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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末日的影子” 一次反抗组织的刺杀行动，一份官方的秘密调查报告，一则流传甚广的创世神话，三个可以独自成章且在文体上有所差别的故事，以倒叙的结构方式成就了李宏伟迄今为止最具故事性、戏剧性的一部长篇小说——《引路人》。 故事发生于未来，其时核能滥用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世界面临崩溃。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在全球实施：新的人类社会管理组织“文明延续协会”取消了“国家”制度及其边界，整个人类社会被重新划分为“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自此，所谓“新文明时期”开启。 资源快要耗尽，灾害频仍时，人类决定解散旧有管理体系，国家消失，由东西方文明延续协会两个机构负责基本运转，由此开启人类的新文明时期。 …… …… 会长是文明延续协会的象征，是首席权利人，虽然这权力是协商性的。协会成立时，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延续成为头等大事，又鉴于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丰裕社会维持原则》以婚姻为立法根基，所有年满三十五岁没得到女性青睐没步入婚姻的人，都会被送到沙漠组成匮乏社会，留下更多的资源，组成丰裕社会。[1] 这样的背景假设作为今日世界常识的人类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均全部失效，人类曾经抵达的文明巅峰已化为末日废墟。如此设定使得小说像是一个带有恶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但是李宏伟的小说在文体和文类上一直有着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通常说来，典型的科幻往往有着明晰的知识铺垫、理论假设作为支撑，即便是那些称之为软科幻的作品，其背后也潜伏着较为明确的人文社科理论作为叙事基础。换而言之，知识、理论在这些文本中是叙事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叙事的走向、结构和基本形态。而《引路人》这样的作品除了表明故事发生于未来的某个时空外，其故事的进程、旨趣和构成要素再没有与所谓的“科学”发生任何逻辑联系。恰恰是我们熟知的各种现实状况、因素的变形和组合造就了这个全新的故事。小说中提及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阶层区隔等社会问题不正是遍布全球的当代世界基本症候吗？所以，小说中经常被提及的“旧文明时期”更接近于今日世界的基本状况，而“新文明时期”无非是前述各种症候恶化的结果。所以，不妨把《引路人》视为李宏伟对今日世界现状进行推演和想象的结果。因此，“旧文明时期”与“新文明时期”之间的分野，其实是现实与虚构之间边界暧昧的表征。这种暧昧来自作家行使“虚构”特权时欲盖弥彰的说辞。或者说，在讨论小说介入、描述当代世界的潜能时，在某些情境下，“虚构”一直就是必不可少的伪装和托辞。同时，当与“旧文明时期”有关的话题不断在“新文明时期”中被批判时，固然是在为末日场景追溯作为原罪的昔日繁华，却产生了在废墟之中怀想盛世的反讽意味。因为在旧时光与新世界之间，新与旧只存在时间的线性关系，在价值等级关系上却是暧昧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世界可能是旧时光的改头换面，而旧时光也可能是绝望的新世界对往昔岁月的美好重构。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涉及了类似的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新的社会治理方案中的一项主要举措亦与女性相关。通过对《圣经》原教旨主义式的解读，“基列国”对有着“道德原罪”的女性进行了甄别和惩罚，有的被当作“有用的容器”成为权力阶层繁衍后代的工具，有的则被流放“隔离营”承担苦役。“隔离营”之于“基列国”，正如“匮乏社会”之于“丰裕社会”。阿特伍德把蕴含于198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现象、趋势进行推演和组合，编织出一个新的故事。于是，1980年代的美国历史便成了恶托邦的基本背景。阿特伍德之所以要虚构这个在22世纪末被讲述的1980年代的故事，是因为相对于对未来的远忧，阿特伍德更担心现实隐患随时可能转变为真实动荡。