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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现代视野 百年文学 在众多的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生成的论述中，“世界视野”“世界交流”或“世界意识”的产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就是说，现代并非只是古今之争，也并非只是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还有一个“世界体系”作为参照，也是因为此观点之重要，导致欧美学界对“现代”生成时间上认定的困难。众说纷纭，分歧颇大。但也因为“世界意识”的形成，王德威据此把中国的“现代”的生成上推至晚明1635年。由他主编的英文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此举虽称不上石破惊天，也足以振聋发聩。但遗憾的是，不习惯于讨论同行的新观点，或者对重要学术观点的麻木不仁，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惯例。王德威的这一观点远没有当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反响来得热烈。王德威在为该书写的导言里说道：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藉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王德威论述晚明的现代性并非只是依据布罗代尔的“漫长的16世纪”，或者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同时在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worlding)做哲学的运思。海德格尔的“世界”并非一个世俗的商品交换的贸易的世界，而是一个神恩降临的世界，世界具有大地诗意栖居的意义。但王德威看到这个观念的哲学内涵的丰富性，去除其神学色彩，赋予其世俗意义。王德威说：“‘世界中’是世界的一个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确实，以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就更有精神中国或有情中国的底蕴，未尝不能打开一个无限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再阐释的空间。结合王德威一系列对中国文学史传统的理解，其“在世界中”的现代性无疑是富有创造性的开掘。 在我们的论域规则内，不得不把视野拉回到百年前的中国文学。19世纪末期，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遭遇西方列强侵略，西方的船坚炮利让古老的中华民族震惊，让清王朝恐慌。但中国的一大批有识之士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技长”，“以夷制夷”，中华民族才能强盛。19世纪末，一大批中国学子走出国门，到西洋、东洋留学。传统中国文明面临向现代文明变革转型的历史关键时期，在这一进程中，文学走在历史前列。这不只是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以及《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白话政论时评和小说诗歌，早在此之前，文学以其历史敏感性，率先地表达对世界文明的观察与体验，记录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现代形式，深化了中国与世界的人文关系。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讨论。 百年中国文学开启了世界面向，因而才能进入现代。现代中国作家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欧美文学，胡适发起“白话文学革命”很大程度也是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在此之前，1907年，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化给予高度评价，他要从中寻求“新声”，“至力足以振人”。鲁迅推崇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八位浪漫派诗人，赞扬他们 “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虽然还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写出，但引来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火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无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五四时期，各种文学社团兴起，门派繁多，其中“文学研究会”显然受到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创造社”标举浪漫主义，其因缘当是欧洲的浪漫派。尽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进程中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是中国自身的历史需要起决定作用，但世界文学的影响一直在起重要作用。 进入现代的过程，也是进入世界的过程，而文学最具有历史敏感性，它有着要打开面向世界的本能。这当然并非只是中国文学，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是文化交流和人民间往来最先行和最重要的方式。歌德早在1827年就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文学是各民族人民相互了解学习交流最普遍有效的形式，在歌德时代，中国文学作品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赵氏孤儿》等就有英法译文，歌德通过译文阅读了这些中国文学作品，大加赞赏。183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国际主义的视野，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现代世界的生成，能够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人民意识到同处于这个世界上，文学是最好的沟通桥梁。据严家炎先生的研究，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是中国人最早用法文写的文学作品，这部中篇小说虽然来自对唐传奇《霍小玉》的再创造，严家炎认为它加入了许多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人物性格和追求爱情的主题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出陈季同在浓郁的风俗画色彩描写方面明显受到19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程虽然缓慢，却持续不断，由最早的涓涓细流，经过百年的顽强走向世界，终于成就当今的气候和阵势。 