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文化的研究与翻译。著有《阿拉伯文学大花园》等5部专著，《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纪伯伦全集》《老子》等10余部译著。
    与阿拉伯文学翻译结缘
    回想起来，我与阿拉伯文学翻译结下的缘分已有20多年历史。伴随我迈出文学翻译第一步的，是黎巴嫩文豪纪伯伦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留校任教的我，意外发现纪伯伦的许多著作还未译成中文。我陶醉于《狂人》《先驱》《先知园》等作品中意蕴深远的诗文，也被纪伯伦与梅伊·齐雅黛、玛丽·哈斯凯尔的爱情传奇打动，迫不及待地开始翻译。最难忘的是初冬的寒冷时节，学校为宿舍楼安装暖气，工人先在墙上打洞，一周后才完工。冰冷的夜晚，我用纸箱堵住墙洞，身穿厚厚的棉衣，把被子也裹在身上，在灯光下翻译纪伯伦的作品，隔壁房间还不时传来别人打麻将的声音，但我心里只有温暖与充实。
    我译的部分纪伯伦作品，首先被《外国文学》以40多页的篇幅刊载于1992年第3期“纪伯伦与黎巴嫩文学专辑”。这也是我第一次发表译作。那时，我还保持着晨读外语的习惯。刚拿到杂志的一两天，译作便成了我早晨朗读的内容。后来，由美国文学专家钱满素担任主编的《纪伯伦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我译的6部英文散文诗作品和1部英、阿文爱情书信集。伊宏主编的《纪伯伦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也选用了我的部分译作。今天，当翻阅起《纪伯伦全集》时，我似乎还能感到墙洞里溜进的刺骨寒风，闻到空气里夹带的泥土气味，还能忆起在北外晨读园朗诵自己译文时的兴奋感。不过感受最深的，是纪伯伦和阿拉伯文学带给我的温暖和满足。
    2000年，我翻译了埃及文学大师、诺贝尔奖得主马哈福兹的一部新作《自传的回声》。而早在1987年，我留学埃及期间就有幸前往《金字塔报》拜见过马哈福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人的谦逊与随和：当同行的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将自己的译作《梅达格胡同》赠他，并羞涩地以一匹唐三彩骏马充当版权费交给他时，老人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说道：“《梅达格胡同》也有中文译本了？”他还告诉我们，自己读过《论语》和《骆驼祥子》，从中受益匪浅。
    《自传的回声》中的部分短章最早刊登于《中华读书报》。见报后，多家出版社表示，希望我将全书翻译后交付出版。这是一部马哈福兹的“准自传”，堪称字字珠玑，熟悉他文学生涯的读者会发现，他许多作品探讨的主题都在书中以更凝练、更艺术的形式重现。作品篇幅虽然不长，但翻译起来颇为不易，因为作者在书中设下了一个个语焉不详的“斯芬克思之谜”。作为译者，当然有必要尽量去破解这些“谜”，才能把握原文中精妙的暗示性词句、语气和氛围，并准确精当地传达这些暗示。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学校附近的小河边散步，一边琢磨着马哈福兹设下的人生之谜、存在之谜；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他咧嘴而笑的亲切面容。饱经沧桑的老人写下的富有哲理的隽语，更加深了我对人生的认识：“生活，看起来是一连串的争斗、泪水与恐惧，但它又有一种令人迷恋和沉醉的魅力。”
    我也曾零星译介过几位阿拉伯诗人的诗选，但自阿多尼斯开始，我才较为集中地翻译阿拉伯语诗歌。这位阿拉伯诗人虽然早就享誉世界诗坛，却因为其思想的叛逆性和诗歌的先锋性，而被正统的阿拉伯文学史有意忽视，因此也很少被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界关注。10多年前，我开始接触阿多尼斯发表在伦敦阿拉伯文《生活报》上的文章，后开始跟踪并研读他的诗歌和理论著述。我惊奇地发现，这位我们并不熟悉的诗人，不仅其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乃至革命性，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观点之新锐、立场之鲜明、涉猎之广博、思想之精深，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界、思想界实属罕见。我折服于他的文字与思想，遂主动向译林出版社建议，翻译他的诗作在中国出版。于是，揣摩他诗句的意图，体会他的精神境界，竭力在译文中再现原诗之美，便变成了我将近一年之中的每日要务。由于这是我第一次集中翻译诗歌，而且自己并非诗人，所以我对译文并不自信。在我和阿多尼斯通信，请求他同意翻译、出版其作品之初，他就慷慨地同意放弃版权，但对译本的质量和装帧的美观颇为在意。他问我是否写诗，对自己的译文是否满意，是否认为他的诗作在汉语中有其价值。他还让我把译文发给他结识多年的中国诗人杨炼，征询杨炼对我译文的评价。据他说，是杨炼的这句话让他放心了：“你的诗在中文里依然是好诗！”