对此，阿特伍德曾说：“只要有相应的土壤和环境，任何事都可能发生。”[2] 虽然《引路人》亦事关“土壤”和“环境”的描述和想象，李宏伟却表现出其独特、偏执的美学趣味。在虚构范畴内讨论基于现实某种情状的推演，或者说现实碎片的变形、重组，往往意味着这些内容与现实的具体性存在某种对应。正如阿特伍德那样，她极其坦率地指出《使女的故事》与1980年代的美国历史状况之间的关系。面对虚构，将其内容还原至现实的某个具体层面，是常见的阅读、思考路径。但是李宏伟的写作却始终有着努力摆脱具体性干扰的内在挣扎状态。在《引路人》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国家、种族、事件、人物、组织、机构乃至地理空间等容易引发联想、对应、还原等思维的具体性信息常常是缺失的、模糊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亦是抽象的、形式的。这来自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忧思却对“虚构”的潜能葆有极度热诚和信任的作家的内在的紧张感。他固然了解虚构与现实之间种种暧昧的游戏，亦能警醒到：那些容易引发联想、还原、对应思维的具体性对“虚构”其实是一种伤害，它们之于“虚构”亦是某种讨巧，它们借助读者“再创造”的惯常思维转嫁了作家本应依凭虚构本身的力量所做出的建设性引导。换而言之，李宏伟在意的是虚构内部要素扩容、扩张的限度和可能性。在虚构过程中，李宏伟常常需要某个实体来执行具体功能，却又最大限度地阻止这个实体被过于具体地对应于现实。比如，在小说中，他需要“文明延续协会”这样的虚构实体来执行国家、社会的治理功能，却又需要及时阻止类似的机构、组织被对应、联想、还原至具体的现实所指。具体性固然可以在虚构之外引发丰富的联想并指向纷繁的现象，却始终无法解决虚构自身的问题，即虚构的力量首先来自其内部各种因素的张力反应。所以，不妨把李宏伟的“虚构”视为叙事实验室：再丰富、再惊奇的具体性经验也需要经过语言、文体、风格、结构等形式的各种试炼，如同不断调整实验参数对实验样本进行各种测试。这其实是一个涤荡浮华表象、寻求具体性背后的支配法则及其意义的过程。所以，李宏伟的小说虽然从不缺乏精细的语言、充沛的细节、迷幻的情境以及动人的情节，却始终弥漫着某种难以言传的形而上的智识氛围，相应的是，叙事者对叙述对象那种热切关注却又冷静疏离的态度。在这种分裂却冷峻、自洽的叙述腔调中，建构理想叙事原型与探究支配法则及其意义这两种过程相互试错、彼此交织，造就了一种抽象的具体与具体的抽象相交织的美学质感。这里无意暗示哲学专业教育背景使得李宏伟把虚构当作一场哲学追问，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与其急于分辨不同的思考/写作形式的传统边界，倒不如在某种含混、暧昧去发现李宏伟如何试炼虚构的边界和潜能，并重新定义虚构与现实的关系。 二 “洁净的语言” 她一边看一边译出——名称：使者；方位：西线以北；目的：收割；限度：三十；流程：跟进。 ……训练结束以后，第一次收到专项命令……内容简单，但指派任务难度不小：她必须前往西线，向北深入，实施刺杀…… 《引路人》故事始于一道刺杀命令的下达，刺杀行为及其引爆的后果作为例外状态，反倒可以映衬出某种社会形态下国家管理、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所以，李宏伟对支配法则和意义的执着寻觅，将贯穿于刺杀行动的始末。 “丰裕社会”生存部勘察员司徒绿接到刺杀指令的那一刻，便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井然的面纱将被扯下，“丰裕社会”的真相开始现身。刺杀命令来自潜伏于“丰裕社会”内部的秘密反抗团体“团契”——成员全部为女性，它是女性权益与统治术之间政治冲突的产物。虽说“丰裕社会”的流放政策针对的是男性，但是对于被留下的女性而言，却是以性别、身体、生殖功能的工具化、物化、政治化为代价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指令虽然用了疑似行会黑话的“收割”来指代“杀人”这样的事情，却营造了令人愉悦的正义感。在接受某种立场为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于语言的差异和冲突，其中的正义感首先来自共享某种内部语言的快感。 然而，“收割”行动开始后不久，司徒绿便从“男人皆恶”的亢奋的正义感中跌入“强烈的恐慌”： “女性会长”“遇刺身亡”……司徒绿再度被迎面而来的信息打蒙。她知道协会对各种信息进行筛查，留下“纯净”“无害”的部分，但她以为那些隐藏的部分已被团契照亮……司徒绿心里涌起强烈的恐慌…… 有时候，抽象的价值观大概经不起具体经验的正面撞击。随后的情节也将揭示：“团契”的语言习得自对手，慢慢升腾的反讽将使“团契”的形象从政治正确转向政治阴谋。语言事关言行及其背后的思维。当一个抵抗组织的话语方式开始模仿对手的时候，其言行、思维及其彰显的正义感、道德感在多大程度上异于对手，便成为巨大的疑问。 