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
    
    鲍勃·迪伦和琼·贝兹
    
    《风中飘散》专辑封面
    
    《时代在改变》专辑封面
    
    《像个流浪汉》专辑封面
    一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哗然。有人比喻说，就像崔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据说，75岁的迪伦一生只写过几本书，包括散文和诗歌合集《塔兰图拉》（Tarantula）和自传《编年史：第一卷》（Chronicles，VolumeI），以及五本根据他的歌词改编的儿童图画书。他的签约公司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而不是图书出版社。如果要找他的访谈录，据说你得去《花花公子》杂志，而不是以作家访谈著名的《巴黎评论》。这些质疑归根到底集中于一个问题：鲍勃·迪伦的歌词到底是不是文学？
    瑞典学院解释说，鲍勃·迪伦对美国民歌传统进行了“诗意的表达”，并且他的歌词是对荷马和萨福的“口头文学传统”的继承。从正面来看，瑞典学院在试图扩大文学的内涵和边界，认为诗与歌同源，诗本来就是歌。但是，也有人将鲍勃·迪伦的经典作品《像个流浪汉》（LikeaRollingStone）《时代在改变》（TheTimesTheyAreA-Changin’）和《风中飘散》（Blowin’intheWind）与希腊“口头文学”诗人品达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有人讽刺说，诺贝尔文学奖的严肃性已经在“风中飘散”了。
    到底鲍勃·迪伦的歌词能不能算文学？他的歌词作品与美国当代的优秀作家，如唐·德里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马斯·品钦、科马克·麦卡锡、查尔斯·西米克、菲利普·罗斯等相比，是否具有独特的优势？到底鲍勃·迪伦的歌词仅仅是“顺口溜”？还是有它独特的文学性？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瑞典学院的选择，而不是仅仅把它理解为“对美国文学的侮辱”，或者企图“将欧洲的文学标准强加于美国”。
    二
    传统的“文学”概念主要来自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归纳和总结。所谓的“经典”主要指那些长期被编入教科书或纳入学校教育、经过时间考验而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但是肯定不包括歌词。它们一般都是“虚构”或“想象”作品，在文体上也有别于科学论文和事实性写作。其主要特征是充满“想象力”和“情感”，语言具有很强的修辞性，有人将此描述为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英美文学研究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经典与非经典的界限逐渐被打破，文学的边界也被大大拓展。在《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1992）一书中，美国批评家史蒂芬·格林布拉特描述了20世纪的批评理论被引入文学研究之后，文学研究的疆界被不断扩大的现象。文学研究不仅与历史、政治、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嫁接，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而且文学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其指涉范围被极大地拓展。
    新近出版的英美文学权威教材《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第八版）不仅仅包含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而且还包含了政论文、哲学论文、日记、游记、流行小说等等。与莎士比亚、弥尔顿、狄更斯等人一起被收录的，还有安娜·巴伯德、夏洛特·史密斯、菲莉西亚·希门斯等非经典作家，甚至还有哲学家约翰·洛克、托马斯·卡莱尔、政论家J.S.米勒等。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女性作品、黑人作品、流行文学等也被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包括19世纪女性流行文学“蓝袜子”系列，多罗茜·华兹华斯的日记，以及反对黑奴贩运的政论文，等等。
    如果这些类别的写作都已经被当成文学作品收录进英美权威的大学文学教程之中，那么鲍勃·迪伦的歌词为什么不能够被当成文学来阅读呢？应该说，瑞典学院的选择顺应了英美文学研究发展的大趋势。它将文学的范畴扩大到歌词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但也是一个必然的举措。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鲍勃·迪伦的歌词是不是文学，而是作为文学，它是否是优秀的文学？是否够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这需要我们走进迪伦的歌词，去仔细体会其中的内容和真意。
