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作家回归或主要用力于城市题材文学写作，对于城市问题的观察和抓取敏锐、生动、深刻，他们的写作迅速拉高城市小说创作水准。
    新乡土写作的出现，改变了农村题材写作的旧有格局，特别是“70后”女性作家的发力，让乡土写作呈现出新的面目和希望。”
    对于一个时期或时段文学创作的评价，要看这个时期或时段文学能跳的最高刻度，而不是平均线。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不怀疑的一种方法。这五年，在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沙盘里，跳得最高的还数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重镇地位保持不变。一是因为长篇小说创作体量大、数量多，创作队伍强、评论家关注度高、作品影响力大；二是作为人类一种对抗各种碎片化、即时化的表达，长篇小说可能从容量和形式上比较有优势。
    在这五年，长篇小说创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它们对于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变化之一：一批成熟或重量级作家回归或主要用力于城市题材文学写作，对于城市问题的观察和抓取敏锐、生动、深刻，他们的写作迅速拉高城市小说创作水准。
    由近说远。今年，以书写东北南部沿海农民出名的孙惠芬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从成长小说、教育题材出发，延展出一个现实变革中的中国城市空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整个社会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权力和资本对于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进行篡改。旧有的伦理、农耕时代的规则，以及我们内生的一种对于文明生活的向往，能不能对抗这种篡改？孙惠芬挖出了一口深井，细节丰满，人物可信，写到新青年，写出了城市关系的本质。孙惠芬不仅超越了她的“50后”“60后”后同代作家，也从对社会揭示的本质性、内在性方面超越了绝大多数年轻的城市生活写作者们，实现孙惠芬自我爆破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题材写作的一种爆破。
    今年还有一部现象级作品，这就是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对于反腐题材把握及时，它之所以形成现象级传播，一是对于新的形势下政治生态的观察和描写准确到位，二是为这类书写贡献了高育良、李达康、祁同伟这些典型化文学形象，成为近年反腐题材写作的力作。
    2016年，王安忆的《匿名》文本极富实验性，既是王安忆自身写作的一次挑战，也是长篇小说写作的一次技术攻关，被称为“烧脑”小说，在评论界产生意见悬殊的议论。路内的《慈悲》是2016年一部普遍叫好的小长篇。作为一位相对年轻的作家，路内对于工厂、工人和生活痛感的表达，温和、宽谅、有情义、语言干净、值得称道。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对于雾霾问题的抓取，北村的《安慰书》作为一个先锋作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书写的转型之作，都有一定的特点。
    2015年是长篇小说丰收年。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像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作为剧作家的陈彦回归小说领域的第二部长篇，排在当年“中国好书”文学类第一名，不是偶然。小说对于装台工以及装台这个边缘化职业的书写，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时代经验、生活经验。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在人物塑造、方言使用、故事讲述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特别是顺子这个人物，是可以进入文学史的独特形象。2015年，东西的《篡改的命》是另一部功力深厚的作品，无论是主题的开掘，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应该得到关注。
    2014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阎真的《活着之上》和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都值得一提。《耶路撒冷》是徐则臣“进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作，小说里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内省和救赎描写是有价值的。《活着之上》延续《沧浪之水》的风格。《妈阁是座城》细致生动地讲述了澳门赌城、赌徒的故事，探讨人性的美丑和善恶，也是一种新鲜经验的表达。
    2013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描写出生于农村的大学生涂自强的艰辛奋斗，是对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