疑问被证实不一定带来释然，也可能是深深的恐惧。一份报告清晰有力地确认了这一切。这份来自官方的秘密调查报告，不仅含有以批注形式提醒的关于报告内容的信息筛选、阅读权限、审读意见等，还在后面附上了处理意见、领导批复等文件。李宏伟出色地戏仿了官僚语言和行政文书的形式，体现了卓越的文体改写能力。于是，一份枯燥的公文成为信息量丰富的文献，进而被审定为“绝密”。因为它过于真实地反映了“丰裕社会”和“匮乏社会”的基本状况：取消了“国家”建制的“新文明时期”，却以更加严苛的方式保留了“旧文明时期”的“国家”运行所需要的官僚机构、暴力手段、文牍形式和语言等，只不过这些旧事物都被语言描述、塑造成其他事物的样子，看上去邪恶而荒诞。比如，行使国家功能的机构被称为“文明延续协会”；公职人员被称为“会员”并设立科层等级和信息获取权限；“净化方案”被用以指代消弭异端言行的强制措施。类似种种并不指向具体的情境和事例，而是揭开了现代社会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症候：知识和语言不是让世界的复杂和暧昧变得清晰、透明或趋向可知，而是让世界变得愈发幽暗、神秘，成为掩盖真相和真理的技术手段。报告中有一处批注，协会禁止使用“统治”这个词汇而用“管理”取代之，正如司徒绿接收到的刺杀指令里用“收割”来指代杀人。 ① 指导员注：这一句的意思不明朗。“统治”不知道是否为报告者生造？查遍词典都未见到收录。假如“统治”与我们所用的管理相近，这句话将不可饶恕。 审查员注：新文明时期，“统治”概念及其所指就已经消亡，协会作为暂时机构，只是受委托，根据《丰裕社会维持原则》，根据大多数意愿进行管理。“统治”作为生僻字也早已经被从词典清除。这里的要害不是这句话，而是报告者从何知道这一死词？从他对这个词语的运用来看，显然完全掌握其含义与用法。建议依据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判定这个词语的污染源。如证实来自报告者的丰裕社会教育与经历。则需再一次根据《原则》启动“第三净化方案”了。 对比原有词汇与替代词汇：前者代表了那种带有意义、价值、情感倾向的词汇，这本是语言在交流中的正常状态；而后者则是宣称中立、客观态度的描述性技术词汇或专业术语。当前者被视为“已经从词典中清除”的“死词”“生僻词”“污染源”而禁止使用时，“技术统治”彻底垄断一切的社会景观便出现了，首先表现为齐格蒙·鲍曼所说的“语言世界的‘自我纯净’和‘政治卫生’”[3]。这里不是要谈论某个类型的知识及其语言的具体功能，而是强调知识/语言与权力捆绑之后，对意义、价值多元的压制和排斥，这最终导致关于“唯一”真相或真理的绝对尊崇。很多时候，“唯一”和“谎言”只是描述某种处于宰制地位的语言/知识的同义词。“谎言”一旦成为“信仰”，便是人类用语言为自己挖掘深渊的时刻，在幻觉中迷离狂欢，以为将纵身自由的海洋。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身处“匮乏社会”的人说何以会说：“在我们认识中，匮乏社会是丰裕社会的提升，是丰裕社会金字塔的最尖端。作为丰裕社会基石的种种规章要求，在这里当然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 加拿大政治学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在讨论欧美社会的相关情况时曾说：“我们的语言一向被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用语言——数量巨大、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多少软弱无力。然后是附着于权力和行动的法团主义语言。”[4]法团主义语言本身又分为三类：修辞、宣传用语和专业术语——三种用于阻止交流的意识形态工具。很难描述将前两者区分开来。修辞描绘的是意识形态的公开面孔。宣传语言售卖修辞。两者的目的都在于使谎言正常化。”[5]单一的语言意味着定于一尊的价值和秩序，它可以随意涂改任何在权力辐射范围之内的事物及其意义。正像调查报告中披露的那样，“匮乏社会”中所有的荒诞、残忍和不伦的事情，都在“洁净”“净化”“互助公社”“互助机制”等中性且偏向明亮的词汇的重新描述下，成为具有“社会的荣誉感”的历史宏大事件。 由此反观，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司徒绿会从正义满怀渐渐陷入怀疑和自我怀疑。 “我觉得——团契长期对抗协会，可能被同化了，为自己认定的目标，不拘泥手段，因此对内同样有选择地提供信息，以便……以便保持团员的向心力。”这番话说完，司徒绿才体认到，她身上电流般战栗的是震惊，“我觉得——团契也可能不是刻意遮蔽信息，而是对信息分层设级，提高接触的难度。很多信息未必适合所有的成员，需要知道的、应该知道的，经由机缘追索也罢，总会打通关卡，得到它们”。 