    阿多尼斯在中国掀起了诗歌的风暴。他的中文版作品已有4部（3部诗选，1部文选）问世，其中首部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2009年出版后迄今已重印21次，创造了当代外国诗歌在中国译介的一个小小奇迹；而中文互联网上“诗人阿多尼斯”的搜索结果已有数十万次之多。几年内，阿多尼斯曾多次到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参加诗歌活动。每到一地，他都能感受到自己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是他晚年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度。我们两人之间，也结下了深挚、真诚的忘年之谊。记得在发给阿多尼斯的第一份电邮中，我曾这样写道：“这几年间，在灯火阑珊的北京深夜，总有一盏灯下展开的是您的诗集、文集，它们伴随我度过了许多难忘而美好的时光。”而现在，在中国城乡万家灯火的夜晚，他那“欢舞着不眠”的诗歌，正在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为伴，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启迪。
    翻译了阿多尼斯的诗歌之后，有几位阿拉伯朋友总是问我：“什么时候译达尔维什呢？”于是，为这位享誉世界诗坛的巴勒斯坦大诗人翻译一本诗选，成了我多年心愿。不过，我对于达尔维什怀有歉疚感，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2008年8月9日，达尔维什因心脏手术意外失败，在美国休斯敦去世。时值北京奥运会刚刚开幕，人们未对达尔维什的辞世予以关注。在华语世界，只有北岛在香港和几位诗人与诗歌爱好者举行了追思会。即使在奥运过后，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也未做出任何反应。作为该会的操持人之一，我事后颇感歉疚。
    日前，我和同事唐珺联袂完成的译作《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正式出版，我的歉疚感才得以消释。诗选首发式活动在北外隆重举行，活动背景板上的达尔维什肖像引人注目，他手托下巴，似乎在专注地聆听自己的多首诗作被中国和阿拉伯朋友深情朗诵。活动结束时，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握着我的手说道：“感谢你，让巴勒斯坦的声音，在中国优美地、洪亮地响起！”
    忠实地传达原作
    屈指数来，这些年来我大约翻译了十多部阿拉伯文作品，还完成了两部汉译阿作品。我在翻译中秉持的原则，主要以忠实为主。我理解的忠实既体现在语言的细节上，更体现在对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两者无法兼顾时，则以后者为重。在诗歌翻译中，为了更好地在译文中传达整体风格，如意象的新鲜感、句式的冲击力、词语搭配的和谐性或突兀性，有时还必须在翻译时做出创造性的变动；若是在细节上过分追求对原文的亦步亦趋，反而可能导致诗歌总体风格的失真。譬如，达尔维什的诗作《夏与冬》以这样几行诗句结尾：
    我们把生命遗落在何处？我问一只
    绕着灯光飞舞的蝴蝶，
    顿时，它在泪水中
    燃烧。
    “蝴蝶在泪水中燃烧”无疑是个新奇而美丽的意象，诗人以此表达对自己及无数同胞在回归家园的路途中，岁月飘零、生命虚逝的伤感与哀叹。唐珺在翻译此篇末句时，依照原文译作“于是，它在泪水中燃烧起来”。我在润色译文时，将“于是”改为“顿时”，删除了“起来”，并让“燃烧”一词单独成行。表面看来，原文中并没有“顿时”，而将“燃烧”另起一行也与原文行数不符；但我认为，这样的改动强化了诗句的意外戏剧性（亦即诗意），并使语言变得凝练和干脆，避免了语言节奏的平淡拖沓。
    当然，关于诗歌翻译的理论和标准众说纷纭，各有千秋。不久前北京外研书店举办的一次诗歌活动中，诗人王家新和他作品的英语译者、德语译者同台对话。英语译者乔治·欧康奈尔和德语译者顾彬都是资深的翻译家和诗人，两位译者先后朗诵了王家新同一首诗作《柚子》的译文。乔治的译文和朗诵似乎更接近原文的风格：温馨、含蓄中带着优雅的感伤。而顾彬的德语朗诵则让不懂德文的听众感到震惊：他的译文显然具有更强的音乐感和感染力，也流露出更浓烈的情绪、更深切的哀伤。乔治的英译诗无疑更为忠实，但哪一种译诗更好？还真不能轻下判断。
    为了更好地传达原作风格，我会让自己尽可能沉浸于与原文风格近似的语言氛围中。譬如，在翻译纪伯伦的《先知园》等具有“圣经体”风格的作品时，我经常阅读中文版《圣经》，以体会、适应来自圣贤、高古空灵的语言风格。在翻译《自传的回声》时，我找来风格近似的鲁迅小说阅读，以便更好把握凝练而含蓄的笔法。在翻译剧作《奴仆贾比尔头颅历险记》时，我阅读了不少中文剧本，以便了解舞台语言的口语性和生动性。在翻译阿拉伯语诗歌时，我在床头放置了几本汉语诗集，随手翻阅，以便更好地感受汉语诗歌语言的节奏感和句式的灵活度。
    在翻译阿拉伯文学时，我还注意充分发挥汉语的特点与优势，力求让译文更加地道。我在编写《阿拉伯语汉语互译教程》时，曾对阿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做过对比研究，这本教程中有关语言文化对比的叙述虽然扼要，但它构成了全书探讨的翻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在阿译汉翻译实践中，我也有意让译文尽量体现汉语的特点，如少用人称代词，多用动词，将长句分割成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若干短句，有意省略句际衔接的关联词，以体现汉语“意合”的特征，等等。
