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李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并坚持撰写文章，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毛泽东曾当面称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1920年，怀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理想，李达从东京回国。在上海，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不仅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且撰写发表了多篇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章。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任何先进的思想，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所实行，才能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虽只出版6期，但它宣传先进理论、思想影响力大，为广大先进分子所喜爱。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

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前一句可谓毛泽东的“夫子自道”，后一句则指李达，而将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1921年7月，他们作为“13个代表”的成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李达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可二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921年9月，李达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新时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1946年，李达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并亲任校长；1947年至1949年，在湖南大学任教。
    西汉刘向《说苑·谈丛》载：“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世间万物保住根本就能生长，而一切事情合乎道义就能成功。这揭示出万事万物成长与发展的规律，也让人去思考：李达何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他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均取得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著作，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名典。
    李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20卷900万字的巨著《李达全集》，201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留给人们的丰富精神遗产。

被称作“人民的哲学家”的艾思奇，注重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哲学与人民相结合，带头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努力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培养出一大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毛泽东称赞他：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艾思奇两次留学日本，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弃学回国。1932年到上海参加革命工作，从事理性主义哲学的宣传活动。
    让理性主义哲学本土化、大众化，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24岁那年，艾思奇出版《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影响大批青年投身革命、奔向延安。正如我国社会教育家李公朴所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新中国成立前，《大众哲学》出了32版之多，为哲学大众化树立起一个典范。

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说，革命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有文有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就能胜利。同年初，毛泽东组织哲学研究会，由艾思奇负责辅导，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起草学习提纲，并由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分头讲解，然后讨论。毛泽东根据哲学研究会的学习心得，起草了《辩证唯物主义大纲》，供广大干部学习。1938年成立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负责。艾思奇编写《哲学选辑》，其中包括自己撰写的《研究提纲》。毛泽东对《哲学选辑》批读三遍，认真阅读《研究提纲》，并作了不少批注。1939年，毛泽东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等人参加。每周开展一次活动，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哲学问题，艾思奇是发言最多的一个。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讲历史哲学、社会发展史，作报告，写文章，都高度重视通俗生动和大众化。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一文，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同年7月，到天津参观工厂时，他坚持给工人和干部讲哲学课。后来，他撰写的《工人和哲学》一文，出版的《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就是根据讲课记录稿整理的。1958年至1959年下放登封县工作期间，他给基层干部学习班讲哲学，并总结工农学哲学的经验，撰写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
    几十年如一日，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不懈奋斗。他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所谓“大事”，就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终于问世。可谁曾想到，这部巨作竟是在一孔窑洞里、一盏油灯下诞生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对于《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毛泽东曾这样称赞。这部巨作的撰写工作，从1940年8月开始，到1941年上册（上古到五代）出版，1942年出版中册（北宋至鸦片战争以前）。对于历史研究，范文澜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他说：“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中国通史简编》均以全新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
    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图书资料极其匮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动范文澜写出这部旷世巨作呢？
    苦读于北京大学的范文澜，曾被名儒耆宿视为衣钵传人。五卅运动驱使他走出书斋，找到新的追求——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而奋斗。1927年至1936年，范文澜一边相继完成《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等著作，一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两次被捕，却从未改变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范文澜还撰写《大丈夫》来唤醒民众，激起抗日爱国热情。1940年，他来到延安，在《从烦恼到快乐》中感慨：“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正是对革命事业和延安的热爱，让范文澜奋笔疾书，铸就辉煌。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扎实的学术功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娴熟运用，让范文澜下笔如有神助。《中国通史简编》原计划写15万字，他几次托人带话给毛泽东，说15万字不够、25万字可不可以？25万字不够、45万字行不行？毛泽东让他放手写，不用管多少字。这部巨作曾引起轰动，可范文澜1954年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指出：“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在1951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让他为此进行了20多年的修订工作。

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成事的宁静，也是对范文澜治学态度恰如其分的概括。古往今来，“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勾践因有卧薪尝胆的默默坚守，才有重整山河的辉煌；司马迁因有忍辱负重的默默砥砺，才有厚重汪洋的华章；曹雪芹因有十年呕心的默默耕耘，才为后人留下不朽名著。在这个意义上，守静以韧，谓之定；多养静气，能增定力。继《中国通史简编》后，范文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他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华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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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