从语言的纯净和政治的卫生这样的角度来看“协会”对“团契”的“同化”，“团契”就是“丰裕社会”孕育出的私生子，亦可以说是由其种种症候滋养的罂粟花。恰好，小说里提到一种被“滥用如水”的致幻药品——玉髓。单一的语言制造宰制的幻觉，如同廉价的致幻药品生产速食的癫狂，两者和谐地构成一个病态社会的光鲜外表和溃烂内里。后者固然是前者压抑的结果，但又何尝不是某种绝望的无意识反抗。 而在触及这些真相之前，司徒绿正义感的动摇正是从对语言的不信任开始，即前面引文提到的那种“被打蒙”和“强烈的恐慌”。充满正义感、使命感的司徒绿，无疑是某种单一语言以及意义塑造的结果。所以，她在歧义信息、异质事物及其意义的面前难免感到“恐慌”和“打蒙”。作为由被筛选的信息、被灌输的信仰以及虚幻的热情所形塑的组织工具，她的任务本是消除那些歧义和异质，却在与之纠缠、搏斗的过程中面临被说服、纠正的可能。于是，刺杀的过程，亦成为司徒绿对“团契”及其单一语言规训的反思过程。不妨把刺杀行动视为“成长小说”的某种变形，而学习对复杂、多元的语言、信息及其语义关系的思考、分析和判断，是“成长小说”的应有之义。 三 “王国成了废墟” 尽管司徒绿只是一场政治布局中路线和作用都已经提前被规划好的棋子和工具，如同女性只是“丰裕社会”的工具，但是工具人司徒绿依然可以激发丰富的意义层次。司徒绿的成长与语言的塑造功能之间隐喻关系的生成，并非是静态展现的结果，而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来动态建构的。如果把“丰裕社会”的核心分区和“匮乏社会”的腹地视为单一语言强势覆盖的中心区域，那么连接两者之间的漫长旅途其实便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冒险之旅。于是，在这趟旅途中，权力/语言影响力逐步衰减乃至难以覆盖的那些风景、人物、事件将逐渐显露，它们将构成某种抵抗或纠偏的力量。在沉默而具体的真实风景与抽象而空洞的单一语言对抗的过程中，得以窥见真相的裂缝被撕扯得愈发狰狞。所以，司徒绿的一路奔袭，不仅是复杂语义关系生成过程的隐喻；而且推动着文本内部的叙述进程和结构形成：正是因为司徒绿不断地运动，那些风景、人物、事件才得以出现、并彼此关联，从而编织成充沛的故事形态。因此，凭借看似单调的形式功能，司徒绿又成了文本内部结构的“引路人”。 “引路人”司徒绿还把“公路小说”的因素引入了“成长小说”：追捕、逃亡、飞车、枪战……李宏伟的小说从未出现过如此戏剧性的情节和场景。长途奔袭带来的是时空的大幅度扩张，“丰裕社会”的种种颓败景象得以被发现：废弃的工厂、污染的湖、弃船里死因不明的尸首、废弃的城镇和自我流放于制度之外的人，还有随处可见的被铁丝网围起的辐射之地……皆是“未来、末日影子的废墟”。急速运动与颓败场景的密集叠加，营造了一种诡异的历史氛围，像是关于人类盛世迅速崩塌过程的蒙太奇展示。通常这些场景都处于待发现的蛰伏状态。它们会在动作行为停顿时、事件发展间歇中闪现，仿佛在等待司徒绿从紧张的动态中分神时的惊鸿一瞥：那是颓败的风景欲言又止的美学时刻。 钢铁厂就像个巨大的独立王国，现在这个王国成了废墟，但还保留着遗骸…… …… …… 钢铁厂又像史前巨兽的家园。不要说冷却塔这样庞大得超过几栋楼的食草动物——当它在地震作用下，轰然倒塌，主要由砖与混凝土组成的部件散落开足有几百米；就是那些纯由钢筋铁骨构成的高炉、焦炉等肉食动物，当它们翻滚在地，钢铁的身躯撕扯着破裂、扭曲着散开，那巨兽遗体般的现场，更加动人心魄。 …… …… 小允的表情，那单纯的思念，眼神中对钢铁厂与世界悄无声息的安慰，让司徒绿心疼。她相信，如果每一张画都存下来，如果最终将它们归并在一起，这钢铁厂一定会在某个清晨，当月亮在晨曦中隐匿身形时，听从少年的一声口哨、一个手势，猛然收拢地上四散的身体站起来，抖抖身上的皮毛、甩去时间的残渣，拿出百分之百的精神，迈开大步跑起来。 沉默的风景散发鬼魅的气息：“王国成了废墟”，这大概便是今日世界在未来可能的样子。或许还能在“遗骸”中辨识出昔日盛世的气象，可是那些蛛丝马迹分明是在提醒未来景观是历史幽灵持续建构的结果。所以，有些一闪而过或云淡风轻的风景其实是历史的罪和恶在肆无忌惮地飘荡。 司徒绿顺着老人的目光，看到远处两座巨大的烟囱，其中一个正冒青烟。 这家名为“玉热疗养院”的地方，其实是对罹患重症而无法救治或救治成本过高的病人强制进行安乐死的机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烟囱何以是一道令人惊悚的风景。据说这项政策还会推广至“丧失劳动能力或超过一定年龄的人，无论有病与否。”这种情况却可以获得冷静的理性解释：“他活下去毫无价值，他能做的唯一贡献，是以死为世界节约资源……反正只要他有所信，就可能带着信念，快乐地死去。至少死得安心。”现代理性中关于身体、生命处置的物化、技术化功利思维已是常识，大部分时候，难以让现代人产生包含道德检视和共情张力的危机意识。但是，这些思维在遭遇阿特伍德所说的“环境”和“土壤”时,即那些构成现代生存境遇的基本要素及其可能的变化，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摆脱的历史梦魇会再次呼啸而来。