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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开年，有金宇澄、猫腻、常江、蔡骏、海飞、何袜皮等参加的“第五届收获文学榜”系列活动之“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严肃文学的“圈地自萌”被提出来讨论。更早的时候，2019年中，易烊千玺在社交媒体贴出班宇小说集《冬泳》封面。此次也许是偶然的小事，因为易烊千玺是娱乐圈流量明星，班宇和他的小说被媒体假想为“出圈”了。2020年4月，在薇娅直播间，麦家的《人生海海》3万册5秒售罄。这次带货的胜利也被描述为文学的胜利。一年后的2021年4月，“文学脱口秀”决赛在上海作家书店登场，出圈依然是主办方的诉求和媒体报道的主题词。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在青年文学出版中渐渐有影响力的“宝铂文学奖”，从第一届就约请和文学略有亲缘关系的文艺界达人作为终评委。刚刚结束的《收获》APP“无界文学”大赛，中评委和终评委名单中也有音乐人的名字。不只是文学的发表、出版和评奖环节，这一两年，文学活动往往都以调动大众传媒、做出圈作为成功与否的指标。与此同时，文学出圈和破圈也被文学批评从业者作为议题频繁地提出来讨论。 显然，这些文学事件都建立在我们有一个假想的文学圈，我们也大致知道哪些人、哪些部分写作在圈内。这个文学圈，说穿了，不过是以传统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学——有时也替换为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雅文学的文学“朋友圈”。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学朋友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谱系，有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它是自足的、自洽的，甚至是排他的。简单地说，就是圈子里的文学事业。除了非文学因素的强力干预，我们可以在圈子里制造我们想象的文学，也制造我们的文学趣味。青年小说家三三在近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罗昕的采访时说：“近几年，有一个怪异的现象。一个作者的书如果卖得好，我们就说他‘出圈了’。这说法很好玩，仿佛默认文学是一个圈子内的游戏，出圈反倒惊怪起来。可能也因为，许多当代小说实在缺乏读者，细想十分心酸。”“默认文学是一个圈子内的游戏”，往好处说，是在坚守某种传统和审美品格；但往深处想，我们默认的也许是某种文学鄙视链自负的自得自适。因此，一方面，今天文学的出圈或破圈已经被替换成大众传媒推动的“注意力经济”。大众传媒有意识地培育符合他们规格的作家，遴选一些有故事的作家成为招徕读者的“卖点”；另一方面，更多写作者想象的所谓出圈和破圈，出的、破的这个圈可能连文学朋友圈都算不上——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用微信转发各种文学消息，我们共同制造着我们文学朋友圈的繁荣，但似乎忽视一点，朋友圈就是朋友圈，朋友圈里虽然不都是真正意义的“朋友”，但至少都是通过添加好友才成为一个朋友圈的。因此，朋友圈的文学繁荣至多只是一个文学的小时代。 毋庸讳言，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在重建一个审美等级秩序，使得古典文学时代处在审美低位的小说得以翻盘到“上乘”。但需要指出的是，具体到实践意义上“写”的现代小说，却不是回到中国固有的古典小说，而是西方的现代小说。20 世纪 20 年代，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文学的新旧之别不仅仅在于白话和文言，新文学之新也是文学趣味意义上的有别于游戏和消遣的“严肃”。因此，新文学的排他性，在时间上选择了以新易旧；在共时性的空间上，则是避俗就雅，避游戏和消遣就严肃。新文学发端之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的想怎么说就怎么写，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的国民文学，而实践中形成的新文学圈无疑有所偏移，也收缩了很多。胡适和陈独秀，包括更早的梁启超，他们的文学理想落实在新民和启蒙，自然要诉诸通俗和平易的表达和传播。但观察五四新文学后来发展的路线图，即便我们说文学研究会形成的文学意义系统是“为人生”，但它的文学技术路径走的却是精英道路。及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我们现在坚守的文学圈大致已经圈定了。这就是一个相对于通俗和大众文学而圈出来的高雅、精英，也是纯且雅的文学圈。 需要指出的是，雅俗两分并不是并行不悖的审美平行宇宙，而是分出雅高俗低的垂直等级。这种等级可以进一步换算和增殖，比如将文学之雅俗、审美之高下对应到社会分层的精英和大众、上流和底层。我们承认中国新文学雅俗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这可以举出很多写作者的实例，比如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金庸、麦家等，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钱理群等希望能够建构起雅俗合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提。