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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明月》刊发时，评论家归类为“知青题材”。我颇荣幸。事实上，小说中的那拨“城里人”在当时并没有“知青”资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陆续有一批批“城市闲散人口”“下放”到农村“自食其力”，报上的口号是“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些人的主要成分是“地富反坏右”家庭的无业妇女，以及因为政审不合格不能升学的子女，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出身好”但没有正当职业甚至“劳改”“劳教”释放的男女青年。这些人被所到之地看作城市扫除下来的“垃圾”，被1968年开始大批下乡的知青看作非我族类，在后来的知青大返城中，他们不在落实知青政策的范围。1964年我初中毕业，被学校动员进了这个行列。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个沙洲上的农场种了近十年棉花。与我同去的许多人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先后故去。 我能离开那里并且最终回到省城的老家，是因为写作。但无论是情感还是精神，几十年来，我从未走出那个像一片落叶一样漂浮在汹涌的江水上的小沙洲。那里的一切：人，事，物，始终是我写作的主要对象。 因为特别缺乏想象力，不善于凭空编造，基本离不开生活原型，我写作的唯一依据是自己的经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表的第一篇多少有点影响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笨拙的写实，很没灵气。好在读者中也多少有一些跟我一样实心眼的，让这样的小说仍有一点存在的空间。 一九九○年，我以那个沙洲为背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在书的扉页写了几句话： 谨以此献给 爱过我和我爱过 恨过我和我恨过 生着的和已故的 所有的男男女女 现在，我把这些话重写一遍，表明我依然如故。略有调整的是，长篇中的“梦洲”如实改作了“江洲”，体裁改为了便于叙述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这些中短篇已成一个系列，近二十万字，接近《梦洲》的规模，最近将结集出版，可以看作《梦洲》后传。作者跟其中各色人等一起，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 囿于思想和表达的能力，我从来不敢追求小说主题和艺术的重大深刻，只是尽力为我所在群体中的小人物立传，写我们的爱恨生死、喜怒哀乐，写我们对命运的卑微的顺从和渺小的挣扎，由此传达生活中永远不会缺失的善恶美丑、人情冷暖，以及希望。 小说被转载，我很意外。谢谢《中篇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