现代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欧美现代化高度重视，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连载发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虽然是政论体的著作，但也可以看成是文笔华美的游记大散文。作品记录了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丁文江、张君劢等7人前往欧洲考察的观感。这部作品对“大战前后之欧洲”有犀利的评判，作者着眼于文化视角，认为是西方文化出现了危机，进化论、功利主义和强权意志学说导致欧洲剧烈的民族国家矛盾，从而选择战争来解决民族的崛起与衰落。作品观欧洲而思考中国未来之命运，阐述了“中国人之自觉”的种种选择和出路。百年中国文学记录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心路历程，既是一部打开外部世界的书，也是一部精神自传。 或许在社会意识的总体性建构方面，现代中国冲击乃至于废除旧的体制比较有力，但要建立新的思想意识体系却并不容易。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只是一种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新法的说辞，并未成体系。现代中国的思想意识建构也只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但是，西方的知识确实可以如鲁迅后来表述的“拿来主义”那样，先讲究实用适用，“用”的本身就是一个建设的有效过程。陆胤就文章学这一具体问题的探讨表明，新的白话文学的文法，得益于通过日本的相关知识的学习，而引入西方的修辞学体系，这大大有效地基础性地建设了中国新文学的文法。陆胤指出：“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1905年—1906年)，有一批明治时期日本修辞学家著译的教科书得到译介或援用，以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中学文法教科书) 文字发凡》(以下简称《文字发凡》) 、王葆心的《高等文学讲义》为代表。这些著作最初涌现的时间点，正是清廷废除科举的时期，又值‘美术’‘美学’ 观念次第引进之时。如同这些书籍各异的标题所显示的，修辞学往往被视为‘文法’或‘文学’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借由这种学科混淆状态，西洋修辞学带来的叙事、记事、议论、解释等‘构思’分类，得以与中国固有的‘文章辨体’传统相对接，为近代文章学(尤其是文章分类) 充实新内容。”西洋文法先是在晚清文章学中被运用，随后白话文学革命才得以迅速取得实绩。 现代中国要自强，要新生，要创造全新的中国，这是几代仁人志士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趋于保守；在另一种视角看来，也可以看到：中国在任何历史时期，世界上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顽强地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尊崇祖训，“敬德宗孝”，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价值，不管是治国方略还是家庭伦理，都以“三纲五常”为上，“四书五经”则是文人学子的文化基础。但在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方面，中国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各民族因为宗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中国则可以完成“儒道释”三位一体。中国文化始终有勇气有胸怀吸收外来文化，兼容不同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并非文人学子的排斥异己。唐宋古文运动，虽然强调“文起八代之衰”，但也是借古之名，托古革新。直至近代“桐城派”之复兴古文，也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语言。连胡适也承认，“桐城派”的古文为现代白话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实，中国几千年社会之稳定，其政治上的制度性保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他能够进行三千年文明传承而不中断；但中国文化始终有兼收并蓄创化革新的活力，这也是事实。唯其如此，在展开现代转型时，才能如此热烈地敞开胸怀，容纳世界各种优秀文化进入中国，为中国完成现代社会的创造所用。 在近现代引进世界优秀进步文化方面，严复(1854年-1921年)堪称第一人。这位出身于福建侯官县的乡村子弟，当之无愧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早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直至任总教习，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后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翻译的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6年-1898年)，亚达·斯密的《原富》(《国富论》(1901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3年)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1904年-1909年)。严复不仅是一个翻译家，而且他借助翻译，阐述复法维新的新思想。他倡导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理论，推崇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学说。他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的来源。他信奉 “教育救国论”，并以此身体力行，终身实践。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此三条准则对中国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与严复翻译几乎同时，文学上的翻译更显规模，促使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体系中去。在文学翻译方面，闽人林纾(1852年-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虽不通外文，1897年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西洋小说最早在中国面世的作品，爱恨交加写得缠绵悱恻，悲痛欲绝，让中国读者为之动容，迅速风靡全国。