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茜，女，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硕士。诗人，译者，诗歌、译作散见各类文学刊物。曾获”未名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出版有译著《双生》。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徐太太坐在沙发上剥荔枝。这是今年的第一批新荔，青黄里透着烂醉的酒红。徐太太翘着涂了水银蔻丹的指尖，把那饱圆的荔枝用指腹一挤，就着细微裂缝，轻轻巧巧剥出一壳荔肉来。她也不立即吃掉，把剥开的荔枝托在手心里细细端详，深知此刻自己的脸，衬着下午四五点钟的光照，在来客眼里，正如荔枝般发出莹莹的瓷白的光。
    小说以这样一段文字开篇，着实惊艳，而紧接着的是徐太太的体态神情，“她在家里总是一副慵懒的神气，哪怕来了客人，也喜欢懒洋洋倚在沙发上，或是用手撑着因格外宽大而总是显得好奇的额，或是以某种姿势舒适地盘曲着双腿”，这种行文透出的气质风范，虽远有白先勇，近有金宇澄，依然赋予读者久违的惊喜和感动，通篇文字的细腻和微妙释放了文学语言最基本也最高级的美。
    与白先勇和金宇澄都不同，黄茜精心描摹的余息尚存的民国风味下却是现代大都市的婚恋故事。在小说的开篇，姑姑是繁华旧梦里骄傲个性的家庭叛逆者，侄女是市场经济之下资本世界的受益者，姑侄二人在精致的公寓里进行了隐晦而激烈的荣誉与资本的交锋。伴随着侄女现代婚恋故事的展开，姑姑尘封在历史中的桀骜不驯也被重述。作为不速之客的黑曜石唤醒的不只是川南小镇的湿濡气息，更是姑姑的记忆，个人的与时代的。
    历史的浩劫留给被动受害的人累累伤痕，幸存的人们大可以伤疤示人，指责历史与时代的荒谬，但在“幸存的人们”之中，也生活着制造浩劫的人，生活着极力掩盖伤疤的人。我们看着侄女丁木子一步步踏进现代都市婚恋的庸俗套路，也看着姑姑丁宝琼走入詹姆斯·E.扬所说的“深层回忆”[1]，因为存在没有被克服的精神创伤，这段记忆在丁宝琼个人这里便难以被命名和阐释。如果丁木子走的是一条正向的“受伤”之路，丁宝琼便是逆向而行，迎面走向自己的侄女，完成一次迟到二十多年的“疗愈”。如果在初见的那个下午，姑侄二人心中都有着对彼此的不屑与不安，那么此刻，她们便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明明丁木子正在进行时的生活充满着烟火气与流动性，整篇小说却时刻萦绕着焦灼的沉重。如果姑姑的个人记忆因为时代历史的加持显得厚重而神秘，丁木子客观真实的2001年的都市生活便只有清晰与透彻。二十多年前的朱丽叶怀着身孕被罗密欧抛弃，成长为知道“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娜拉，二十多年后傻白甜侄女赤裸裸地遭遇了“焦仲卿之母”却没有可依靠的焦仲卿，姑侄二人在“黑暗的海上”共同分享了本雅明的“寓言”，她们都没有在象征中看到改变了面貌的自然，而是历经了“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见证了“原始的大地景象”[2]。姑侄二人“交汇时互放的光芒”或许正是双石镇那块碳穿越时空赋予眼前的黑曜石的，携带着二十多年的历史尘埃，这块“阿帕契之泪”在出走多年的娜拉这里依然激起极易察觉的涟漪，但真正的“疗愈”确实存在吗？寓言之中碎片化的记忆与废墟，在丁宝琼这里却是有效的确认：
    二十多年来，这是她和顾正庭相距最近的几分钟。二十多年来，她虽然活得左右逢源，光鲜明媚，内心里却始终有一个空洞。在这几分钟里，这空洞被填满了，被灌入了水银，愈来愈沉，愈来愈沉，仿佛要把她整个人从云端压到泥土里去。事实上，二十多年前顾正庭不能给予她的——不管那是什么——今天她已经不想要了。