但也应该看到，自五四以降，雅俗文学事实上已经形成不同的知识谱系、文脉传统和想象读者群落，自然也有了各自的文学圈，甚至社交圈。 到这时候，应该看到的一个延续至今的基本事实是，因为国民的文学教育和审美启蒙接驳、接续不上，从五四新文学之初，客观上已经将绝大部分的文学市场和读者拱手让给被其排除的通俗文学，进而也很难兑现文学新民和启蒙的实用价值。可以这样说，预先设定了精英身份和文学理想，也设定了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方式，才有所谓的出圈和破圈一说。我们很少听说通俗文学会提出圈和破圈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的出圈的圈是特指的，而不是全部的文学。 新世纪前后，文学的边界和内涵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说，这些变化关乎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来处、各有谱系，雅俗两分的基本文学板块从来就存在着，但经过 20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化和随后资本入场征用网络新媒体，以审美降格换取文学人口的爆发性增量，其后果不仅是严肃文学的地理板块骤然缩小，而且五四到 20 世纪 30年代中期所确立的文学定义、雅俗之分的文学垂直等级秩序也被突破和打破。文学平权带来基于不同的媒介、文学观、读者趣味等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划界而治。被五四新文学清算而下沉的通俗文学和数码时代的新兴网络文学合流在新媒体扎根，拓殖文学边界，重新定义文学。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使用同一种媒介来进行文学的发布和传播，也进行着分化和重组。比如纸媒这一块，传统文学期刊和改版的《作家》《山花》《芙蓉》《萌芽》《小说界》《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以及后起的《天南》《文艺风赏》《鲤》《思南文学选刊》《单读》；传统文艺出版社和理想国、后浪、文景、磨铁、凤凰联动、博集天卷、楚尘文化、副本制作、联邦走马等新的文学出版机构，都有着殊异的媒介形象和审美诉求；比如网络这一块，从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从 BBS 到 ONE、小鸟文学、豆瓣的文学社区，以及从非赢利文学网站到大资本控制的商业网文平台，都沿着各自的路径，分割不同的网络空间。 故而，回到当下文学的出圈和破圈，与其说是为严肃文学的审美探索开辟新路，不如说可以折现的争夺发表空间、读者和市场份额。说得更具体一点，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能力收编中国文学的很多板块，在读者拥有量更是没有优势可言，网络文学只是这些板块中的挟资本而雄者。虽然有研究者试图去追溯网络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俗文学前史，但只有网络文学真正改变了汉语文学创作和国民阅读的路线图，甚至纸媒的存在意义也遭遇到挑战。因为类似豆瓣阅读这样的网络平台，已经集成了传统严肃文学发表和出版的所有功能。 极端地说，作为传统严肃文学栖身之所的报刊和图书，尤其是文学期刊，最大的存在理由可能只是一部分国民的阅读习惯而已。这种阅读习惯经由代际传递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可持续多久，值得思考。可以观察网络文学发展史，虽然纸媒出版在网络文学发展的某个阶段是其获益的重要来源，但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并不以纸媒出版作为终端，它会优先选择获利更丰的影视、网络剧、游戏、动漫等。 事实上，也应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纸媒文学期刊及其文学圈，无论是发表、评奖，还是选本和排榜，都尝试过从网络引流“入圈”视作开放的标签。我曾经观察过文学从网络向文学期刊的转场。早在网络草创期，1999 年第 5 期《天涯》杂志就发表过《活的像一个人样》。2001 年从“ 心有些乱 ”开始，不遗余力推介新生代作家的“联网四重奏”，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网络作家。2019 年第 7 期《青年文学》“生活·未来·镜像”专号是网络文学转场到文学期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的一个标志可能是 2005 年《芳草》杂志改版为《芳草网络文学选刊》，虽然这个时间不长。这一期《青年文学》的稿件来源—— “未来事务管理局”“豆瓣阅读”“骚客文艺”“押沙龙”“网易·人间”“读首诗再睡觉”，无一例外都是网络文学新媒体。显然，这一期《青年文学》不是网络写作转场纸媒的印刷品或者“副本”，而是希望经过纸媒文学期刊的挪移、编辑和再造，生发出“超出文本”的效果。但如果仔细辨析，会发现能够转场到《青年文学》这一期的文本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网络性”。这些文本是传统文学向网络的移民。网络提供的文学飞地成为它们的栖居地。