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女士传来王德威先生的新作《“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说是要在《南方文坛》上刊发，希望我谈点阅读感想，以期做学术上的讨论。这篇文章是王德威先生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导言。我前几天刚刚收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寄来的英文版文学史，连索引厚达一千零一页，简直就是一块沉重的砖石。我为之感到欣喜。对于这本文学史我并不陌生，我本人也参与了其中有关“重写文学史”章节的撰写。2013年初，我在波士顿过春节，与德威先生围绕这本著作的构思做过长谈。因此，我一直在期盼这部著作的出版。我知道这部著作将会引起海峡两岸学界的争论，离经叛道的编辑思路、庞杂不齐的作者队伍、众声喧哗的各家见解，大约难以弥合得天衣无缝。必然会有叙述的缝隙，必然会有内在的矛盾，但这部文学史的魅力可能也正在于此。我想起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说过的一个意思：在一间光线太暗的老旧房子里，有谁提出要开一个窗，就会受到许多反对。但如果有谁干脆要拆掉屋顶，那么调和一下，开窗也变得容易了。现在有人把这部著作看作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成果，我要说的是，当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就算是建议开窗户，而王德威先生现在已经在旧房子的旁边，集中海内外各种各派建筑工匠，建造起一座新的大厦，而且实践的是西方后现代的建构理念。对于这个新建筑的评价自有不同，但它是新的视野和理念下造成的，已经不是原来修修补补的老房子了。所以我们要评估这样的新建筑，也要有新的标准和方式，不能回到鲁班爷爷那里去讨主意。
    因为燕玲催稿紧，我就不扯开去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了。还是回到这篇《“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是王德威先生从百衲衣式的文学史叙事中提炼出来的纲领性文字，也反映了主编者的文学史观与史识。
    王德威先生为这部新编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关键词：“世界中”。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世界中”（worlding）被演示的，“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提醒我们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里，而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的方式 （being-in-the-world）。‘世界中’是世界的一个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当我们把哲学概念移用到文学史写作，那么这个“世界”既是构成文学演变的宏大自然背景，又是文学演变本身。就仿佛我们列身于世界事物中，我们本身也是世界事物的一部分。“世界中”作为一种方法论，大千世界在变，作为大千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学也相应地变，而且两者的“变化”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而是一个事物（中国文学）在另一个更大的变化状态（世界）中发生着变化。太阳系里的行星在太阳系运动过程中，行星自身也在自转。这样一种双重形态的变化运转之间的关系的叙述，就构成这部文学史的叙述主体。
    我以为“世界中”是这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述。文学史的核心叙述决定了文学史的一般叙述。譬如说，我们曾经主流文学史的核心叙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所以一般叙述就必须从五四运动开始，因为之前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也必然成为文学史的主要叙述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降，“现代性”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述，所以文学史的视域就集中到晚清，用“被压抑的现代性”来分析晚清小说就是一般叙述，由此引出国内学术界对通俗文学的再评价，也是以现代性为核心叙述的一般叙述。在这个叙述系统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性就被减弱。现在王德威先生在学术上自我突破，更上层楼，跳出了海外汉学以“现代性”为核心叙述的视域，这就构成了以“世界中”为核心叙述的文学史观，使这部文学史在时空上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其一般叙述就与我们传统的文学史一般叙述大相径庭。
    既然是把“世界中”这样一个动词作为核心叙述，那么文学史的一般叙述必然会是充满动感，要把握这种动感，最好方法就是把文学现象还原给世界本原，让无数文学细节在自然运行中自在地开启丰富灿烂的状态，从而在斑斓浩瀚的文学现象的运动过程中显现底下的潜流与深层的结构，也许那不一定是所谓的历史本质，但它要揭示出与未来的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必然性与预见性。这样的写法，必然与我们以往的文学史叙述拉开了距离，因为不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以现代性为文学史核心叙述，文学史的梳理与整合都是带有一元单向的特征，即在文学史叙述中要展示出编者对于这一段历史、文学史以及文学走向的本质界定，对于什么现象值得进入文学史什么现象不值得进入文学史以及如何进入，都有一个基本的立场，这种立场又往往形成了某种遮蔽，这也是我们以往文学史叙述中一个难以克服的难点。而这在王德威先生的“世界中”的文学史叙述系统里被轻易地跨越过去了。各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如五四新文学与民国旧派文学的并置，抗战时期重庆、延安以及上海三地文学的并置，1949年以后两岸文学的并置，当下大陆、海外离散文学的并置等等，）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得以展示，各种不同叙述立场的参与者的观点也互相冲突地并置于同一种文学史系统里，只看文学世界的现象演示，不去深究以往文学史一元单向演变的所谓本质及其规律，所以我们在这部文学史里可以看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奇异性和开放性，恰似万花筒般的，许许多多瞬息即逝的文学现象都被展示出来。
