，他希望能写一本《中国科幻文学史》，从晚清一直写到民国，再写到现在和可以接近的未来。 （感谢所有受访者，未来事务管理局、科幻苹果核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荒潮》《时间狂想故事集》《夏笳与刘宇昆英文对谈》《一只会开门的猫——大都会专访迟卉》《乱纪元里的飘荡》《郭敬明签下科幻作家飞氘、宝树》） 本刊记者|邓郁 实习记者|海力 高伊琛 王艳 发自北京 上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