林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商务印书馆委以重托，请林纾专译欧美小说。林纾先后与王寿昌、王庆通、魏翰、陈家麟、魏易、曾宗巩等精通英法俄德语言的行家合作翻译，精通外语者口译，林纾迅即写成书面汉语。虽然，林纾在文学观念上崇尚桐城派，但他古文根底好，桐城派的古文也有与时俱进之意，林纾也对桐城派古文兼容白话做出贡献，这尤其体现在他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的译文里。林纾在二十年时间里，共译作品180 余种。林译欧美小说成为现代初期文学上的一大亮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林纾步入翻译外国文学在中年之时，起步虽晚，但他矢志不渝。他在《不如归序》里有言：“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由此也表明，他翻译小说，还是志在为国人打开眼界，启迪民众，引来世界优秀文化，创建现代中国文化。尽管总体上林纾还属于旧派人物，但他引来世界优秀文学，他对民族走向世界的渴求，对国家自强，民众觉醒的志向，都表明他有传统向现代起承之功。 这些大量翻译的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当然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的觉醒。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为了自身的进步和现代，奉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也正因此，在文学上，中国以开放的心胸学习借鉴欧美优秀文学的成果。鲁迅先生著名的说法“拿来主义”，就是立足中国，广泛学习一切对中国有利有用的东西。现代中国的作家、诗人与欧美、日本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鲁郭茅巴老曹”自然不用多说，诗人如艾青、何其芳、卞之琳、冯至、李广田等，理论家评论家如瞿秋白、胡风、冯雪峰、李健吾等，都是在向世界文学优秀经验的学习借鉴中来丰富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含量。 据王建开的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国人放眼看世界，西学东渐风气日盛，翻译事业蒸蒸日上，其中外国文学译介蔚然成风。在清末民初的三四十年间，出版了近2000余部(篇)外国文学译作。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国文学译介更加迅猛，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分册)1911-1949》统计达到4000多部，若以“五四”为界，1919年-1949年间出版的各国文学译作至少4499部，并引起巨大反响。这段时期的文学译介一直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最为壮观的景象。“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大都积极地参与翻译工作，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有大量翻译作品。胡适和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风行一时，也影响到鲁迅提问“娜拉走后怎么办”。巴金不仅个人的创作十分丰富，他也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巴金诞辰 115 周年之际，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译文集》十卷本，精选巴金一生中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所涉及语种多样，可见现代时期的中国作家对外语和外国文学的重视，也可见中国作家打开的世界面向之宽广，也正因为如此，巴金成为一个有世界视野的杰出作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整体上关上了向世界文学广泛学习的大门，但也并非紧闭大门，或者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只是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翻译少量外国主要是苏俄的文学作品。据有关研究表明：《1949-1979 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统计表明，1949年-1979 年中国共翻译出版了五大洲85个国家1909 位作者的5677 种作品。据刘立胜统计，1949年-1966 年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5442 部，另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清末民初翻译小说4974 种。两厢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比晚清民初更少，这与人们一般印象大相径庭。固然，在思想战线上，只留下一道缝隙向苏俄文学学习，即使如此，中国作家也从苏俄文学中获得了丰厚的素养。如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进步”作家。理论批评则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等人汲取了不少养料。最后狭窄化和教条到日丹诺夫，导致理论批评的大批判化，只能配合各项运动行使上纲上线的批判。这不能不说是共和国文学之殇。 但是，即使在1966-1976这十年中，有关部门还给干部印发“灰皮书”和“白皮书”。显然，“灰皮书”不只是供干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之用，也影响了一批青年人，他们从不同渠道拿到这些内部读物。朦胧诗那群诗人，在“白洋淀”时期就常在北京赵一凡主持的沙龙里讨论这类读物。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芒克那张“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造就了多多“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人疼痛”这样的诗句。固然，多多后来提到他在“文革”时期阅读波德莱尔给他的震惊，他早期的诗歌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事实上，1966-1976期间的知青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传阅欧美文学名著，来满足求知若渴的广大知青。1966-1976这十年，中国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冒着风险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极富有精神象征的事件。 1976年后，中国再次开启国门，自1970年代末期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面向世界的态度更为坚定，也更为开放。