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作家中，袁亚鸣的身份和经历无疑是较为独特的。他曾是典型的商场中人，当过银行信贷部主任、基金管理公司经理、期货有限公司总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等，投身于火热的时代生活熔炉中，对当今中国商场诸多隐秘洞若观火。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如《终极破产》《生死期货》《牛市》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期货、基金等商战题材展开，展示出商战中别一种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由之透视该行业中的人性波澜。如今，他再次推出长篇小说《影子银行》，聚焦于20余年来东部沿海某地区的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渲染出各种商战的惊心动魄、波诡云谲，把金钱巨压下的人性畸变悲剧展示得淋漓尽致，从而为时代立碑，为国人觅魂，为人性高歌。
    在笔者看来，袁亚鸣的长篇小说《影子银行》的第一重意义就是对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深度描绘的题材开拓意义。
    众所周知，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现代中国则日益从乡土向都市进发。与之相应，现代中国小说中，乡土小说最为盛行，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当今称霸文坛的重要小说家几乎都是以乡土小说名世，他们对现代都市生活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疏离感和拒斥感。不过，经过20世纪80年代新写实小说家、90年代新生代小说家的顽强努力，都市题材也在当今中国小说中慢慢站稳了脚跟，五光十色、缤纷绚丽的都市形象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在既有的小说景观中，像袁亚鸣的《影子银行》这样如此深度、全面地呈现20余年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戏剧性一面，还是绝无仅有、弥足珍贵的。
    该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亚东和双奎艰苦发奋、屡败屡战的人生历程就和民间金融、期货贸易紧紧纠缠在一起。亚东的最大理想就是当银行家，创办私人银行。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他这个理想又难于上青天。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错位让他屡屡陷入步步见血的荆棘之途。因此当我们看到他在导师卢林申面前为私人银行的理想而呐喊时，我们也不得不为之仰天长叹：“他把旅行袋里的钱一把一把往外掏，我有钱，我有钱，很多人有钱。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些钱冠冕堂皇地开个银行？为什么让这些钱要像老鼠一样在地下管道里，在阴沟里做高利贷呢？到底谁在成就高利贷？那些人，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权利做人做的事，那些借钱还钱的事他们也会做，让他们也去开个银行，给他们规矩，让他们去做，就没有地下钱庄，就不会再死人了啊。为什么就不能呢？你说说。”亚东说着又搡了卢林申几把，说，“让他们自己开个银行吧，让他们冠冕堂皇去做有什么不好呢？几百年了，几百年来他们你死了他做，他死了我做，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个银行的名分，让他们几百年的游魂也有个安稳的归宿呢？几百年，他们也等了几百年了，也该等到了吧。几百年的血，都可以淌满一条江，一条湖，淹得死太阳地球啦……”最终，亚东的高远理想在中国大地上褪色枯萎，创办私人银行、利国利民的高尚之举蜕变为被民间高利贷压垮的苟且之行。《影子银行》顺着亚东人生经历的这条线索，把民间金融市场的期望、无奈、畸形、疯狂写得丝丝入扣，例如叶腊梅的永嘉抬会、毛狗的辛店抬会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景观。
    当然，《影子银行》借助双奎人生经历的线索把期货市场描绘得更为惊心动魄。双奎在辛店的三起三落都和期货有关。当袁亚鸣塑造双奎形象时，想必他已经把自己在期货市场上打拼的经验全部注入其中了。因此该小说中关于双奎和赵部长、范军之间的期货战争，被袁亚鸣写得一波三折，令人大有侦探小说式的阅读快感。至于双奎形象，更是被塑造为典型的期货人。双奎好像只有在做货期交易时才有深刻的存在感，而从最初踏入期货市场如有神助开始，到最后成为期货市场这台绞肉机的牺牲品为止，双奎以他的生命诠释了期货交易的神秘和酷烈。
    《影子银行》的第二重意义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探索。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的小说题材，小说家很容易把它们处理成博人眼球的通俗题材，在类型化的流俗见解上与人性的深刻性擦肩而过。但是袁亚鸣显然并不满足于以题材的独特性取胜，他的文学野心还在于通过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独特的题材透视人性的独特性和深邃性。而这也正是严肃文学的崇高追求。