    徐悲鸿的画作失而复得，是“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得金丹凡骨安”的安心喜悦，对丁宝琼而言，教室之外的几分钟便是那幅“八十七神仙图”，黑夜中也散发光辉的黑曜石的含义她却“宁愿装作不曾领会”。黑曜石传递的信息如果不只是对往事的追忆与忏悔，那更多的便是顾正庭简单粗暴地向多年后的丁宝琼索要清理愧疚之心的权利。与其说丁宝琼得到了疗愈，不如说顾正庭得到了赦免，而丁宝琼获得的，是心中空洞的彻底填满，更是真正的人间从此再无“丁宝琼”——二十多年后的顾正庭才真正完成对丁宝琼的“抛弃”，做了二十多年的徐太太终于成了“徐太太”。
    不得不提的是小说的标题，“流杯池”这一陌生的名字在全篇中只字未现，借助网络才知是四川宜宾市一处旅游景点的名字，传闻谪居于此的黄庭坚效仿王羲之等人兰亭的“流觞曲水”在此建“流杯池”。“流杯池”同时是一支以宜宾方言歌唱为特色的乐队的专辑名和其中一首歌的歌名。歌词写道，“十七八九岁/你想出去/就像你的心头有个鬼/诶 一直在追”，“诶 转啊转/诶 转啊转/水涨水落你都要流出去/想走想留你都要走出去”，歌曲地方特色鲜明，宛转悠扬，牵扯着民谣中常见的少年的远行与梦想，歌词最后一句引用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用意也再明显不过。黄茜以“流杯池”为题，恐怕也有自己的私心，或许也正是要这久远的故乡记忆契合丁宝琼对湿濡小镇的复杂情感，也契合时间浪潮中暧昧不清的恩怨情仇的漂流。
    庆幸的是，黄茜没有把小说写成故人相见泪眼朦胧的滥俗，而是赋予中年人的感情难得的隐忍与克制。“人情若比初相识，到底终无怨恨心”，但此时的“无怨恨”已然不是“初相识”时的纯净。废墟之中诞生的不一定是碎片和悲剧，也有可能是重组和再现，“历史弥留之际”与“僵死的原始的大地”之上，是时间的交错与历史的循环。
    于是，小说结尾，当徐先生告诉丁宝琼他的侄女可能在和宋先生恋爱时，“徐太太埋首抄写《心经》，一双黑眼睛忽闪忽闪，懒得答话”，这种冷漠和淡定实现的，何止是“阿帕契之泪”“不要哭泣”的祈愿？“年轻不是因为做对了什么而获得的奖赏，衰老也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得到的惩罚”[3]，年轻的丁木子似乎自然地复制了姑妈当年的道路，没有那么酷烈，却是同样“湿濡”的记忆。今天的唐骞正是多年前的顾正庭，多年后的绿豆糕或者欧莱雅面霜或许会成为今天的“阿帕契之泪”。徐太太看透了时间与自然的轮回，看透了“阿帕契之泪”或许不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哭泣”，而是在说，“不用哭泣”。
    重复的从来不是故事，而是带着故乡记忆的“湿濡”，是今天势利都市的“湿濡”。黄茜以优美的文笔配合昨天与今天的故事，似乎是要告诉我们，湿濡的其实是年代，荒唐的、高度发展的；湿濡的也是人心，小城镇的、大都市的。从“文革”到新世纪，从川南小镇到国际上海，流杯池以时空和偶然为外衣，流转了一段喧哗归于寂静的蒙尘岁月，渐息的水声里或许有年轻的黄茜直面的勇敢与苍凉的悲叹。
    [1] 詹姆斯·E.扬曾在《在历史与回忆之间》中区分普通回忆与深层回忆，指出普通回忆总是倾向于提出关联、结论和尽可能的和解态度，而深层回忆却总是无法言表的和无法阐述的——即作为一种没有克服的精神创伤，它始终是某种永远不能被赋予任何含义的东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转引自金理：《时间的废墟——青年一代的记忆诗学》，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2]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文化艺术出版社，陈永国译，2001年版，136页。
    [3] 韩国2012年上映电影《银娇》台词，改编自朴范信同名小说，导演郑址宇。
    作者：樊迎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