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chen女》手稿
    《少年chen女》是舒群在198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四期上的一个短篇，并于当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2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舒群文集》第2册以《少年chen女》为名，收录作者中短篇小说24篇。
    小说由八篇老干部的日记组成，全文以“我”这位革命老干部口吻记述，“我”自60年代遭受不白之冤，到处颠沛流离，从北京到省、县、工矿、农村，妻子和儿女都受到影响，停课辍学，插队劳动，从未消停过。而80年代初“我”得到平反，全家返回北京，住上了新居，去医院还有面包车接送……总算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纵然受过百般苦难，“我”的眼中仍总能看到美好、心中依然充满温情，是位正直又好心肠的老干部。小说由两位少女引领着故事进展，首先是“我”的女儿玉芝，她虽在“文革”中随父母饱受艰苦，而随着“我”的平反，生活已大有改善，在开篇第一章，女儿央求父母为她买一辆新的自行车，母亲不同意，而父亲心疼女儿跟随受苦多年，最终说服了母亲同意为女儿买自行车，言谈中“我”用“chen”女来形容自己的女儿：
    “……我多么可怜她——我的chen女……”我被一种作为父亲的责任感所驱使，眼里涌满泪水了。
    老伴儿问：“什么chen女？什么chen？”
    我回答说：“是‘仆仆风尘’和‘一尘不染’的‘尘’；或是‘新陈代谢’和‘推陈出新’的‘陈’；或是‘沉冤昭雪’和‘英华沉浮’的‘沉’……都行。”
    而第二位少女才是故事的主角，这也是位在“文革”中因父辈受迫害牵连却仍未落实政策的少女，她曾与老干部不期相逢四次而不相识：“我”在初春漆黑的清晨邂逅过捡拾垃圾的母女；“我”又在春节期间的清晨偶遇自行车坏掉的少女，并把女儿的新自行车借给了她；“我”还在自由市场见到卖葵花子的少女；最后这位少女出现在我“家”，原来她是女儿的同学。“我”请教少女的名字，由此再现作者的释义：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老伯伯，我叫李chen。”
    “哪个chen？”
    “随便哪个chen。”
    “咦！这是什么意思？”
    “……”
    她自言自语地冷冷地一笑，不知道在笑谁，是笑我呢还是笑她自己。……
    待自己的女儿回家后，“我”特意找她到房间谈话：
    “李chen来过……她叫哪个chen？”
    “早晨的‘晨’。”
    在《同音字典》的“chen”音中，我认为“晨”比“陈”、“沉”、“尘”更清雅，更有意义，她是早晨的人，朝阳朝晖的人，披挂满身新春的晨光而金化了的人；但她却是生自黄昏、黑夜、污泥浊水、苦难重重之中。
    通过女儿的转述，“我”得知了李晨并不幸福，而第二日她竟选择以服毒自杀来了断生命，多亏“我”们一家全力协助送去医院抢救。李晨的母亲程老师在向“我”求救时道出了她们家的身世，原来李晨父亲在“文革”期间被迫致死，家里共有四个孩子，生活困难。李晨平日总帮忙早起捡拾破烂、节假日卖瓜子，没想到少女的自尊心在平庸的生活中一再受到侵蚀，以致服毒自杀。“不过这样的日子也不会太长，孩子的爸爸早已重新做了结论，正在落实政策，听说只差研究发给抚恤金和归还旧宅的问题了……不久就可以解决的。”程老师充满希望的语句，预示着一切暴风雨都会过去，一切也都会像“我”们家一样，生活会好起来的。李晨最终以得到及时抢救后获得重生。
    “我”夸奖自己的女儿为李晨献血，因为“她生来却好与人为善、一向以诚待人，一旦到必要时，她简直可以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不为她吹嘘，夸口，但我的‘chen女’，确是“忱女”。而获得新生的李晨，“不仅仅是‘晨’……，迩刻，应当再加个‘[岑鸟]儿新嘤’的‘[岑鸟]’……总而言之，她还叫‘晨’，还是春天的人，早晨的人——妙龄美人”。重生的李晨，表现出作者笔下的少年一代充满着觉醒和前进的朝气。
    作为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就早已成名的革命作家，这篇《少年chen女》在其写作上确实有不少突破和创新：首先，舒群通过对“chen”音的各种字，来贴合时代背景和少女命运讲述故事，用心良苦，渗透出很多思考，“[岑鸟]”的释义，由最开始的“陈”、“沉”、“尘”，而最终定格到“忱”、“[岑鸟]”和“晨”，始终透露出作者积极、乐观的心态，可见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深刻用意和独到见解。
    其次，如果少女的命运是故事主线的话，作品中的“我”这位老干部，则是映照他人的美好光芒，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这样一位“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曾受到严重迫害，而“我”并没有因之前所受到不公待遇而愤恨、绝望、失去信心。“我”依旧每日认真阅读《人民日报》、“我”锻炼身体。
    再次，“我”也没有因平反获得优越的生活后而忘记普通的老百姓，没有脱离群众：“我”关切捡拾垃圾母女的住所情况、“我”在春节的清晨遇见自行车坏掉的少女，毅然将自家女儿的新自行车借给了她，还推坏车去修补，当得知李晨自杀需要抢救，“我回房取了一笔钱”，又请小王赶紧开车陪送医院，这一切都证明老共产党员处处关心人民安危疾苦，始终与群众心连心，老作家心中的热情从未熄灭。
    第四，“我”这样一位老同志的心态完全折射出作者舒群一贯的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其1936年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即以朝鲜族少年果里的命运反映出东北沦丧的苦楚，而1981年的这篇《少年chen女》再次关注到当时的青少年生活，因为青少年的命运更能折射国家的命运、更能牵动人心，因此作者始终关注祖国的青少年一代的发展、表达出对“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认同。作家应该努力尝试贴合时代创作，以呈现更美妙的、带给人愉悦的、充满希望的境界，这也正是回看这部短篇的现实意义。
    最后，小说采用的日记体，不仅很好地交待出时间纬度，也以一种更亲切的、仿佛是与读者互诉衷肠的情景交流，拉近了距离，日记体展现出老干部的烦恼、困难，更有他的赤诚和憧憬，时常有温柔而抒情的描写。
    这部短篇一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即受到广泛关注，于当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翻看该作手稿的审稿签，还能发现时任编辑组长王朝垠的评语：“这篇作品，我觉得立意、构思都很不错，看出一位老作家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关切之情。他没有在群众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在批判极左路线的同时着意发掘了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灵美。希望也就在这里。作品中的‘我’以及那位老教师，虽然处境各异，但在精神上无疑是我们这个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民族的脊梁。少年chen女，能够得救，也就说明生活仍然充满光明和希望，悲观是不对的。我以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鼓励的作品’。”整部小说不回避矛盾，充满希望而不粉饰现实，格调高昂，使一代代读者依然能触摸到八十年代新旧交替时期的生活脉搏，感受到鼓舞前进的动力，这些立意依然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