    汉语的特点和优势还体现在语言所依托的悠久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文学记忆中。通过译文中词语、句式的精心选择，来调动读者对母语文学的记忆和联想，能增加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亲切感和接受度。在阿多尼斯的诗篇《祖国》中，多次出现“折腰”这一意象，如：
    “为我颠沛失落中把它的土揣在怀里的家园/我折腰”
    就译词的选择而言，将“折腰”换作“弯腰”、“鞠躬”、“曲身”也未尝不可，但恐怕只有“折腰”一词，才能调动起读者有关古今人物面对江山、美人、乃至权贵、斗米而倾倒、臣服的记忆；才能让读者产生最丰富的联想、感情、心理活动和阅读趣味的选择。我在翻译阿多尼斯领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领奖辞《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时，用“撄犯”一词，来译表示“侵犯”、“袭扰”的意思、相当于英语中Transgression一词的阿拉伯语词语。诗人王家新对此颇为赞赏，认为“译者创造了‘撄犯’这个生僻又准确而又让人难忘的词！”当然，我在选用这个词时，还有着更多的考量：通过使用“撄”字，将阿多尼斯革命性的诗学观，与主张“不撄人心”的中国封建传统政治理念形成对比，亦即让阿拉伯与中国两个历史同样悠久、积弊同样深重的古老文明建立了某种对应，更让主张“诗歌撄犯”的阿多尼斯和力倡“诗撄人心”的鲁迅实现了思想、精神和气质上的隐秘对接。
    在许多人看来，阿拉伯语属于“小语种”。严格而言，这是一种误会：因为阿拉伯语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使用者也将近4亿，由于宗教原因而略懂阿拉伯语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在中国，就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人数来说，阿拉伯语又只能算“小语种”。就阿拉伯文学而言，不仅研究者、翻译者人数很少，而且学术成果也寥寥无几，这与阿拉伯文化、文学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从事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时间较长的一员，我既感自豪、又觉自惭。自豪的是，自己为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通过对阿多尼斯和达尔维什的译介，让阿拉伯当代诗歌在中国由“弱势”变为“强势”，这固然可喜；但是我深感自惭的是，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与许多我仰慕已久、著述等身的前辈乃至同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无疑，对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等等“小语种”而言，个体研究者、翻译者的努力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关民族、国家的文化、文学在中国的呈现状况。因此，个体的责任也尤为重大，与光荣感、成就感相随相伴的，应该是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还记得1992年暑期，我兴冲冲地带着一厚沓纪伯伦作品的译稿，来到《纪伯伦全集》主编钱满素家中交稿，她见面后有点吃惊地笑道：“你怎么……这么年轻？”今天，当我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容颜，不免要自叹道：“你怎么……这么老了！”我可否仿效达尔维什发问：我的青春年华，到哪里去了？
    我问一只
    绕着灯光飞舞的蝴蝶，
    看哪，它在泪水中
    微笑……
    译 文
    小鸟翩跹而复欢歌，多么美丽！有一回，在我心荡神移的时候，我高喊着：“但愿我生来是只小鸟！”突然，我真的变成了小鸟。我盘旋着，歌唱着，在枝头跳来蹦去。根据已往的经验，我提防着猫和蛇，迷恋着阳光。我一向羡慕鸟儿，它们飞旋着，能看见地面上痴情者难见的爱人的美貌。我经过徒劳的尝试后深信：只有飞起来，才能从树木的顶端一睹芳容。我的目光因相思而变得灼热，我左顾右盼，爱人正在庭院深处徜徉呢。我畅饮着喜悦的醇酿，至酩酊而后快。有一天，我看见围墙上有一盘燕麦，不禁垂涎，便忘记了戒忌，飞了过去，用我的喙贪婪而快活地啄食。这时，一只手轻轻地把我捉住，一个悦耳的声音说：
    “你终于上当了。”
    她把我放进笼子，她的触摸让我全身陶醉，只有天堂的佳酿才给人这般感觉。
    每当我幸运的杯盏溢满了幸福，她便光彩夺目地走来，端详着我，给我添水加食。
    我欣喜若狂。
    余暇时，我瞅着树上的一群群鸟儿，见它们欢快地翩跹歌唱；但有爱人近在身边，它们的翩跹和歌唱都不值一提了。
    ——薛庆国译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