    与“世界中”核心叙述相应的，是文学史叙述方法的自我解放。文学史的结构是由一百六十一个片段构成，片段与片段之间是没有连续性的，每一个片段都是独立的文学小故事，自成一个演变中的小世界。它们之间唯一联系的是时间的顺序。因此它的开放性结构可以演变出无数种文学史，如果主编者在这本文学史里再设立若干章节，或者删去若干章节，都不影响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为了避免对于历史本质的深究，撰稿者刻意采用了一般文学史叙述比较忌讳的写作方式：描述性的叙事，用王德威先生的话，是“文学性”的叙述文体。他把这种写史方式追溯到太史公的记传笔法，把理论依据找到了钱钟书的《管锥编》，当然，太史公与钱钟书都是无人可以企及的高标，作为一部文学史编撰形式的尝试，是否能够被人广泛承认可能还是有待时间。但他做出了如此大胆的尝试，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作为一位海外学者，立足美国，放眼全球话语文学，王德威先生在推动中国文学（也是华语文学）的国际化、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交流和整合方面，作出的学术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海外学术界，夏志清先生在国际冷战的局势下，用新批评的审美标准书写了《现代中国小说史》，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在台湾受到严厉禁止，而夏先生的英文著作第一次让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国际学界的视域之中。李欧梵追随捷克汉学大师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如果说，夏志清向西方学界推荐了几个中国作家，李欧梵先生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中国文学的思潮流派。而现在，他们的传人王德威先生建构起整个华语写作的国际版图，提供了第一本由海外学者主撰、并且跨越国界地区，沟通世界华语创作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夏、李、王三代学者的学术行迹，清楚表明了海外学术的进步和变化。同样，我们内地学界也一样在不断进步。我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夏志清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国来探亲、顺道访问复旦的情景，我们接待工作曾经是如临大敌；我也清楚地记得李欧梵先生1980年在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环境就好多了，我导师贾植芳先生安排我担任李先生的助理，我得以亲聆李先生的许多精辟之见解，醍醐灌顶之感至今没忘。而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先生曾经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学者，直接参与了复旦大学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他的学术成果，某种意义不仅代表了复旦、也代表了我们内地的学术成果。我之所以要从夏志清的学术研究来讲海外汉学，就是想针对当前有关海外汉学的争论（海外汉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我这里仅仅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海外学人的成果）谈谈我的态度：我以为，我们对于海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要有一个客观的善意的学术评价，同时也要有一个正常的宽容的心态。
    最近的争论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海外汉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本文没有足够的篇幅，只能谈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再强调的，要把批评对象置放在历史的场景中考察其是否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的东西，而且其所提供的是否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现在学术界对于“社会发展进步”一说歧义丛生，暂且不论。我们在考察海外汉学成果的意义，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讨论这些成果是否提供了在当时历史场景下前人所没有做到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有没有促进我们自身学术的进步。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就强调，我们不是用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评论歌德，而是要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评论歌德。这里所说的从“美学”“历史”出发的研究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应有的标准。我们不能用“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评论，更不能用有些人所理解（不一定准确）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其中可能不乏片面性），硬要求海外汉学来执行。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毋庸讳言，海外汉学是在非大陆内地的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的学术成果。学者的研究必然是带有海外的文化立场，与我们国内主流的学术成果，可能有较大的差异。有些成果反映了海外学者的别样见解，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对待，理性地接受，完全可以去粗存精，来弥补我们在自身文化境遇下可能出现的遮蔽。我们与海外学界之间存在某些差异是客观存在，但也是极为正常的，现在国际文化交流如此繁荣，众声喧哗，多元多维，是必然的大趋势。再说，我们内地的学术界本身也是百家争鸣自由探索，为什么要求海外的汉学舆论一律呢？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如何看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50年代冷战时期夏志清先生在美国求学，出于生计的需要，夏先生参加了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的工作团队（年薪四千），参与编写为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了解中国情况而准备的《中国手册》（分上、中、下三卷），饶大卫担任主编，夏先生参与编写其中的“思想”、“文学”、“中共大众传播”三章，以及“礼仪”、“幽默”两小节等。这里的“思想”指的是孔孟儒家传统思想，“文学”涉及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现代文学。