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因为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鲁迅称其为“小红象”。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据回忆，一次，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鲁迅在教育海婴时非常耐心，总是设身处地去理解他。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提到，有一次，他们吃一家福建菜馆做的鱼丸，“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大家都不信，因为大家吃到的都新鲜。海婴又吃了一个，还是嚷嚷说不新鲜。“别人都不注意，鲁迅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不是新鲜的。鲁迅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鲁迅晚年还每天晚上给儿子讲故事。在1933年给母亲的信中鲁迅写到“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
钱基博是一代国学大师，也是学者、作家钱锺书的父亲。因是书香世家，所以钱基博在学习上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锺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老家无锡，此时的钱锺书正读中学，假期里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钱基博回来考问功课，钱锺书没有过关，于是挨了打。
在父亲的影响下，钱锺书发奋读书，将钱家自强好学的家风家训发扬光大。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鼓励他勤奋读书、热爱学习。在信中他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领域专家，甚至有“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且在写信时，梁启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爱。
在1927年6月写给子女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并不很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老舍对儿女的要求比较宽松。在1942年3月10日致夫人胡挈青的信中，老舍写道：“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的算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剧，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
老舍之子舒乙晚年曾写下《父子情》一文，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关心与教导。文中这样写道：“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老舍的“复杂”还在于他教育孩子的方法十分独特，他言传身教，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提倡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主张尊重儿童像对待好朋友一样。朋友来了，允许孩子在旁边听讲，没有对孩子的喝斥和驱逐，还当着客人的面夸舒乙“傻小子”。
著名翻译家、作家傅雷，通过定期给子女写信，循循善诱地为他们指引人生道路。其中，最为著名的《傅雷家书》是傅雷及夫人在1954年至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傅雷时常在家信中教育儿子先做人，后成“家”。
虽然在朋友杨绛的印象中，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忆傅雷》）。但是，“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小哥俩有时就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缩着脖子认真地偷听。被傅雷发现了也不知，听到傅雷的呵斥后，他们才咚咚逃跑上楼了。过了一会，顽皮的小孩又悄悄回到台阶上偷听了。傅雷发现后，火气三丈，厉声呵喝。原来这小哥俩就是爱听钱锺书说话。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父亲的爱就是这么复杂。所以，傅聪后来说：“很多朋友若有生活上或感情上的问题，来找我爸爸，他可以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但是，处理自己儿子的事，却毫无办法，一点也不客观。”
若干年后，儿子总会去理解父亲，因为他也要成为一位父亲。所以，傅聪说：“有时候，爸爸说儿子是面镜子，我倒觉得爸爸是一面镜子。”“我爸爸就是我的镜子，我从小就是这样看着他长大的。”（《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傅聪心目中的傅雷》）
丰子恺对教育子女方面则持乐观包容态度，他主张“真诚独立”的家风家训，并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有七个子女，但他却很少以大人的眼光去管教孩子，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要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并没有责备儿子，他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除了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要求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而在这样的要求下，他的孩子都在很早的时候就不再依赖父母生存，可谓十分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