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曾描述过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片段，与之非常相像： 在创建者的秘密会议中，他们称呼自己为“安乐死所”，然而在范围更广泛的场合下，他们使用欺骗性更强、更使人迷惑的“机构护理”或“转移病人”等慈善基金会的称呼——或者使用温和的“T4”的代号（源自柏林的提尔加藤大街，是整个屠杀行动协调办公室坐落的地点）。[6] 尽管小说已经假设目前我们所知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已经失效，但是“文明延续协会”所推行的人类自救制度无疑还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现代性技术统治思维之上，如鲍曼所总结的那样：“现代‘园艺’国家观，将它所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园艺活动的对象。”[7]只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土壤”或“环境”变量出现，比如资源紧缺，以理性和技术抽空道德关切与生命意义的资源节约计划注定会出现。在这样的事情未变成切身体验之前，它会一直被默认为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合理手段。就像小说里提到的一个计划： 我的左手是“行者计划”，计算模型下，大概率的光明前景在等着。只不过要先穿过深重、绝望的黑暗，将现有绝大多数人流放至死亡的领地。 这句话又被一个人翻译为： 为此，必须抛弃绝大多数人，让他们进一步作出牺牲。因为要发展……甚至有人提出并得到不少附和——以大规模的屠戮，让现有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尽速死掉，以节约资源。 前者是以科学运算作为保障的人类拯救计划，而后者则是在语言的惯性下稍作修饰的真相陈述。两相对比，则不难发现：所谓“发展”无非是关于权力和秩序的语言修辞；在这样的前提下，“牺牲”与“屠戮”是关于一种技术手段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前者是服务于“光明前景”的道德美化，后者才是语言和技术的发明者、使用者所试图掩盖的真相。鲍曼基于历史经验作出的理论寓言在这里也就成了再次实现的预言：文明持续协会治下的人类社会，“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8]这便有了需要培育的“丰裕社会”和作为杂草的“匮乏社会”的区分。这样的区分使用了生理年龄和婚配状态等“自然”标准，虽说看上去多少有着道德和人性的意味，但是依然逃不过技术手段的操纵。 “江教授，你告诉我，是不是协会控制了男女婴的出生比例，让女人越来越少？” 江教授停住脚步，站在那里，许久许久都没说出那个字。 提问者就是那份“绝密级”调查报告的作者赵一，他后来成为“文明延续协会”的会长。而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的江教授其实是潜伏于“匮乏社会”的协会会长，正是他事后将调查报告定性为“绝密级”，并批示待赵一年满35岁之后将其流放至“匮乏社会”。彼时的赵一只知道江教授的公开身份是“匮乏社会”的精神领袖，并受命监视他。这样的对话场景透露着邪恶的气息：只有看见语言背后真相、发现技术背后秘密的人，才能洞察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而那些发明语言密码和将技术伪装成社会需求或自然原理的人，会通过语言迷宫的制度化和技术控制的隐秘化来杜绝前者出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分出来的“匮乏制度”其实就是个谎言：利用语言和技术制造了一个惩罚式社区，即一群被定义为无用的人被流放于被废弃的自然，其实只是为了反证支撑“丰裕社会”运行的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合法性。区分的目的在于制造他者、定义自身，区分原则的逐级向下细分，也只是语言更新、技术升级的程序化操作而已。正如协会在人类社会内部区分出“匮乏社会”这种杂草之后，可以继续在“丰裕社会”内部区分出那些病变为“杂草”的“丰裕社会”良民，而以资源紧张为理由的总体原则从未改变。因为，每一次原则逐步细化、下沉及其触发的刈除杂草行为，其实都在论证、巩固、强化初始权力和秩序的政治正确性，直到语言寻不到修辞对象、技术发现不了实施目标，整个社会崩塌为废墟。 通往废墟的死亡之路，未必相同。《引路人》中还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社区：西线。