    三
    鲍勃·迪伦是他的时代的产物，像艾伦·金斯堡一样，他的意义在美国6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青年抗议文化中得以彰显。他的歌曲《风中飘散》是一首反越战、反歧视的歌曲，它批评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民权遭到践踏和战争造成流血的事实视而不见。歌曲在一连串反问和质问中，表达了对暴力的抗议和对自由的渴望：“炸弹需要飞行多少年，才能被永远禁止？”“人们要在世间等待多少年，才被允许获得自由？”“还要有多少人死亡，他们才能明白已有太多人死去？”歌者遗憾地说，答案正在“风中飘散”。
    作为一个抗议歌手，鲍勃·迪伦为时代发声，表达美国人民的反战和革命诉求，同时他的歌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时代在改变》是另一首反越战、反歧视的歌曲，歌中所提到的“洪水泛滥”，“外边有一场鏖战”就是这些运动的反映。歌者请求作家和批评家“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请求议员和官员“留心人们的呼吁”，请求父亲母亲“不要批评你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因为旧的“秩序正在迅速衰落”，因为“时代在改变”。
    在50至60年代，美国青年人将抽烟、吸毒、同性恋、奇装异服等作为抗议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对他们的压迫，但他们的这些行为得不到认可和理解。《瘦人的歌谣》（BalladofAThinMan）描写了一个正统的、代表中产阶级道德的琼斯先生与叛逆青年的怪异行为的奇遇。“你走进了这个房间，手里拿着你的铅笔。你看见有个人赤身裸体”，但在这些另类行为面前，他完全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感到极端困惑。歌曲奚落了这个所谓的道德卫士，指责他脱离实际、脱离现实。“这里发生着某种事情，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是吗，琼斯先生？”
    由于这些另类的生活方式、另类的精神追求，这些叛逆青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接纳，过着失业、露宿街头、到处流浪、贫穷潦倒的生活。《像个流浪汉》反映了一个从辉煌沦落到耻辱、从社会上层沦落到街头的女性，其原型可能是艾迪·塞吉维克（EdieSedgwick）。这看上去是感叹世事无常，但实际上是让那些曾经风光的人们去体验下层人民的疾苦，去品尝人生的艰辛。“现在你不再那么傲慢地笑话那些沿街行乞，为了下一顿饭挣扎的人们了吧？”“流浪汉”形象是嬉皮士的抗议文化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歌曲也表达了他们被边缘化而产生的愤懑：“没家的滋味，你觉得怎么样？没有回家的方向、也没人认识，像个流浪汉。”
    鲍勃·迪伦唱出了“流浪汉”的心声，因此成为叛逆青年的偶像。《铃鼓手》（Mr.TambourineMan）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倾述，虽然黑夜已深，他被世界抛弃，但他没有睡意，也没有地方可去。他感到无限厌倦，寂静的夜也是毫无梦想的夜，他只希望跟着铃鼓手远去，“消失在我心灵的迷雾中，在迷魂时光的废墟里”。有人认为，这是“毒品”的迷幻现象，“我的手没有感觉、无法抓住，我的脚已经麻木、无法迈步”。他要求铃鼓手为他演唱一曲，希望铃鼓的音乐带他去到一个幸福的地方，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在这个铃儿响叮当的早晨，我将随你而去”，去到一个远离忧伤、载歌载舞、阳光灿烂的地方。
    四
    鲍勃·迪伦的确有激进的政治观点，但他并没有成为继萨特之后的第二个因政治原因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的“沉默”曾经被政治化，因为他曾经说过：“扼杀一个叛逆者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颁发一个奖项，至少好过使用监狱和坦克，正如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某些地方此刻正在发生的一样。那些仍在为自由而反抗的人们，荣耀永远属于他们，自由与他们长存。”2011年4月6日，鲍勃·迪伦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个人演唱会时，他没有唱《时代在改变》和《风中飘散》，有人立即怀疑是政治原因导致两首名曲的缺场。但是，过度的政治化也可能把鲍勃·迪伦庸俗化。
    《自由的钟声》（Chimes ofFreedom）听上去是一首非常政治化的歌曲，旨在为失去自由的人们呐喊，但其实它并不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歌曲描写了一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场景，人们赶紧奔跑，回到室内。在电闪雷鸣之中，他们似乎听到了某种正面的讯息。但是，这“自由的钟声”为谁而鸣？歌曲的六个段落分别列出了它所关注的苦难的人们：战场的士兵和逃亡的难民、叛逆者和流亡者、善良者和心灵的守护神、聋哑盲人、受到虐待的母亲、不受法律保护者、到处流浪的人、在无言的路上寻找恋人的人、无罪但被扔进监狱的人、伤口无法愈合的人，以及所有迷惑的、被指控、被虐待、吸毒成瘾的人。