    该小说第一部中双奎、范军和应荣富等人的期货战争就把当前中国人的自我迷失之谜写得极为惨烈，令人过目难忘。从表面上看，小说围绕着赵部长和应荣富的黄金期货战争展开，里面有多头空头惊心动魄的博弈，有不动声色的阴谋、报仇、暗杀，有桃红色的出卖色相、移情别恋等，但是袁亚鸣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当今世俗化大潮里中国人的自我迷失的悲剧。小说人物如双奎、范军、应荣富等都是被欲望蛊惑的人，都是没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异化之人。对于双奎而言，应荣富是模仿、觊觎的对象；对于范军而言，双奎则是他模仿、觊觎的对象。他们触摸不到真实的自我，总是渴望进入别人的生命中，就像鬼魂试图附体活人一样觊觎他人的存在。最终，他们都欲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里，袁亚鸣写出了最近30余年中国人的自我建构模式的悲剧性本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里，中国人被牢牢地控制在封闭、等级化的社会囚牢中，社会流动性不强，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压倒一切，人的自我建构模式被阶级、国家、革命等宏大词语所挟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世俗化浪潮重启，社会流动性大增，实利主义价值观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整个社会在金钱崇拜、权力崇拜的氛围中浮沉，人们追求金钱、权力，就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他人就是上帝，与他人攀比，压倒他人、超越他人，就是世俗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人与人的自我认同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中。这就是当今中国人共享的以摹仿性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建构模式。袁亚鸣在该小说第一部关于双奎、范军等人的故事中就写到每一个人都是他人的鞭子，都要承受他人的鞭打，最终所有人都不可能有真实的自我，都只能戴着一张空虚的脸谱，表演缺乏激情和意义的人生。
    可以说正是出于对中国人这种自我迷失悲剧的深刻悲悯，袁亚鸣才一再叙述期货行业的商战故事，反复地展示红男绿女的悲剧情感。如该小说第二部关于秋秋和亚东的故事就颇有意味。秋秋从小就想嫁给银行行长，后来好不容易认识了亚东，于是她就像一根藤蔓一样攀爬过去，缠绕在亚东身上，鼓动他去收购子虚乌有的美国银行，结果造成错位的悲剧。从表面上看，所谓错位，是政治和商业的错位，是政协秘书长俞申这样的官员把政治当成了生意，而亚东这样的商人又把生意投向了政治的错位。但真正的错位还是当事人自我的错位。该小说曾写到吴敏黎眼中的秋秋，“秋秋要么站在你的角度上，要么站在你对立的角度上，但就从不站在她自己的角度上，安心地扮演她自己的角色。所以别人就总无法心安理得地听她说话，看她做事。秋秋常常会先把自己错开，然后迫使你跟着她错位。”的确，《错位》写的就是中国人不能安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悲剧。秋秋莫名其妙地要嫁给银行行长，亚东则试图迎合她的需要去收购美国银行，都是虚荣造成的，都是没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可悲表现。他们的人生都是表演给他人观看的空虚人生。因此，当吴敏黎把亚东收购美国银行的乌龙事件通报给报社，造成亚东政协委员身份被取消，当秋秋嫁给行长的梦想破灭时，秋秋就剪掉了吴敏黎的舌头以报复，展示的就是这种空虚自我的丑陋本质。
    在袁亚鸣笔下，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主宰下的人生几乎都是被金钱和数字彻底控制的异化人生。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只要有数额巨大的金钱，就自然神气活现，颐指气使；谁一旦被金钱抛弃，谁就注定颓败不堪，如丧考妣。民间高利贷的迅速蔓延，映照着人性的贪婪和疯狂；而期货交易的瞬息变幻，呼应着人性的波诡云谲。两者纠缠一处，悲剧就比比皆是。这展现了袁亚鸣对现代人人性的悲悯和批判。
    《影子银行》的第三重意义就在于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袁亚鸣的小说并不满足于交给读者一个个酣畅淋漓、通俗易懂的故事，他有着更大的小说艺术雄心。他要给类型化、通俗化、消费化的小说题材注入先锋小说的艺术特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亚鸣小说的叙事艺术。阅读《影子银行》，笔者就屡屡被袁亚鸣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无处不在的预设叙事以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角度搞得晕头转向，不过，等细致理顺小说情节线索之后，又深为他的这种叙事艺术的魅力所吸引。此外，意象叙事也是袁亚鸣小说的独特之处。例如该小说中的鞭子意象、骆驼意象等，均是贯穿始终的关键意象，对于小说的主题深化和诗意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该小说题为“影子银行”，事关重大，意味深长。小说中曾写道：“中国的影子银行到底有多大，许多经济学家发明或套用过无数财经模板来测算，但无论他们的说法多么精妙和富有逻辑张力，都一样无法改变他们结论的无聊和荒谬。影子银行无穷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影子银行；只要有所得，就有影子银行在行动。”因此，与其说袁亚鸣的长篇小说《影子银行》是在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等，倒不如说他是要通过影子银行的神秘身影去捕捉当代中国人的深层追求，去触摸现代人灵魂的深层脉动。
    （《影子银行》，袁亚鸣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