    由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可见，城市文学与曾经火力集中的乡土写作开始平分天下：五部作品中，除了王蒙的《这边风景》是边疆题材，两部乡土题材——《江南三部曲》和《生命册》，两部城市题材——《繁花》和《黄雀记》。具体到这五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整个城市文学创作数量上升，作家队伍扩大，具有现象级传播影响力的作品增多。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新鲜、有益、独到、有效的时代生活和城市经验。为什么会这样？城市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客观因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比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的规模和城市人口总量都在扩大。城市生活孕育了城市文学，作家的城市生活经验丰富了，写作队伍发生变化，这是本质原因。特别具有战斗力的“50后”，总体上虽然还在写，但数量在缩小。而已经进入中年的“60后”和“70后”接上了棒，他们许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有过留学、访学经历，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较长，体力又好，开始在城市题材上用功。
    变化之二：新乡土写作的出现，改变了农村题材写作的旧有格局，特别是“70后”女性作家的发力，让乡土写作呈现出新的面目和希望。
    说到乡土文学写作，首先要向贾平凹和格非两位文坛宿将致敬。在这五年中，他们的写作依然坚持面向乡土，面向现实，保持着稳定的数量和稳定的写作水平，每每还有新的关注和新鲜表达。比如贾平凹的《带灯》《老生》和《极花》，特别是《极花》将人口贩卖这样的社会沉疴纳入长篇小说创作视野，表现了一个成熟优秀作家的勤奋和敏锐。格非的《望春风》对于乡土中国的观察，是2016年长篇小说的一个收获。
    老实说，现有的大量的乡土书写与中国乡村现状并不匹配，一是不能真实地再现乡村现实的复杂性，二是叙事陈旧，堕入模式化和浅表化。解决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解决作家自身的认知。今天的乡村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不能摆脱“21世纪”和“中国特色”这个时空背景。上世纪末以来，时代变革和历史转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其中乡村变化最明显。传统的中国乡村，诗意、安稳，也闭塞、保守、贫穷。遭遇激变后的乡村，还有诗意和安稳吗？还闭塞、保守、贫穷吗？作为写作者，哪怕只是写一个角落，也应看到乡村的整体现实，要写出整体性经验。整体经验的匮乏，导致许多乡土写作简单粗暴。
    在中国社会向小康社会努力的进程中，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始终是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对农村社会有所了解，就会明白今天这个问题比起40年前甚至更加复杂，复杂性一部分来自农村社会客体改造推进的困难，一部分来自农民主体分层的加剧。什么是农民？依靠土地及其生产方式谋生的当然是农民，进城务工者虽然暂时脱离土地，但他们的住房、亲人和精神归宿还在土地上，他们是不是农民？在土地上的农民曾经是那么强烈地要投入其间，脱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首鼠两端，他们还想回来吗？还回得来吗？投入其间和首鼠两端都是身份感。身份和身份感是最大的政治，既是经济来源，更是精神构成。农村社会最终的呈现状态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对于农民的存在感、幸福感和发展权利，今天的失语和误读都是罪过。在城市化或城镇化当代进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用工和组织结构的巨大调整。从人类学角度，这是人的生存形态的一次大迁徙、大变革。对于具体的中国人，现世的恩怨得失左右了他们的情感和价值，成为一切痛苦的根源。现世经验决定写作面貌，从写作面貌也能看出现世的面貌。文学写作中的认知度，表现为文学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时至今日，在先锋写作将乡土叙事寓言化改道之后，我们终于再一次地意识到，对复杂现实的忠实表现更加考验写作的能力。从乡土书写获得突破这个角度，我要对几位“70后”作家近年来的表现致敬，无论是“认知”还是“技术”，她们都很出色，比如梁鸿、付秀莹、李凤群，等等。这几位都属于风格突出的女性作家。
    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风》，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民身份和身份感的写作。这部作品打破了家族史惯常的线性时间叙事模式，采用穹顶式空间叙事策略，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流逝，痛感在不同主体间转移，痛感的动力、缘起也在转移，反击痛感的方式也在转移。四代人各自的立场和视角，差异的声音，混合为一部主体旋律明确的江心洲农民命运交响乐或者中国农民命运交响乐。从两个“梁庄”到《神圣家族》，知识分子梁鸿不仅文字回到了乡土，身体回到了乡土，眼睛和耳朵也回到了乡土。陕西“70后”女作家周瑄璞和王妹英相继出版的《多湾》和《山川记》，对于中原农村特别是陕西农民的观察，既有清醒、深刻的时代经验，又在艺术上发挥了女性细腻、鲜活的优长。
    要重点说说《陌上》，这是“最当下中国北方乡村分集记录”。过去的两年，许多人都重提“现实主义”，我的理解是，透过大量的隔岸观火和隔靴挠痒、大量敷衍的抒情和穿越，大家希望从文学书写中获取关于当代社会的可靠信息，看到生活细节的质感重现——它或能最终填补历史叙述的罅隙。使《陌上》与“最当下”相连的，不是“日常”的风俗，而是风俗的“非常”和“变迁”。《陌上》对于社会现实的表现和理解，既犀利又典雅，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激赏。
    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内心的力量。我对这些作品的挑选，主要依据两个标准：现实感和叙事性。现实感，是这五年来长篇小说与时代、人民和生活关系的一种表达，“文学是时代的精神记录”这一点始终是写作本义。叙事性，是对知识分子介入小说写作后叙事性弱化的一种反拨，小说的叙事艺术应该也是小说写作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