    迪伦在他的歌曲中使用了许多类似的文学手法：他不说，“我们质问，但没有得到答案”，而说“答案在风中飘散”。他没有叫嚷“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有多么痛苦”，而是为此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形象——“滚石”。他的思维是诗歌的形象思维，而不是一般的逻辑思维；他的语言是诗歌的想象语言，而不是一般的实证语言。《飓风》（Hurricane）是他的歌曲中少有的叙事作品，讲述了一个黑人中量级拳王遭到诬告、蒙受不白之冤的故事。鲁宾·卡特和他朋友驾车在路上正常行驶，突然被警察拦下，他本人并被指控在新泽西州制造了一桩抢劫案，随后他被扔进了监狱，“像上次和上上次那样，在帕特森市，情况总是如此”。最终他皈依了佛教，在监狱的监室里，像佛陀一样坐着，“无罪之人在地狱中煎熬”。
    《暴雨将至》（AHardRain’sA-GonnaFall）以一个母子对话的形式回答了以下五个问题“去过哪儿”“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见到什么人”“将要怎么办”。母亲的问题充满了焦急，儿子的回答包含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的细节与片段：“我从坟墓口进入，到了其下万里之处”；我看见“新生儿被狼群包围”、“黑色的树枝滴着鲜血”、“年轻人手里握着刀枪”；我听见雷声发出了“警告”、“即将淹没世界的浪潮”在轰鸣、“千百名鼓手在燃烧的手”等等。有人说，这些都暗示了古巴导弹危机，然而，迪伦非常清楚他的歌曲是艺术，而不是政治鼓动。像所有艺术一样，他的歌曲暗示，而不是直说。正如斯普林斯汀所说，“猫王的歌解放身体，迪伦的歌解放心灵”。
    五
    其实，迪伦的多数歌曲并不涉及政治，像其他歌手一样，他善于歌唱爱情、歌唱失恋的痛苦。他的很多歌曲都来自他自己的生活，来自他与几位女性的关系，包括苏西·罗图洛（SuzeRotolo）、琼·贝兹（JoanBaez）、艾迪·塞吉维克（EdieSedg⁃wick）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萨拉·朗兹（SaraLownds）。据说，《躺下，女孩，躺下》（Lay,Lady,Lay）对当年的年轻女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无论你内心是什么颜色，他都会让它发光”“你是他见到的最美的人”，这样的歌词曾经让无数女孩陶醉、崇拜。歌曲请求女孩不要离开，与爱她的人在一起，用行动让他欢笑。“请不要再等待，因为爱你的人就在眼前”。
    然而，迪伦与几位女性的情感并不一帆风顺，他描写的爱情也多是痛苦的经历。《不要三思，没关系》（Don’tThinkTwice,It’sAlright）是一个受伤的恋人在悄悄离开时给爱人留下的话。他请求她不要琢磨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毫无用处。他请求她不要打开那盏灯，寻找他的踪迹，因为他去意已决、不可改变。他请求她不要呼喊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上路，没法听见。但是歌曲在字里行间暗示了他离开的真正原因，“我把心给了她，她还要我的灵魂”“我不是说你不好，你仅仅是浪费我时光”。不要问这位正在离去的恋人将去到何方，因为他只想到处流浪，云游四方，也许从此开启了当时流行的流浪生活。
    《辗转反侧》（Rollin’andTumblin’）描写了主人公迷恋一个女人给他带来的痛苦。他一夜未眠，以泪洗面，不得安宁，“仿佛在股市投错了钱，仿佛坏蛋蛊惑了他的心”。像迪伦的其他歌曲一样，女性往往是责备的对象：把他迷住的女人欲壑难填，他不但无法把握、无法满足，而且也无法将她从心灵逐出。在清晨的阳光下，花蕾绽放，气候宜人，景色分外耀眼，但“夜晚有阴影的纠缠，岁月有英年的毁灭”。他希望事情有一个“落幕”，而不是继续痛苦和“辗转反侧”，因此所有人都需要忘记。
    《宝贝，总有一天》（SomedayBaby）是一个失恋的人发出的威胁，“你拿我钱，赶我走；你损我自信，伤我自尊”。歌曲充满了抱怨和责备。“我曾经为你送冬衣，你却已经忘记”。但是现在，他决定不再忍受这一切，受伤的心灵甚至产生出暴力的闪念，“我不是吹嘘，我将拧断你的脖子，其他一切已经失败，我想建立点自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可能更加能够理解歌曲的叠句：“我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去哪里、呆多久，总有一天，宝贝，你不再让我烦忧”。
    然而，这样的负面情绪只是一时发泄，迪伦多数歌曲都表达正面的情感。《乔安娜幻象》（VisionsofJoanna）描写主人公对乔安娜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从一个积极正面的角度表达了分离的痛苦和重逢的希望。在一个酒吧或夜店的嘈杂声中，在电台的乡村音乐的旋律中，在女孩露易丝与其男友的亲密举动中，“乔安娜幻象征服了我的心”。夜店的女孩们在嬉戏、作乐，谈论着最近在火车上发生的奇闻轶事；打更老人晃动着手里的夜灯，不知是他不正常还是她们不正常；然而露易丝的举动太具象、太清晰，昭示着“乔安娜的缺场”。歌曲是对缺场的渲染，“永恒受到了审判”，他不知“救赎”来自何方：“蒙娜丽莎肯定听到了公路布鲁斯，你可以从她的微笑中知晓”。歌曲似乎暗示了很多，但它并不屑于明说，这是典型的象征性文学的修辞。
