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不是名人，但头上的光环不亚于时下一些“名人”：翻译家、作家、画家。自1943年发表译作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起，七十余年来在多种文化领域笔耕不辍，译著、散文及画作等身。他曾任《世界文学》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博士、俄罗斯美术研究所荣誉院士，曾荣获俄罗斯总统授予的“友谊”勋章，以及中俄友协颁发的“中俄友好纪念章”等各种荣誉及称号。
    我与高莽先生结识，是近两年的事。
    丁聪先生（1916-2009）逝世后，其夫人沈峻（1927-2014）在我主持的《百家湖》杂志发表了一篇两百字的短文《致丁聪》。同时配发的是高莽的漫画《返老还婴图》，画面是沈峻推着小车，车上丁聪手持如椽大笔，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这是一幅“永远永远惦记着你的‘凶老伴’”沈峻，充任丁聪秘书、保姆、护士和“家长”的生动素描。
    丁聪羽化时，是揣着夫人的那封短笺和高莽的这幅漫画上天堂的，其意味深长。用了高莽的一幅插图，刊物要付酬（两串羊肉串钱）。我不知高莽住址，向沈峻求援，遂有缘结识高莽先生。
    三封书札往返后，我们由相识渐为相知。我请高莽为《百家湖》赐稿，先生不摆架子，只说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不写文章了；但前年应一位朋友之约，为他编的一本专集写了一篇追忆母亲的文字，不知何故该文集一拖再拖，问可否以此文充之。岂止可以，求之不得！
    不久，先生寄来《母亲，我心中的灯》，并附来母亲百年华诞的照片和他为百岁母亲的绘像。八千字长文，我一气读完。此类追忆亲情的文字，我读得较多，令我感到温馨和感动的也不少，但令我怦然心动、震撼的鲜见；而高莽这篇，不止令我震撼，更是令我心碎。现摘录若干细节：
    十六岁的母亲遵父母之命，嫁给十四岁的父亲。母亲一字不识，但她却常拿着书，问高莽书上字，很想做个识字的女性。平时母亲不允许家人坐在书报上，不让子孙破坏带字的东西。“文革”期间“破四旧”，她把旧书化为纸浆，做成一个纸钵，外面糊上花布，做钵使。书没了，书魂仍在。红卫兵抄家，母亲见高莽有本画册“不合时宜”，乘红卫兵不备，把一本俄文“毛选”的护封套在画册上，躲过一劫。她不识字，但通情达理。她听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儿子成长后，她让高莽把这几个字写给她，她另在纸上“描”出这几个字送给儿子：“听到别人说这句话，我就决定写给你，让你永远记住。”这话让高莽受用一生。
    母亲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她知道儿子常为人画像，对高莽说：“画男人要年轻些，画女人要漂亮些。”这句话让钱锺书知道了，他让别人转告高莽，说按他母亲的原则画像，是不会有真实的作品的。杨绛先生听后，却认为“不见得”。母亲不爱看自己的龙钟老态，她把室内大衣柜上的镜子，用白纸糊上一截……母亲长寿活到一百零二岁，无疾而终。她临终时对高莽说：“我死时，在我胸上放一本书，我太想识字了。”高莽愧疚，当年没能帮母亲脱掉文盲帽子。他遵循了老人的心愿：火化时，把一本字典放在老人胸口，让她带入天堂……
    自2013年以来，我与高莽音问不断，但无面缘。2015年秋，我专程进京拜访。时年八十有九的高莽，听说我去看他，十分高兴，让女儿宋晓岚到车站接送我。
    他已患肝腹水，腹部膨大。晓岚告诉我，父亲腿脚不灵便，但偶尔还写写、画画。高莽室内有点特别，各种有关老虎的字画、栩栩如生的玩偶特别多，书架中、墙壁上、床头边，满屋皆是，有百只之多，世界各国的虎均有。我问先生何至于如此。他说，他与老伴都属虎。他现在的住处原来叫“老虎洞”。杨绛说：“‘老虎洞’太冷，不如叫‘老虎窝’。”
    我们聊得很投缘。高莽把我带到他的小卧室，一张单人床，倚墙的书架上挤满一长排活页夹，那里面装满他与文坛师友过从的信札。他与茅盾、巴金、冰心、艾青、钱锺书、萧乾等师友均有较密的过从，曾为他们画过像。家中挂着一幅他画仓颉（高莽习惯用“苍颉”）的画像，画上“苍颉”两字是钱锺书题的。他说这是他用钱老题名纸的下脚料，改成的小画。他把画裱了起来，并饶有兴味地让我细看画像下部草丛的上方，是钱先生试笔写的草字头，状似“飞虫”，很有趣；还谈及钱先生为他润饰《苍颉》题词的往事……
    卧室里次第悬着三幅女性画像：母亲、夫人孙杰和女儿晓岚。高莽说这是他生命中三个“伟大的女性”。母亲活了一百零二岁，生他养他教育他，“是我心中生命的灯”；夫人与他相濡以沫七十个春秋，现在双目失明，长期卧床；女儿晓岚是他晚年的“拐杖”，为照顾他们晚年生活，放弃国外优裕生活……高莽爱女儿，有趣的是两人常斗嘴，以斗嘴逗趣为乐。
    香茗品了一盏又一盏，不觉一个半小时了。我为高莽拍了照，起身准备告辞。高莽摆手，示意我坐下。他转回卧室，又颤巍巍地走出来，手里拿着画夹：“哪能让你就这样走了呢，留点纪念。”原来他要为我画一幅速写。我受宠若惊，按他的要求侧身坐着，一动不动，太紧张了。高莽叫我放松，别老僵着身子，自然些。他用墨笔大约只用了三五分钟就画好了。然后问我“高寿”，我好奇怪，还是说了。他“哦”了一下，在画作下方写道：“七十二高龄的昌华先生留念”，落款是“八十五岁的高莽留笔，二○一五，九，十二于北京。”高莽又从里屋搬出一只装满印章的铁皮月饼盒子，女儿晓岚要帮忙，他不让，非自己动手不可。好不容易找出那方曹辛之为他篆的名章。钤好印，晓岚连说：“错了，错了！”高莽问“怎么错了？”“年龄写错了。”高莽一看下款，他把八十“九”写成类似八十“五”，摇摇头“老啦！”提起笔信手改了过来，且不露痕迹，又向晓岚挑战似地一笑：“这下对了吧？”
    我回宁第二天，高莽即来电话，嘱我把他的速写复印一份，还嘱我题上一句话，寄他作纪念。我戏题：“这是一位老老头为一个小老头作的素描。友人读了称‘形神兼备’。而我要说高莽先生把七十二岁的晚辈美化成二十七岁的小伙啦。故祈求八十九岁的‘何焉’老，在九十八岁时再为后学重绘。”“何焉”者，高莽曾用笔名也。
    本文作者系资深文学编辑，在职期间结识一批当代文坛名流雅士，并为他们照过像。近年他将每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写了出来，结集为《我为他们照过像》，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