“整个西线都是放纵之地，一块恣肆妄为的两边都不统辖的飞地。”那些看清真相而又无心或无力反抗的人来到这里纵情声色，直到耗尽最后的精力和财物。 大多数的放纵和大多数人的放纵，都只通往一个去处，死亡。 …… …… 死亡。你看看这些年轻人，除了死亡，还有什么别的资本？除了死亡，他们也得不到更多快感。他们费尽周折，来到这里，带着全部的身家，甚至父辈的家当，买下酒精、烟草、毒品，买下最便捷的刺激物，躺在帐篷里，躺在阳光下。尽情享用，享用完毕就去死亡，这就是在抵押死亡、享受死亡。 如果说，“丰裕社会”中被指定人生注定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技术性、计划性死亡，那么“匮乏社会”的人则是已经被制度宣判为非人的行尸走肉。面对殊途同归的被动性死亡，“抵押死亡、享受死亡”反倒成为有着自由选择维度的向死而生。不管这选择的空间有多么狭窄，至少在主宰自身实现肉身欢愉的时刻，他们完成了与死亡、恐惧和痛苦的平等对话和交换，甚至是超越。所以，面对“丰裕社会”和“匮乏社会”的夹击，作为纵情狂欢之地的“西线”竟反讽般地成为生机勃勃的“死亡之地”。死亡固然是一切的终结，然而死亡或如何死亡却构成了审视如何生活及其背后社会制度的镜像。 无疑，死亡亦是开启叙事的一个维度，如阿特伍德所说那样：“所有的叙事性写作（甚或所有的写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痴迷——作家们都渴望冒险去地府，然后从死者的手里带回某些东西或某个人。”[9]当然，她的意思是说，那些弥足珍贵的记忆和精神经由写作保存下来，使得它们能够参与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死者可能保管着宝藏，但这些宝藏必须带回人间，使其再次进入时间——进入到观众、读者的世界，进入到变化发展中的世界，否则他们毫无意义。”[10]与死者交换，需要献祭生者的“生命、牺牲、食物和死亡”[11]。但不妨将阿特伍德的观点再引申一下：有一类作家会像鲍曼那样的思想家一样思考，总在担忧在过往的历史中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消失实则是在沉睡的恶魔随时可能在当下和未来苏醒。所以，他们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他们的写作就是要在周遭世界的“生命、牺牲、食物和死亡”中辨认出历史的恶魔和创伤，以提醒可能降临的末日。 在这些场景中，李宏伟写作的一些美学特征充分体现出来。他偏爱工笔般的静态描摹，冷酷的思辨语言交织其中。他虽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批判意识，却从不正面冲锋。赤身肉搏、电光石火固然能体现出英雄的豪迈。但是在庞然大物呼啸而来的飓风中，所有的星火都逃不过瞬间寂灭、了无痕迹。所以，他更愿意模拟一个平行宇宙，排除枝蔓、杂音和迷雾，把庞然大物具化为具体可感的巨兽，静观凝视，以发现那些不易觉察的溃烂之处，一遍遍预演巨兽崩溃的各种场景。换而言之，李宏伟处理经验的典型方式是：把今日世界的某些状况在整体上挪移至未来时空中进行推演，让蕴含其中的带有表征性的症候在错置的时空中显现、膨胀。由此，他对今日世界的总体性理解，便转变成带有寓言或预言意味的故事。可以说，他的写作更依赖于智识推演和命题思辨，而非倾心于情节编织、事件发生和人物行动。 这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平行蚀》中已初见端倪，他以梦呓般的语言，描摹了一群青春记忆从历史断裂处开始生长的年轻人的精神肖像，而那些创伤及其发生的过程被远远地推移到幕后。在寂寥的广场上一遍遍宣讲故事本身，并不能阻挡遗忘的速度，飘散的魂魄只有流徙于精神的森林中才有重新扎根、野蛮生长的可能。到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的时候，他以戏仿科幻和悬疑这两种类型小说的形式开场，让人以为这将是一部奇观和传奇不断上演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气势磅礴并不来自事件的铺排和人物的剧烈行动，而是小说主角持续不断地抵抗“无物之阵”的同化、控制所掀起的内心风暴。最终，这种精神奔涌化为关于“寻找”和“召唤”——有着充沛情感、丰富智识的人类抒情史诗——的象征性行为。这些抒情的碎片弥散于“无物之阵”的空间，感应着风暴中心向心力的召唤，以期生成浑厚恢弘的精神巨像与庞然大物对峙。李宏伟对于智识和思辨的迷恋在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灰衣简史》中继续深化。