这是夏先生首次涉及现代文学的内容。这部手册编完后并未被录用，只印了三百五十本“试印本”。也就是说，没有产生实际的任何影响。但夏先生由此产生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兴趣，便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现在很多人误以为夏先生的小说史是从《中国手册》改编过来的，于是就夸张了夏先生这部小说史的政治倾向。其实，夏先生参与编写《中国手册》与后来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完全是两回事。何况《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也多次修订再版，表明夏先生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也在不断地改变。如果有人要在这本书里找出与内地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论述，大约是很容易的，也是明摆的事实，但问题是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海外汉学吗？夏先生这本小说史的核心叙述是西方新批评的审美，根据这样的核心叙述，他梳理出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以及钱钟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等四大传统，基本上也奠定了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我们以前唯左翼文艺独尊的狭隘文学史观，自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实。现在媒体老是在宣传什么“夏志清捧红了钱钟书、张爱玲”，难道夏先生没有高度评价鲁迅、许地山、茅盾、张天翼、师陀吗？还要指出的是，夏先生当时在海外无法阅读到大量的左翼作家的著作，他在小说史里疏漏是大量存在的，夏先生后来自己也不断做深刻反省，对于萧红、端木蕻良、吴组缃等人的作品都有好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容襟怀、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夏先生这样一个海外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我们就能吸收到很多有益的营养来启发我们自己的研究。
    再说到王德威先生的这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著作有很多可以讨论之处，在此不表。我只指出，“世界中”的核心叙述给这部著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以及广阔的国际视域，尤其是，编者站在海外的华语文学立场上，不但整合了大陆内地文学，还把台湾香港、南洋华侨、海外华人的创作都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这是我们内地学界努力多年却没有做到的。为什么王德威先生能够在这部文学史里成功做到，因为他具有内在理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世界中”还原了世界华语文学的原生态，它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党派观点、国别身份。王先生不同于夏先生，他与内地学界有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内地文学与海外文学的沟通做过大量的工作。所以在他的文学史里，内地文学与海外文学自然而然被并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展示出来，而这个平台的理论基础是华语语系文学。关于这个学科概念，现在也是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造成了复杂含义，各有不同表述。但王德威先生使用这个概念是非常谨慎的，他自己的解释是：“华语语系研究学者如果想真正发挥这一方法的批判力，藉以改变目前中国文学史封闭的范式，就必须将研究范围从海外扩大到中国本土。华语语系研究必须同时在中国文学——和领土——以内，思考‘母语’或与生俱来、或习而得之的政治、情感、社群动力，而不是站在简化对立立场，批判中国国家、文学、语言霸权——否则我们只是回到冷战论述的老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广义华语领域以内和以外，审视各种地域、阶级、社群、甚至网络、虚空间种种方言行话口语，与约定俗成的表述方法。这与官方或正统文学、声腔、说法，产生复杂的、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对于目前海外流行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我也不是很赞同，但是王德威先生的解释显然与别人不一样，是有利于华语世界的交流和团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有些人与其纠缠不清于这个概念的复杂含义，还不如站在这个现实世界的立场上思考一下，如果这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重磅炸弹的形式译成中文在海峡两岸出版，人们看到的是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文学都自然而然归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之下，这比大陆内地学者写一百部文学史还要有震撼力。有些人自然可以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去挑剔这部文学史，但总不能去挑剔一部整合两岸统一的文学史吧。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说，海外汉学的成果不可以批评。正常的理性的学术交锋永远是需要的，内地和海外话语系统不一样，对于同一种文学史现象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当海外汉学传入内地，学术界发出讨论、商榷、甚至批评的声音，我认为也是正常的。沟通意味着信任，意味着融合。我们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从1980年代起就形成一支成熟的学人队伍，在王瑶、李何林、唐弢、钱谷融、贾植芳等先生风骨凛然的老一辈学人的带领下，经过了近四十年的传承发展，现在又加入了海外学人的团队，有了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为代表的学术团队。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沟通和理解，在相互尊重的平等立场上，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同时也发展得更好。
    2017年7月1日于鱼焦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