而在文学上，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开始陆续重印或翻译，1980年代中期有一个现代派文学的高潮期，这是以袁可嘉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的出版为标志，中国作家怀着极高的热情学习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据叶水夫先生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更有系统性、更具规模。不但各个大作家作品以单行本形式不断再版，一些新编的文学巨匠的全集或多卷本选集、文集，如《莎士比亚全集》(11卷)、《巴尔扎克全集》(30 卷)、《普希金选集》(7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7 卷)、《屠格涅夫选集》(13 卷)、《托尔斯泰文集》(17 卷)、《高尔基文集》(20 卷)、《司各特选集》(5卷)、《斯坦倍克选集》(4卷)、《海涅选集》(9 卷)、《斯特林堡选集》(3 卷)(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狄更斯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莫里哀喜剧集》(4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等，也陆续出版。现当代外国文学家如英国毛姆，德国布莱希特、伦茨、伯尔，法国莫洛亚，奥地利茨威格，加拿大阿瑟·黑利，美国亨利·詹姆斯、冯尼格特、贝娄、凯瑟、艾·辛格的作品都被大量翻译过来。 文艺理论的翻译也得到空前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继续出版1960年代初开始、1966-1976十年间陷于停顿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2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50种)、《外国文学名著丛书》(200种)。为了促进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外国文学研究所还编辑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00种)和《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30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200种)。 如果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其成果是惊人的。而且更成体系，更具规模。据张沛的研究表明，大型丛书的出版，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外，还有几十种各种外国的理论、小说、诗歌、散文丛书不断出版面世。“大型从书的翻译出版使文学译介更加系统化，也大大促进了新文学史、新文学理论史的写作。”这些成体系的翻译作品对中国文学发展，对当代文化的建设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大学的学术研究所起到的借鉴促进作用，当是不可估量的。近十多年来，一些高难度的个人著作文集得以翻译出版，例如，由孙周兴、王庆节主编的《海德格尔文集》30卷已经于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既代表了德语翻译工作的巨大成就，也对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促使他们可以面对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来寻求自己的探索路径。在文学创作领域，那些投身于探索和创新前沿的作家，如王蒙、李陀、莫言、王安忆、张炜、曹文轩、韩少功、阎连科、徐小斌、刘索拉、徐星等人，都对欧美现代主义给予极高的关注。至于更年青一代的“先锋派”，每个作家身后都明显站着几位欧美及日本的大师。马原之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海明威；残雪之与卡夫卡；余华之与川端康成、卡夫卡、普鲁斯特；苏童之于马尔克斯、卡夫卡；格非之与博尔赫斯；孙甘露之与博尔赫斯；麦家之与博尔赫斯、史蒂芬·金；李洱之与库切与博尔赫斯……这个名单可以无限罗列下去。中国城市文学的先锋邱华栋著有四卷本《亲近文学大师的七十二堂课》，他集十多年功夫，潜心研读外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其态度和热情，感悟和见解，比之专业研究家另有一种独到的价值。王安忆亲自主编《短经典》丛书，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研究外国作家会像中国作家这样认真虔诚，这是一种对文学倾心奉献的精神与对优秀文化学习的宽广胸怀才可能有的。 1986年，莫言谈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时说道： 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认为，《百年孤独》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オ发现，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无疑受了相对论的影响，他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着纷攘的人类世界。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篇那一句“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2011年新版由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译本。1980年代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应该是黄锦炎主译的版本，莫言读的可能是黄译本，开篇那一句话略有不同。但这句话把小说叙述的未来时、现在时和过去时三种时态穿插叠加在一起，极大地启发了莫言和其他中国作家。突然间使中国现实主义单一时间线索的封闭结构获得解放，叙述人获得了空间的自由。莫言才有在《红高粱家族》里的自由豪放，他的语言才可绚烂奔涌。莫言在1980年代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但他能保持清醒，立足于他生活的大地和经验，他清醒意识到，要学习的是马尔克斯们的宽广胸怀和深刻思想。莫言和余华都谈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中从马棚里意外跑出来的两匹马，这也极大激发了中国作家探索自由度和想象力。 很显然，评价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以及电影导演和戏剧家，如何深受欧美、日本文学的影响，并非一件易事。原因无他，仅仅因为立场和固执己见，或者出于无知和望文生义。如果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自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到，中国作家是如何在认真虔诚地学习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同时，开拓中国文学创新的道路。