    六
    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齐默尔曼（RobertZimmerman）。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姓名，他改名或转变身份可能是为了掩盖其犹太背景，但更有可能是为了商业利益，卖更多的唱片。1979年在功成名就之时，他宣布皈依基督教，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其实，宗教在迪伦的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其实，从他的歌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宗教思想的影子，说明他并不是虔诚于某个宗教，而是将不同宗教传统和思想融汇于他的艺术想象之中。
    《重访第61号公路》（Highway61Revisited）以《圣经》的一个著名片段开头：“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杀掉儿子’。亚伯拉罕说，‘嘿，你在逼迫我’。上帝说，‘没有’。亚伯拉罕说，‘什么？’”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杀子的故事，被迪伦安排在美国的公路上发生，其原因是，美国的公路有着传说或神话的光环，许多著名的凶案都发生在公路上，其开放的空间为人类的各种行动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亚伯拉罕的故事为歌曲描写的暴力与荒唐事件提供了一个铺垫，仿佛它们的发生都获得了上帝的应允。公路成了一个适合“任性”的地方：乔治山姆可以在公路上发泄他对美国福利社会的不满；手指麦克可以将大量的鞋带和电话机倾倒在那里；一个父亲可以在那里怀疑其女儿的肤色不对；赌徒和政客可以在那里聚首，商讨如何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荒芜街》（DesolationRow）被称为摇滚乐的现代史诗，在写作风格上，它摒弃了叙事的连贯性，采用了意象的并置与叠加，与现代派文学有类似之处。“荒芜街”是一条普通的美国街道，也可以说是一条典型的美国街道。在这里莎剧中的“罗密欧”在追求格林童话的“灰姑娘”；《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与《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一样悲惨，《圣经》中“好心肠的撒玛利亚人”正在准备去参加狂欢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已经是个老太婆，双眼寻找着“诺亚的彩虹”；现代派大师庞德（EzraPound）和艾略特（T.S.Eliot）在“泰坦尼克号”的舵舱中争吵。这些互相毫无关联的形象，被放在一起，用荒诞派或超现实主义方式并置在一起。《圣经》的人物和故事似乎在现代的一条美国街道上演，形成了这个社会的众生相的写照。
    《叩响天堂之门》（Knockin’onHeaven’sDoor）是迪伦为电影《比利小子》（PatGarrettandBillytheKid,1973）所作的主题曲。帕特与比利是一对罪犯，但是主人公帕特被警察收编，奉命去追捕比利。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友情与背叛、情感与职责之间的剧烈冲突。歌曲所表现的是他在身负重伤、即将离世时所发出的绝唱，其内容极其简单而直接。他请求母亲取下他的警察徽章，取下他的手枪，因为“那片黑色的云正在降下，我感到我正在叩响天堂之门。叩响，叩响，叩响天堂之门，就像从前许多次那样”。人之将死，也许他最终悟出了人生真谛。他放下了人间的恩怨，放下了所谓的职责，去真正面对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歌曲也具有宗教层面的意义。
    《鲍勃·迪伦剑桥指南》（2009）一书，除了对他的八张歌曲专辑进行详细介绍以外，还包括专章探讨“鲍勃·迪伦作为文化偶像”、“鲍勃·迪伦与性别政治”、“鲍勃·迪伦与宗教”。著名文学评论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Ricks）在《鲍勃·迪伦的原罪幻象》（2003）一书中，用了500多页来解释迪伦歌曲中的象征含义。还有多部书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迪伦歌曲的思想追求。《鲍勃·迪伦的政治世界》展示了迪伦与美国政治的纠结，以及他的叛逆精神和决不妥协的姿态。《鲍勃·迪伦与哲学》展示了一个哲学层面的迪伦，即他对真理、自由意志、死亡、上帝、身份的思考，以及他与苏格拉底、奥古斯汀、尼采、存在主义、基督教的关系。总之，我们可以说鲍勃·迪伦绝非简单的歌词写手，他的歌曲有着宽广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他更多地是一个诗人，或一个哲人，而不是简单的歌手或演唱艺人。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