而更典型的网络文学已经完全脱离了对传统纸媒出版和发表的依赖，借助资本和数码技术，只提供给当下中国审美现场的“网生文学”。 今天，严肃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学期刊自身的运行轨迹只能维持自洽而已。2020 年 12 月，《中华文学选刊》更名为《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稍感意外的是竟然没有引起文学界强烈的反响。《中华文学选刊》终刊号“致读者”给出的理由是：为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中华文学选刊》将于 2021 年正式更名为《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秉承《当代》杂志原有“长篇小说选刊”版的宗旨，推介关注现实人生的最新长篇精品。为什么要重提这件已经过去一年的往事？且假定，如果《中华文学选刊》能给出版社交出盈利的满意答卷，会不会“更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出版社对于自己旗下的刊物做出调整是内部的事情。我感兴趣的是 2019 年和 2020 年《中华文学选刊》所做的改版。改版之后的《中华文学选刊》不再像现在一般文学期刊那样按文体设置栏目，而是分为聚焦、实力、锋锐、非虚构、读大家、对话、书架、行走、肖像、艺见、互动等板块，尤其是介入文学现场的“聚焦”，延展文学代际的“锋锐”和向大文艺扩张的“艺见”，都是有创见且澎湃着激情的出圈，但是包括 2019 年针对一百余位 1985 年之后出生的青年作家的“新青年、新文学：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都没有从我们假想的文学圈扩散到大众传媒和公共领域。其实，类似《中华文学选刊》的“期刊变法”在世纪之交就由《青年文学》《萌芽》《作家》《山花》《人民文学》《芙蓉》《钟山》《天涯》《花城》等文学刊物发动过，但除了《萌芽》，几乎没有一家文学期刊真正意义出圈的。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定义为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繁荣，部分原因是它们承担了大众传媒的功能，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文学审美生活的匮乏。在今天的传媒形势和审美生活背景下，回到常态的文学期刊及其我们假想的文学圈，只是大文学版图的一部分。因此，比出圈和破圈更重要的是，这个圈有没有对标它标榜的文学理想的自我创造和更新的活力。是自新，而不是自萌。 可以检讨的是，不能将今天中国文学基本生态都归因于资本和数码技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五四新文学谱系的严肃文学越来越疏离公共生活，尤其 21 世纪以来，再难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那么多现象级的文学作品。文学被赋予的参与公共生活、推动国民审美和社会进步的担当持续走低。今天的文学表面上拓展了边界，但是以流量为中心的泛文学写作也在稀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拥有最多读者，被资本定义的网络文学，固然承担了国民日常娱乐生活，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追问，网络文学的思想和审美贡献有多少？事实上，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的设定就不是规模化的出圈，而是承担着国民的思想和审美启蒙的渐进式的文学革命。因此，新文学意义上的个人化书写，带来了新文学的审美自立和自律，但同时也带来它与生俱来的局限。它只能是少数人的文学事业。但这少数人的文学事业，如果关乎国民的审美和精神，当然需要出圈和破圈。不过，心知肚明的是，今天假想的文学出圈和破圈其实只是希望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文学读者。这个层面的出圈和破圈，我们已经解决了通俗文学的文学合法身份，认可了数码时代的新兴文学现象，比如网络文学，且固守着的文学圈也早已经分化出商业化写作部分，何来文学出圈之说？因此，如果还在我们假想的文学朋友圈讨论文学的出圈和破圈，就要充分尊重文学市场和读者分层、分众的平权，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写”和“读”的文学之后的“大文学”版图的文学现实，进而反思国民审美启蒙的可能。 缘此，姑且承认我们假想的严肃文学圈代表着国民审美的金字塔。如果没有圈内自身冒犯性和革命性的审美涤新，吃的还是五四新文学的祖宗饭，那么，出了这样一个文学圈，并不能输送创造性的思想和审美，那么，出圈不过是一个自我想象的幻觉而已。因此，出圈和破圈，首先要做的不是虚造文学繁荣的幻象，而是汲取、拿来和学习，是面向世界敞开自己，是去重建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是持续有力的审美拓殖。这样，真有所谓的“圈”，也是有机的、开放的和创生的“圈”。破圈而出，也不只是觊觎和争夺没有圈进来的市场、读者和话语权，而是基于文学未来的实践性的国民文学教育和大众审美启蒙。在发微新审美的同时，启发新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