中国作家是如何在汉语两千年传统中，汇入这个时代的新感觉和新发现。这既是在一个千年变局的转型时期发现小说，发现诗歌，也是发现新的汉语言，更是文学重新创造中国社会的形象，塑造中国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心灵。这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摆在那里，一定要视而不见，颠倒黑白；或者一定要指鹿为马，恶意诽谤，那也没有办法。这不是靠摆事实讲道理来讨论学术，而是立场、价值观和打造自己的金饭碗的问题。显然，我们不能同意那些有意抹黑贬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经历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优秀文学的洗礼，中国作家顽强寻求自己的创新之路，逐渐把中国传统底蕴融合进时代的新感受中，把世界文学的经验内化为中国文学的内涵，内化为自己的创作元素。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虽然受到马尔克斯以及其他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但莫言讲述了一个道地的中国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就是道地的中国人——高密东北乡的人。莫言的《丰乳肥臀》可以看出受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影响，但两部小说是在精神上相通，并没有遮蔽莫言作品的强大。莫言讲述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苦难和反抗的故事，上官鲁氏这个伟大的母亲，在战争灾难年代，把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带大。他们长大成人，命运多舛，既写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劫难，也写出中国人命运的惨烈和顽强。上官金童软弱了一辈子，但到最后，抱着临死的母亲跳进河里，终于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这就是中国人。莫言的《生死疲劳》无疑受到卡夫卡、奥威尔的影响，但是，中国的佛教元素也尽在其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史的变形记，以如此笔法写出历史本质的真实，语言的洪流与历史的苦难相混淆，生命的坚韧与不屈的信念相贯通，这才是中国文学的本色质地。 《檀香刑》看上去是中国味十足，传统山东地方茂腔，章回体，近代中国历史变局，要说具有道地的中国民族本性毋庸置疑。但是，这部作品却也未尝不能说具有欧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茂腔的歌唱性叙事穿过缜密的环环相扣的大小结构；眉娘的浪声浪语与果敢的品性，在沉重的历史大变局中任性穿越，最后竟然是她手刃了晚清最后一个刽子手。小说外在的大历史与内在的灵巧变幻，让人惊异在大历史的宏大谋划中，小女子的偶然失手却能刺穿历史。这种小说艺术，已经堪称是世界优秀文学才具有的品性，它已然不只属于中国文学，它全然融进了世界文学并且构成它最有魅力的一部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里所说的那样：“世界文学何尝被这样春潮般的史诗所席卷呢?” 张炜在他的创作谈中，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以及多次的对话(公开对话)，都谈到苏俄文学对他的深刻影响。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艾特玛特夫等，这些苏俄作家的杰出成就，造就了张炜的文学也具有俄罗斯文学那样宽广、厚重、思想的深度以及不屈的精神信仰。《你在高原》10卷，荦荦大端，如高原更如大地，而这一大地是贯通着俄罗斯文学大地的自新大陆，这是张炜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张炜的文学整体上具有某种肯定性的意义存在。苏俄文学在1980年代的欧美潮流中几乎被淹没遗忘了，只有张炜始终如一坚守这一片大地，并且再开垦和再创造，在这一意义上，张炜是唯一的。由此也造就了他的文学的这种大地属性的唯一性。这就要更进一层去看到张炜作品的自然神性，这是他的作品的大地品性和精神旨归的内涵。为什么在张炜的作品中死亡事件并不多呢?这与他的作品的自然神性是相关的。张炜信奉自然神性的哲学，所以他才有很多的苦恼和痛苦。张炜不要那么多的死亡事件，他宁可在无边的大地上游荡，寻找救赎的可能。正如张炜那么热爱动物，他和动物总是能处在一个对话和凝视的状态，他凝视那么多的小动物，这和他凝视同龄人的时候目光是一致的。他总是在自然的事物中——树木、花、动物……他看到了生命中一种本真的状态。在张炜的作品中，他相信自然是生命的一种依据，这个大地是有神性的，是有生命的，是有人性的，所以他只走在大地上。他的文学的大地属性拥有生命，一直要寻求生命是怎么生存下去的?怎么去完成自我救赎的。张炜设想和自然在一起，自然的神性赋予我们重新复活的可能，因而张炜的作品是立足在这个大地上，在自然神性的归属性上，他的精神旨归提示了在这个时代我们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意义，丰厚的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养料，内化成了张炜的文学经验和精神品性。 曹文轩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与1980年代的那些先锋派略有不同，他更为广泛地接受世界各国文学，更加偏向于19世纪古典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但在他的作品中，并不能明显地辨析出哪一个作家的影响痕迹，他已然把外国文学的优秀经验化为自己的艺术品性。他关于文学的唯美主义理念，他关于人性永恒性和永恒的儿童性的观点，他关于善恶的道德准则，他关于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形式方法，所有这些，都是欧美经典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提炼的结晶，但曹文轩把它化为中国经验的一部分。他的文学理念坚持认为，世界各民族最好的文学都是可以相通的，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信念上具有同一性。他虽然是儿童文学作家，但他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青少年，其性格特征和行为心理，与人性的基本善恶标准并无例外之处。真善美、爱与人性、人道主义、正义这些价值观，始终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里，这也是他的作品既会受中国少年儿童的喜爱，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所接受的原因。