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 舒晋瑜 著  作家出版社
    建军90周年之际，《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新作《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近二十年职业生涯中，舒晋瑜与峻青、徐光耀、邓友梅、徐怀中、李瑛、彭荆风、冯德英、李心田、黎汝清等33位军旅作家展开心灵对话，这本新著便是这些对话的首次结集。她对长江日报记者说：“对于他们文学精神的探寻和发现，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探寻和发现，寻求军旅文学精神的出路，就是寻求当下中国文学变革的努力。”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在看过这本新书后则评价：“军旅文学就是引领人类前进的火炬。人性都是有弱点的，不提升就会下坠，我们就是需要充满正能量的军旅文学来提升与引领。”
    朱秀海：战争题材要说的一直都是和平
    军旅作家朱秀海近年因长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被广大观众熟知。事实上，早在1995年，他描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品《穿越死亡》就被文学界视为我国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至今仍然一版再版。
    63岁的朱秀海有过两次亲身参战的经历，因此对于军人、战争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的深刻理解。“上了战场，没想过回去。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既然来了，既然无可逃避，那就不逃避。当你面对战争时，你的选择只能是勇敢地面对，需要牺牲时要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当然，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样走遍战场，还是有潜在的文学上的想法——我想看到更多的东西。”
    “今天很多作品描写的战争，是臆想中的，不是真实的战争。战争无法还原。从美国的大片里能偶尔看到点儿真实，像《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也有很假的东西。战争不可能永远绷得那么紧，也有间隙，甚至也有快乐的时候。”
    朱秀海说，自己写了那么多战争题材的作品，要说的却一直是和平的主题。“我同意一个观点，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和平。经历过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越南人如果再想和中国发生冲突，他们就要好好想想了。这就是那场战争的价值。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不打仗，仍然是不可小觑的，有战斗力的，有传承的，不要小瞧我们。”
    对于男性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身上比较突出的“英雄情结”，朱秀海也格外看重，“这和对战争的理解是有关系的。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你是无法逃避的。这既是人类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谁来承担，肯定是军人。怎么承担，肯定要用英雄主义来承担。”
    这样的对话，令我们重新反思军旅文学现状
    是什么会让舒晋瑜20年来专注于梳理军旅文学？日前，她向本报记者透露：“我父亲是军人，所以我对军旅作家怀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一个普通记者、一个军人的女儿对军人的崇敬之心。”自1999年起，每年的八一前后，舒晋瑜都会采访一些军旅作家。魏巍、徐怀中、峻青、徐光耀、彭荆风……因为走近他们，她的内心会有天然的亲近感。
    在采访过的众多军旅作家中，朱苏进是令舒晋瑜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位，因为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代表着军旅作家在创作中面临的共同困境。“朱苏进当年的《射天狼》等作品几乎代表军旅文学的最高水准，然而他转行影视改编，很多人为此惋惜。他的分析是，继续写下去也未必有经典。”
    “朱苏进查阅过很多优秀的从事战争文学创作的西方作家，无一例外，他们都经历过战火纷飞，而我们的作者经历的都是虚拟战争，想象的战争，之后再在异境中表达；当你发现军人的真正价值、真正痛苦时，你还能否真正进入审美创作？朱苏进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棵参天大树，必须砍削成适合使用的营具，还要用漆一烫，才能做成合适的桌椅、门板、枪托。使用的代价，就是消失天然的大树。而大树无法抗拒，大树甚至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新生。”舒晋瑜说，“这样的对话，无疑能使我们重新反思军旅文学的现状，而不是一味的表达遗憾。”
    王树增：我的作品都是为中国当代青年而写
    军旅作家王树增总共花费了6年时间才完成自己的代表作《朝鲜战争》，其中3年时间，他都用于查阅各种史料。面对舒晋瑜的采访，他回忆：“广州的城市灯红酒绿，我数年趴在故纸堆里，像和战争中的灵魂对话，和国家历史的往事对话，等我写作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能写出好作品。如果要问我为谁而写，我是为中国当代青年而写。我要让我们的青年读者知道，国家的历史上，还有一群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在那个年代曾热血贲张，曾高举英雄主义的旗帜，曾让他们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王树增称，自己无论去哪个国家，都会参观当地战争纪念馆。“我发现无论哪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地供奉着自己的战争英雄，他们供奉的不是人，是民族的心灵。”
    王树增因此特别不希望听到中国青年人调侃董存瑞、邱少云，“我有一个问题，将来如果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民族面临战争或被迫选择战争，我们的青年是否能像他们的前辈挺身而出显示男子汉气概？是否能扫除萎靡不振的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是否能在民族精神中张扬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个个都是这样的好汉，这样的好汉有双重意义，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无一不是在前辈那里寻求精神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王树增用了很大篇幅写高校转移，他说：“我记录的不是过程，而是精神。学术精英们宁愿长途跋涉到后方去，也不愿意在统治区安置书桌，不做顺民。这让我肃然起敬。我们现在的青年，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民族精神不死，文化不死，这个民族就打不倒。”
    徐贵祥：当下军事文学有“高原”缺“高峰”
    军旅作家徐贵祥凭借《历史的天空》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后又一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担任主任，承担着众多军旅作家的培养任务。
    1979年，徐贵祥还是新兵，就上了前线。“那时我是热血青年，真的抱着保家卫国的情怀！去前线的一路上，我设计了很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场面，这些意象以后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小说。第二次上前线是在1984年春天，那时候我已经是干部了，我所在的部队要组建侦察大队到云南麻栗坡参加边境轮战，得到消息，我马上找到师政治部打报告要求到前线去。我父母觉得天都要塌了，可是在当时，建功立业是我的真实想法。当然有一条我始终没有改变：该我承担的时候一定要担当。”
    作为一名从基层写起的军旅作家，徐贵祥对于军旅文学也有自己的看法。“当代中国军事文学，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程，建国前后诞生的一批战争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格局里占了大半壁河山，影响了几代人，其根本原因就是得益于生活的慷慨馈赠。那个时期的作家，多数是战争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有丰富的创作素材，有直接的现场感受，有鲜活的人物和故事，也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在此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军队作家薪火相传，贴近部队，贴近基层，贴近生活，不仅创作出大量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对如今的军旅文学创作也感受到几分忧虑，“在社会转型时期，军事文学创作一度处于低谷，习总书记指出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军事文学创作领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