本以为这位21世纪的梅菲斯特会像他的浪漫主义原型那般，带领读者纵横时空，借以展示当代世界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然而，李宏伟还是最大程度地省略了欲望实现的戏剧性过程，把叙述导向关于欲望及其多种面相的辨认、评价和溯源等，他甚至重述了创世纪的故事，在一切的源头，与“神”展开了一场注定没有答案、也无法终结的质疑和问询。 可以说，一直以来，李宏伟的目光总是绕过事件、行动的猎奇和喧嚣，而试图探索这些表象背后的神秘驱动力量，并在自设律法的宇宙中不断地演绎它们的张力关系及其可能的前景。盛世、末日，抑或毁灭、重生，都是关于现实秘而不宣的寓言或留待未来证实的预言。 四 “超级英雄” 司徒绿终于与刺杀目标相遇。诸多疑团有待揭开，于是最后一击被无限延宕。首先解密的便是，她的收割对象竟是“文明延续协会”会长赵一，恰恰是他本人指派“团契”派遣新人来刺杀自己。赵一清楚，司徒绿作为新人，在真相密集冲击下所引起的持久“震惊”会与其单纯的信仰、忠诚合力为更加强烈的仇恨，从而会更为激烈地触发最后一击。这依然是傲慢的权力与自信的制度沾沾自喜、志得意满地展现自身的过程。发明语言、掌控技术的人无疑最清楚效力发生的方向、过程和边界。当司徒绿看到“团契”领袖的脸出现在会长发起的视频会议中时，“团契”的秘密也随之解开。所谓敌人或反抗，本就是语言和技术区分、生产的结果，废弃与利用之间辩证关系的运作并不复杂。 种种疑云的飘散，是在君王与刺客的辩论过程中发生的。两种人类拯救方案的极端对立，重新提出了政治决断的道德问题：简单说来，到底是以抛弃道德追问的方式筛选一小部分群体、集中资源以换取人类重启的可能性，还是汇聚人类的个体，共同参与自身命运的选择？前者无疑是“精英统治”思维的极端形式，而后者则是“普遍民主”永远无法抵达的乌托邦梦想。在光谱两端之间洒落着种种至今还在现实政治领域和政治学讨论中聚讼纷纭的观念、命题和实践。这样超级庞大的问题自然无法在“虚构”领域中被讨论，但是却可以在抽象的君王与具体的刺客的对峙中造就一个极富冲击力的戏剧性场景，进而揭示出我们在政治与道德层面长期“嗜睡”的病症：我们身处的日常世界一直深陷于与政治决断相关的种种道德困境、历史危机的围困之中，所有的政治都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只是大部分时候，我们浑然不知，也无力、无法参与。我们自身生存境遇的基本状况，其实一直是“在别处”被“他者”讨论、设计、试错、实施的结果。我们对规训和塑造的过程无知无觉，不仅接受了所有结果，而且又把这一切理解为生命的“自然”和“人生”的命运。 因此，面对君王的那一刻，“刺客”成为司徒绿“成长”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形象：司徒绿清醒地看到，那些束缚着每个个体的粗壮而坚韧的绳索，如何在语言、技术、机构及其运作过程生长、缠绕，并连同它们的发明者、制造者、操作者一起隐身的过程。 所以，司徒绿最终放弃最后一击，是她的彻底觉醒的英雄时刻。按照赵一的设想：这场刺杀行动连同司徒绿所受到的种种“震惊”会被传播出去——事实上，一直有人在通过视频围观两人的对峙和辩论——这个社会的真实困境会被整个世界知晓，从而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到上述两种方案的选择中。赵一华丽雄辩的说辞掩盖了一个问题：君主放弃政治决断，与把权力让渡给人民从来都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按照施米特的界定，政治决断属于主权问题。在赵一宣称放弃政治决断的那一刻，便意味着“文明延续协会”合法性的丧失，至少形式上是如此。但是这里依然存在着政治陷阱：倘若司徒绿真的发出最后一击，那便意味着她依然背负着那些绳索，在按照既定规划行使工具人的角色，而此后的“文明延续协会”将以另外的形式和修辞掌控着人类自决后的世界。事实上，赵一一直在以所谓“人类共同体命运自决”这种幌子来掩饰权力的始终在场及其一如既往的任性。 “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不是一人一票似的参与，每个人的能量当然不一样，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选择的意义，但是没关系，他们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各种能量达成一致、形成平衡，他们指向的结果是最好的选择。” …… …… “呼唤所有人的参与，呼唤他们的能量，呼唤偶然性的揳入。说不定有更适宜的方案，有更具智慧的人，被偶然性筛选出来。同时，不管哪个选择，不管人类将来决定走哪条路，都必须被偶然性先行检验、甄别。” 在这种舞台剧抒情式的说辞中，他既假设了群氓的出现可能导致的混乱，又通过强调个体差异来暗示可能的强力对局势的掌控，于是，偶然性、不确定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都被似是而非的“最好”给掩盖了。说到底，在权力暴虐间歇的“贤者时间”里，一切浮夸、空洞的豁达只是为了等待攫取权力的欲望重新苏醒。 