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颁奖词写道：“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很显然，曹文轩的小说不只是写了中国少年儿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世界的共通性，他汲取了世界文学的经验，他又回馈给予了世界文学，成为世界优秀文学的一部分。 当然，铁凝、张抗抗、阎连科、阿来、麦家、余华、苏童、格非、北村、李洱、徐则臣等作家，他们的作品与世界文学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认真虔诚地学习借鉴，到融合进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最终成为中国文学的有机部分。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进步，从来不是某个民族独立封闭自在生成的，也不是某个具有文化霸权的民族的文学一统天下，其他民族只能亦步亦趋模仿。世界优秀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相互借鉴学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同时代的历史现实涌现出的新的生活境遇和状况，造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特质，相互交流融合学习才生成世界文学的无限丰富的宝库。而百年中国文学正是携带着进入现代的巨大的历史冲力，带着渴望和激烈的现实愿望，打开世界的面向，把世界带进千年传统，相互碰撞，形成时代的新质。正因为此，百年中国文学才开启了自己广阔的现代道路，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并且讲出世界的中国故事，讲出中国的世界故事。 实际上，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变革尤其与欧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朦胧诗群体自芒克、多多、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徐敬亚等诗人，他们凭着有限的对欧美现代派诗歌的阅读，以时代郁积已久的浓烈情绪，混合造就了1980年代的心声。欧美现代派诗歌是他们的超度之筏，使他们能越过语言和情绪的禁区，使现实主义规范化无法识别他们的语言体系。显然，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缓解了他们的压力，使得他们以初生牛犊的匹夫之勇就可以打开世界面向，迅速融入已经迟到的现代主义体系。随后来到的第三代诗人，以“非非派”的胡闹拆解旧的诗歌语言规范表征，这使新诗的个人性、胡作非为、探索和创新都可以相互混淆。“非非派”直追欧洲的“达达派”，1980年代的诗歌革命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可。它或许漏洞百出，缺乏循序渐进的建设性，但它确实使诗歌语言获得了解放，使个人的创作获得了想象力飞翔的可能，使情感的表达变得无拘无束……所有这些，都使中国新一代诗人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诗歌，几乎突然间可以同处于一个时空。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歌终于具有同时代性。 第三代诗人以海子之死为一个时期的界碑，重新思考中国新诗和诗人自己的道路。在重新阅读海子的诗歌之后，一种神圣性的精神信念与寻求新的肯定性的价值倾向，从第三代诗人中油然而生。1990年代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为数众多，不胜枚举，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钟鸣、柏桦、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臧棣、姜涛、陈东东、于坚、韩东、朱文、蓝蓝、杨克、沈苇等人。虽然，他们之间也有立场、派别、小团体、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所谓“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的盘峰论争，其意气用事反倒是一次对各自思想与价值观的清理。不管其标榜如何，第三代诗人各自更清楚看到自己面前的中国道路，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中，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当代性之间，后者越来越明确地成为面前的道路。这也使第三代诗人可以更加自如和自由地处理中国经验与世界面向。1998年，欧阳江河发表《那么，威尼斯呢》，这首讲述去威尼斯旅途的诗，却把中国成都与威尼斯相混淆，“女护士在千里外问。针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但你拿用剩的红药水怎么办?/一不留神弄到手上，够你洗几天的。” “干旱，被一把伞撑开了，/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诗人并不需要躲在欧美现代派的诗学艺术背后，他直接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经验。 1990年代以后，北岛、多多、杨炼、张枣等诗人旅居欧洲，他们的诗与世界诗歌融合得更加深入，另一方面，他们的中国经验也更加结实内在地沉淀在诗的精神内核中。1998年，多多写下《早年的情人》：“为疯人点烟的年龄，马已戴着银冠/寻找麦田间的思绪：带我走，但让词语留下……” 诗人身处异国，思念故土的麦田，早年那北方田野里留下的犁，那种尖锐感已然为岁月沧桑所磨损。诗人的经验归属于中国，词语留给世界，留下的是属于世界诗的一部分。 总之，百年中国文学以现代之力开启世界大门，正是在与世界优秀文学的交流对话中，中国文学一步步走进现代，完成从古典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中国文学从未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启蒙与解放的现代重任。百年中国文学一步步完成自己的现代美学塑造，恰恰是在应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召唤中，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美学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的特性。这一世界面向的进一步开启，也促使百年中国文学的艺术经验更加丰富，进入到更高更复杂的艺术层次。这与回归个人风格的现实主义本色的写作相得益彰，各有秋千。这才形成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新气象大格局，这才有进一步的后劲和道路拓展。尤其需要强调的在于，进入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世界性面向敞开得更加全面，文学也与世界文学展开更加多面的交流对话，从而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在强化世界性的同时，更加明确了中国道路，也更加自信地走在中国道路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