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形象”日趋受到文学研究界的关注。究其因，它与作家想象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密不可分。应该说，民族国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想象，构筑了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是我们考察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维度。探讨现代知识分子重构中国形象话题，必须要夯实在“中国问题”这一基点上才能予以论述。我认为，鲁迅是最有资格承担起通过对其创作的研究来审视中国问题的作家。事实上，鲁迅就非常强调要立足中国本土文化语境来表述中国，他提醒国人不要只注意“世界之外”的问题，而要更注目于社会上的“实际问题”。然而，鲁迅的这种“直面”中国现实的创作原则，却让其陷入无法自拔的精神危机中。这其中既有外在危机的逼迫，又有自我危机的审思。
    以多元视角来探究鲁迅小说创构中国形象的诸多现代命题，论析这种话语实践的思想困境及解决路径，为鲁迅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在这种意义上，吴翔宇近期出版的专著《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契合了当前学术发展的新路向，是该领域研究的又一力作。
    此书从知识分子的认同焦虑入手，论析了后发现代国家对于被动现代性危机的回应，以及基于此而生成的文学想象方式。难能可贵的是，此书还注意到鲁迅反“他塑”的自塑品格，即鲁迅所谓的“入如自识”思想。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格局中，“中国”很多时候被西方人想象为“落后的”“被启蒙者”。这种定型化的价值评判使中国形象的构建屈从于“他塑”的尴尬境地，其结果是难以在一个平等的坐标中与西方的国家形象进行对话。而有了这种自觉，鲁迅重构中国形象不再是历时性的破旧立新，而更因共时性的文化参照而驱动的中国本土文化变革意识而具有了现代价值。在此基础上来谈论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动机与方法就具有了更为明晰的现实关怀。鲁迅小说没有止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选择了“人的现代化”为焦点，去谋求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解决方法，进而有效地将“人国”理想与“立人”理路统合起来。于是，著者从“国家”主体与“人”主体的双重建构去谈论鲁迅的想象策略就更具有学理深度了。
    鲁迅曾将“老中国”比作为一间“铁屋子”，其如铁一般坚不可摧的特性揭示了文化与国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吴著将“铁屋子”结构视为一个主奴共同体，它从“命名”和“驱巫”两种文化行为中发掘了其相互借力又彼此拆解的权力机制。在呈示“老中国”格局中文化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症候后，揭橥了鲁迅思考中国问题与民族出路时所遭遇的困惑及做出的文化选择。在这样的体系中，鲁迅没有将人的生存处境简单地归咎于外部环境的严苛，而是将人和中国的出路问题都内转为自我生命的危机。于是，“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失序、“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的失衡等一系列有关鲁迅自我危机的反思，都使得此书的理论阐释更具辩证的深度，对历史与人关系结构的宽厚认知也逐渐清晰起来。
    鲁迅从未丧失对“未来中国”的凝眸。该著将儿童等弱者视为“一种方法”，将民族新生与弱者的现代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此书也意识到鲁迅的这种“替弱者发声”的策略无法真正抑制主奴文化的独声表达，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话语裂隙中，鲁迅的儿童启蒙陷入了借助成人发声来反成人话语操控的尴尬境地。在一系列充满张力的话语诘问中，作者从文本细读开始，参考历史文化变迁的诸多史料，并对其进行贯通式的回应，从而实现了对鲁迅立于时代潮头的审思状态的还原。
    文学的形象学研究，按我的理解，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内涵，即从审美的途径延展到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显然，此书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处理思想史难题和打量文学审美的双重自觉。总而言之，此书史论结合，在切入一个理论问题时往往做一番考古学般的追根溯源式的概念梳理，如“老中国”“未来中国”“文明中国”“锁闭中国”等，并厘定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呈现开阔博大而又细致缜密的理论视野。同时兼顾了历史线性的发展脉络，在动态的社会结构中考量这些理论问题产生的根由、表征方式及文学功能，展示了作者的研究功力，为“回到鲁迅”的创新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