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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站台》中的苏州有一种败落的气息，与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东北城市的败落相比，存在一些有趣的不同。东北城市的败落如同鲸落，附生者还在蚕食有限的腐肉，流落者则无处可依，只能直面贫乏。而《站台》中的败落则是欲望膨胀，铺张无当：仿效无锡的春秋战国影视城，欧洲宫廷风的会议室，罗马神殿般的邮局，肆意倾倒后汇流而成的饮料之河，像是处在盛极之后、必衰之前的混乱阶段。 更深层地，一些小说中的败落与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而在《站台》中，作者却淡化了经济因素。我们不知道刘贺的家境如何，父母的经济情况对他并没有显著影响，从文中判断，他绝不是吃不上饭的那种贫困，但也会为卖废铁得来的五百块收入振奋：其实就是大多数十六七岁学生的普遍状况。老项的经济状况，也符合小镇警察的一般水平，最多只有资助一个贫困学生的闲钱，但也绝不是节衣缩食、牙缝里省出来的。作者选择不从主人公的经济条件中生事，不用贫富差距来制造廉价张力，剥离了直观好用的影响因素，像是把人性放在了无菌室，尽量不加刺激，期待它自己露出马脚。 淡化的不只有经济因素。读者观看涉及青少年犯罪的作品时，会期待其中有躁动的性、残忍天真的暴力、惊悚离奇的凶案。这是作者与读者心照不宣的暗中交易。但《站台》中，作者却将这些轻轻回避。刘贺和伙伴似乎还处在前青春期，对性并无明显的困惑或渴望，最多是以男老师的身体特征开不合适的玩笑，或在KTV中不算激烈地亲热。“十三太保”在网吧偶遇“李克用”，眼看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却也被网吧老板轻轻化解，没有演变成正面冲突。故事在开头就提到了女孩失踪案，但女孩也不与谁沾亲带故，不是谁的女儿、女朋友、发小或暗恋对象，没有哭喊的家属或誓要寻找她的人。她的失踪，只是笼罩在石溪镇上的淡淡阴影。 《站台》中最有意味、最为惨烈的一个场面，是拘留所的孩子受不住打，“天天放风时冲着各个监视器磕头求人放他出去，但是怎么办呢，换了好几个号，也是处处挨打，吃不下睡不着，最后受不了了，抠了块墙皮，把眼珠子划开了，玻璃体都流出来了，只好保外。”“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孩子，他戴了一个眼罩，由母亲搀扶着，麻木地走着。老项知道，慢慢地，那孩子的半边脸会开始皱缩，他年轻的面孔会失去对称……”不论是自残方式的猎奇程度，还是画面上的冲击感，这个场面都相当生猛。但作者却把它置于背景中，以转述而非直写的方式去交代，实际上是削弱了（或说浪费了）表现力。这个人物如果放在其他小说里，即便不作主角，也足以担当重要人物，但在《站台》中，他没有前史，没有后续，作者甚至没有给他取一个名字。 作者单方面破坏了与读者的交易，似乎意在展开一套新的话语，不能说是不冒险的。但担心之余，也让人想起当年王朔评价梁左的话：“放着明摆的痒痒肉不挠，这就是不庸俗。”如此处理，自然会提高了作品本身的写作难度，这不足为外人道；另一方面，似乎也显露出了作者的志趣所在，即“去戏剧化的写作”。这种倾向在《316》中则更为明显。 巧合地，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也将故事的一部分放在了澳大利亚。对中文受众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较为空白陌生的叙事空间，它在文学上的意象远不如美英等典型西方国家鲜明，也不如韩日这样的东亚近邻熟悉，其广阔天地有待新一批创作者来填充。在《316》中，对于随女儿移民来澳的老常，墨尔本是他的流放之地。他要孤独地对前半生做一个对答，讲述者和听众都是他自己。 读者会留意到，老常在小说中的行为，好像是退行到了幼年期。显而易见的是沟通上的问题，老常和外国亲家公无法以语言交流，只能以手指地图来示意，状似学会说话前的幼儿。遇到“楼凤”问题后，他全然没有解决的能力，只能向闺女告状，长辈与儿女的角色在此倒错。另外，他买菜用的布制小车，也与婴儿车形似。作者似乎在暗示，老常将在异乡从头审视自己的人生。果然，楼凤的问题牵扯出了与性有关的难言之隐，而性正是成人的关键。 欢愉的性未必造就健全的人，但屈辱的性一定会留下某种扭曲。在妻子面前，性最初是需要科学执行的任务，后来又变成背叛和否定的方式。老常在妻子面前无法人道，妻子死后，他潜藏的情绪也永久失去表达的机会。压抑下的情欲没有演变成一股恶狠狠的劲头，而是继续隐忍下去，郁结于心，让老常无法舒展，这也许才是最不幸的状态。于是在小说结尾，他走进了楼凤的房间。他要做什么？也许楼凤之于老常，正如田小娥之于白孝文，他将找回自己的男性尊严；又或者如潘金莲之于武松，他必须诛灭这具罪恶的躯体。但作者选择在这里作结，他的走向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按章法，从故事的结构上说，《316》只有起承，没有转合，看似是不完整的。作者何止不与读者共谋，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写作规律做出了反叛。作者为何选择这样处理，他的意图是什么？关键的答案，似乎该在人物身上寻找。 作者作为1990年生人，为何会频繁地将目光投射在中老年男性身上？不必说《316》中的老常，在双视角叙事的《车站》中，老项的刻画也多于刘贺。读者可知老项独身，有一个疼爱的孙辈，资助着贫困大学生，似乎还有一段未点破的浪漫关系。刘贺则单薄得多，身上并没有这些枝蔓，仅仅完成了迷途青年及被拯救者的戏剧任务。老常和老项，他们身上的什么特质，让作者更愿施以关怀？ “现在老常觉得他的任务就是等，等他生活不能自理了，被送到养老院里去。”小说中说明了老常的处境。老常从国内转至澳洲，地理上的间隔为他的人生强行做下分隔符，上半场尘埃落定，下半场则空空如也。老项的处境也相差不远，即将到来的退休预示旧生活徐徐落幕，却没有人许诺新生活会到来。这是一段从结束之后到开始之前的狭间，男人站立其中，背后是弃我去者，面前不知是路还是墙。事已至此，真的还有什么在未来等着自己吗？也许作者将诸多因素淡化，正是为了让真意明显：这是我们的普遍处境。老项如此，刘贺不也如此吗？老项尚有一个去挽救的对象，可以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以对外界做功来替代对自己做功。但老常的拯救对象就是他自己，他逃避不得，也无法面对。他并不是没有结局，他的结局是永处狭间，既不得解脱，也不敢沉沦，更不能爆发，只能一如既往地停滞，这才是最坏的状态。上校是等不到来信的，老常倒是叩开了316的大门，但又能怎么样呢？无力的人物，担当不起一个有力的结尾，叩响大门就花光了他所有力气，作者已不必多言了。 相似地，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山鲁佐德》也讲述了一个应有后续但生生截断的故事。文中的男主人公没有来历，没有去向，不知为何被软禁在房间。“山鲁佐德”则仿佛在执行某种任务，定期来和男主人公温存并讲一段故事。“山鲁佐德”讲到年少时略带扭曲、无疾而终的暗恋，并约定下次来时，会讲述多年后再次遇到暗恋对象的经历。但作者没有给出下文。小说本身是不完整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是不完整的，“山鲁佐德”以及她的故事，也是不完整的。但这些不完整放在一起，反而完成了某种统一。 这也许是相通的。好的作品总会揭示人的处境，从内容上，也在形式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