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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轻撒，轻雾飘在中条山的沟壑间、树丛里、房舍上。在山怀抱里的东峪村，有处恬静的农家院，院内的菜园里一片翠绿，长满了鲜嫩的韭菜、菠菜、豆角等。缠满架的葡萄藤蔓蓊蓊郁郁,下面摆放着石椅、石桌；旁边的竹丛随风摇曳，逗引一群鸟儿“啾啾”地叫着飞来飞去。 一条小狗摇着尾巴，欢快地蹦跳着，友好地迎接着客人。身上还沾着点点泥土的主人李尚师，瘦高个儿，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一双眼睛里蓄满了虔诚与执着。 走进正堂屋，见左侧有一书房，挂有“治国书轩”的匾额，书房门口贴着“拥书自雄”的大字楹联。书房内有一土炕，一张简陋的书桌靠在窗前，其他的空间全被各类书籍占满。 李尚师的妻子一边沏茶一边说：“这李家祖辈上都是教书先生，人称‘耕读世家’。尚师自幼不善言谈，尤爱读书，是个‘书呆子’，但说起历史上的人和事，他的话语就多起来。”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拜“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的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书店、小地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架上，总是挂着个小竹篓，里面放着各类书。 随时随地，有空就看。有人形容说，李尚师把时间当作海绵里的水，总是挤了再挤，每时每刻，大脑都在书中渴饮、饥餐、咀嚼、反刍…… 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家里有十几亩地，光靠妻子是干不了的。除粪、犁地、摇耧、拉平车、收庄稼等活，他只得抽空干。干活时，汗水常把他衣服湿透，头上的热气变成白雾，随风飘荡，脸上的汗珠汇成一道道小溪，像断了线的珍珠从下巴不停地滴下来，粗布手巾擦得水淋淋后，用双手拧干再擦。 给老父亲治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李尚师只得硬着头皮向亲朋好友借，时间长了，大家都躲着他走。 急用钱时，李尚师就去银行贷款，在近处的芮城县贷多了不行，就到远一点的平陆县贷；农行贷不下，就到信用社贷；自己贷不下，请同事帮助贷。贷款是每年年底要结账的，底线是必须还清利息。每到元旦前，该归还贷款了，他真想钻进地缝儿里。 每当此时，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1995年，他被山西师大聘为“晋国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不久芮城县教育局特批他专业从事史学研究。 2002年，李尚师退休了，大学毕业工作的两个儿子，替他把账也还得差不多了。由于年岁已高，已经种不了那么多地，他就和老伴商量把家里的多数土地承包出去，自己心沉气定地修史。 为搜集史料，李尚师走遍了晋国古地，晋侯墓地、陶寺遗址、尧都、天马—曲村遗址、晋献侯墓的车马坑、晋国铸铜遗址、侯马盟书出土遗址、牛村晋国宫殿遗址等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古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科技、民俗等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是南梁故城。 李尚师寓居山村，伴黄卷青灯，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作。文稿被反复修改，书卷上也被不断地剪贴、粘接、拼对。在纷繁的藏书和档案中，他觅线索，辨真伪，绞尽脑汁去梳理。 李尚师千方百计地参加各种研讨会，与史学界的朋友交流信息，追踪最新研究成果。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感慨地说：“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厘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探索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互为印证，厘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谈及此，李尚师说，修史之人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独立之思想，敢于突破禁区，超越前人。 前些年，李尚师自己执笔的《晋国史》出版后，不断有人来信来函索要。这部著作在高校学生中传了又传，书皮换了不知多少遍，不少教授、学者纷纷要求再版。 可是，李尚师却觉得《晋国史》存在结构的短缺与内容的不足，仅采用了本末体写了事件部分，却没有个纲，也没有人物传记、地名等。修史之人要严谨，注重信息的价值量，于是他萌生出重写的念头。 在学界朋友们的鼓励下，在他的《晋国史》《晋国人物评传》《先秦三晋两个辉煌时期暨治国思想》三部专著的基础上，结合这多年知识和人文积累，李尚师开始了《晋国通史》的写作。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上。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2011年，李尚师开始编撰《治国方略史鉴》。他俯瞰五千年漫漫长史，在揭开一层层面纱后发现，源远流长的儒家，提倡“德治”“仁政”“中庸”，使国家和谐，社会安定，然而其以宗法制为核心，讲等级，守旧保守，不易于社会变革，造成社会进步缓慢。法家崇尚法治，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建立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规范有序的社会。其缺点是，由于手段强硬，滥用之，则容易激化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动乱。 在《治国方略史鉴》中，李尚师厘清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思想的主线脉络：尧舜时期始创“明刑弼教”“德主刑辅”，于孔、孟时期发展成熟；与此同时，法家学派在晋国孕育、发展，然后儒、法思想通过晋人卜子夏在晋（魏）发生碰撞、融合，并形成了“儒法兼容”思想。战国末期，荀况在“儒法兼容”思想的基础上，将儒家的“礼制”与法家的“法治”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思想，转变形成历时两千年的治国思想的主线。 观云卷云舒，思潮起潮落。李尚师以大量的史实在讲述着，战国时的魏文侯尊崇“重法尊儒”，让魏国成为当时的最强盛国家；到了秦始皇，实行纯法家思想治国，结果15年短命而终；汉宣帝以“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使汉代因此而强盛；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实行“王道”治国，结果仅存15年。从东汉至清朝，凡是灵活运用“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思想治国的，国家就走向繁荣昌盛；凡是偏离了这条治国思想主线，就会导致或专权暴政、人民揭竿而起，或是政治腐败、民心怨恨的结果。 2014年逝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学会原常务会长孟世凯评价李尚师，他独立完成了一个重大理论性课题，具有创新意义。他根据有关文献和新的考古成果，围绕“治国思想主线”，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梳理出中国两千载治国思想的主流：“隆礼重法”，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当今也具有借鉴意义。 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着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记者 邢兆远 李建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