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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我不往》创作谈:致亲爱的生活

http://www.newdu.com 2022-05-10 当代(微信公众号) 阿袁 参加讨论

    关键词:《纵我不往》 阿袁
    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败坏的呢?
    其实在《论语》里还是可以的。《论语》虽然不是一本小说,只是一本语录集,但我是当小说来读的,因为其中刻画了一群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当读到“子见南子”篇孔子急赤白脸地对学生子路赌咒发誓说“天厌之!天厌之!”,读到“公西华侍坐”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到孔子在“乡党”篇侃侃而谈他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不禁心醉神迷!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尚且健康和美好的人格,以及健康和美好的师生关系。
    除了孔子和他的学生,古代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我很热爱的,那就是苏东坡。人人都爱苏东坡。这家伙不但才华横溢,还有情有义有风骨,还好吃——如果苏东坡不好吃,那他在我这儿就算“白璧微瑕”了,或者“瑕不掩瑜”。不论哪一个,反正是有“瑕”了。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我是人不好吃不可与交。一个不好吃的人,我认为基本不是一个天真的人。而苏东坡呢,那是可以借用金圣叹夸赞李逵那句话来形容的——“是上上人物,一派天真烂漫到底。”
    就因为苏东坡,我对宋代的看法是很好的。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说,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产生,是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和艺术家。那么,可以产生苏东坡这样光辉灿烂理想人格的宋代,怎么说都应该是好的。
    但知识分子的形象后来就成了《儒林外史》里那个“中了!中了!”的范进和不摁灭一根灯芯就死不瞑目的严监生,成了《围城》里那个毕业于克莱登大学、回母校讲“梅毒和鸦片”的方鸿渐,就成了鲁迅笔下“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和想“咯支咯支”洗一洗的四铭,成了大众酒桌上的“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而最文雅的形象,也不过是钱理群先生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不知道吴敬梓、钱锺书、鲁迅等人是不是要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坍塌负一定责任,反正,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确实不怎么样了。
    所以写知识分子,好像就要写可耻和堕落。一个没有廉耻的猥琐的知识分子是更可信的。理想灰飞烟灭,风骨荡然无存,本来应该清风明月、落英缤纷的桃花源,结果比名利场还名利场。这已经是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和高校的刻板印象了。这也不算冤枉了知识分子。在高校教书几十年,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都是这些知识分子。
    说这么多,我倒不是在说知识分子比别的“分子”更糟糕,而是说知识分子不比别的“分子”更好——这是问题的关键,当知识分子不比别的“分子”更好时,别人阿谀他也阿谀,他甚至比别人阿谀得更文采斐然;别人追逐名利他也追逐名利,甚至比别人的姿势更妖娆,这就丧失了知识分子基本的身份立场。毕竟知识分子是有自己身份属性的。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说,知识分子应该持一种广义的“怀疑和批判”,是“失败的诸神”。而我们现在温顺的、洋洋得意的、胜利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甚至按埃科的定义——知识分子是要有创造性的、要生产新知识的——如果一辈子只重复教授一门关于海德格尔的课,也算不上知识分子。
    某个评论家对我说,阿袁,你要写出教授灵魂的痛苦,这样小说才更深刻。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对此还是要谨慎行事。一方面我不迷信痛苦,我赞同加缪所说的,痛苦并不比快乐更有意义。另一方面,我也没有看到多少灵魂痛苦的教授。中国教授的痛苦,至少我认识的大多数教授的痛苦,是不太抽象的痛苦,它们往往和利益得失有关,诸如没有当上副会长之类,如果一个中国作家非要像西方作家——比如菲利普•罗斯、比如戴维•洛奇、比如索尔•贝娄——那样来写一个教授的灵魂如何痛苦、如何救赎,我认为他写的不是一个中国教授,至少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教授,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合乎教授身份和合乎批评范式的文学形象而已。
    所以《纵我不往》的主人公季尧,他也不是一个痛苦的教授。这从最初的题目《亲爱的生活》可以看出来——小说的题目改变过好几次,从《亲爱的生活》,到《子衿》,到《纵我不往》,每一个名字都和小说主题有关,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亲爱的生活》侧重点在季尧对生活的讴歌。小说依然写高校,依然写教授,可以说,它是我高校系列小说的延续,但也有两个不“依然”之处:一是小说的主人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了,之前我的小说基本是写女人的,我曾经戏言“文学是女人学”;二是它刻画了一个高校“青椒”形象,他不再是当下大学叙事中“堕落的高校”里的一个“堕落的教授”,一朵盛开在这个时代的“恶之花”,不再是那个随世俯仰、八面玲珑、仕途春风得意的入世者陈季子,也不再是那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者苏不渔,而是——从某个意义上而言——“失败的诸神”之一。他对高校学术生态、教育现状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反动,比如“不识好歹”地拒绝申报国际交流学院胥院长建议的“让薛宝钗走向世界”的文化项目,拒绝当留学生戏剧社指导老师,拒绝校长参加他的读书会等,以致因为这些“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拒绝得罪了领导,后来在职称评选中因为“非升即走”的政策不得不离开学校。这些都是季尧“不往”的方式。小说取名《纵我不往》的意旨也在于此。
    作为一枚高校“青椒”,季尧这些“不往”的行为,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典型性。如果要刻画一个 “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小说中另外两个人物鲍小白或者何况,应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毕竟当下高校的大多数“青椒”,经过这些年的熏陶和培育,已经十分适应高校的生态环境了,他们努力发论文,努力申报课题,努力把“学术的裙带”系得十分妖娆。而季尧这种“青椒”呢,不说是绝迹的“恐龙”,至少是濒危的“鸮鸟”了。在小说中,系主任老尚几次三番地把季尧说成一只傻乎乎的“鸮鸟”呢。
    小说最后的“几介居”,建筑在庐山脚下,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桃花源了,但与其说它是桃花源,不如说它是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因为季尧们——“几介居”住了不少因为“非升即走”而来此的“青椒”——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过起了高蹈的隐士生活,而是仍然孜孜于学术与教育,孜孜于美食书籍,他们牢骚满腹,又缱绻深情,始终和教育和生活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且没有悲壮的舞台表演意味,而完全是一种乐在其中的日常姿态。可以说这既是季尧们的一种“不往之往”,也是我作为一个高校教育者,对我们的教育以及当下“青椒”们面临的困境所作的一种可能性思考和诗意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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