仿佛所有的行动只为取消、否定行动。司徒绿在最后关头放弃刺杀，是在即将抵达终点之前对权力的阻止和秩序的中断。在关键时刻，小小的不服从可以引发让庞然大物坍塌的蝴蝶效应。权力的失控和计划的脱轨将引爆种种被压抑的力量，一切将重新变得未知。但无论如何，一场近在眼前的权力和秩序的变装秀被司徒绿阻止了。这暧昧而凝重的结局，无疑是司徒绿理性上关于未来的绝望与情感上关于现实的不甘心之间冲突和交织的结果。就像罗杰·加洛蒂对卡夫卡的评价：“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不人道的世界、异化的世界，然而它有着对异化的强烈意识，也有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希望；使我们透过这个被神奇和幽默弄得支离破碎的世界的裂缝，瞥见了一线光明，也许是一条出路。”[12]“裂缝”与“光明”，“也许”和“出路”这样的词汇组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个强颜欢笑的悲观结论。 如果注意到在这场辩论中被反复提及的“月球隐士”，那么，《引路人》的底色将显得愈发暗黑。这个故事并不复杂，漂浮于宇宙的“月球隐士”收留了地球上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孩子将在地球毁灭以后重启人类生活。据说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来自叔叔对赵一的讲述，后来成为流传于整个社会的超级英雄故事，或者说创世神话。这则神话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像极了前述那个大规模“人类灭绝计划”被浪漫主义美学重新包装后的神话形态。反之，一个包含着毁灭与重生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的超级英雄故事被现代语言和技术重新演绎以后，竟显得如此惊悚。童年记忆被改写成救世之道，艰难时世、历史创伤、病态人格共同造就的“月球隐士”，无论是冷血救世主，还是浪漫主义怪兽，抑或是毁灭之旅的“引路人”，都会让人惊惧不已。 在峻急的生死存亡的时刻，这样一个超级英雄故事居然被拿来与事关人类社会前途的政治决断进行对比，这样的对话本身就是极端绝望导致的极端荒诞的举动，它使得“毁灭”这样的话题都轻盈得像是一场漫不经心的玩笑。几乎所有的超级英雄故事都是现代生存危机的产物；是人类对于各种社会症候深深的绝望和恐惧，被大众文化修辞、改写的结果。倘若不是对种种社会症候及其解决方案极端不信任，经过无神论和科学知识重新构造的现代人，怎么会编织出那种无视一切物理定律和自然规律的现代神话？这些超级英雄代表的正是那种将世界格式化、重新制定宇宙法则的秩序和力量。这种话语一方面源自人类用希望伪装起来的极端绝望，另一方面未尝不是人类生存欲望背后残暴、戾气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将毁灭视同重建的人类自我拯救的幻想，其实一直回荡在并不久远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及其潜隐、易容的政治实践之中。 所以，在“月球隐士”成为话题的那一刻，关于未来的一切都隐藏在未知的黑暗中……再次借用罗杰·加洛蒂对卡夫卡的评价：“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世界的态度。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他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13]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评价李宏伟的写作，只是“超越”这个词汇太暧昧了，太像一个闪烁其词的政治决断了。 值得一提的是，施米特在九十年前就曾经设想过一个后来出现在《引路人》里的基本假设：“如果一个‘世界国家’能够把全世界和全人类都包括在内……这样一个囊括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组织所具有的令人惊恐的权力会落在哪些人的手中。”坦率地说，施米特并不关心具体的“哪些人”，因为他很清楚，果真如此的话，他所有关于“政治”的判断和推演都将统统失效，所以，他给出了一个抽象而反讽的答案：“所有这些猜想都将导致一种对信仰的人类学表白。”[14]或许可以说，人类本身就是一则虚妄的神话。所以，《引路人》的最后一句显得意味深长： 那一刻，月光如水，干净整个大地。 请在这里刹住审美惯性，抑制抒情，正视写实的力量：这或许是“月球隐士”投向地球最后的睥睨，那时候，地球无比空无、洁净，一贫如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