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自1917年后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作品，知名度有一点，但不足以成为文坛领袖式的人物，他与整个文坛的新生力量合力，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跟他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有关。”
    “《子夜》的出版标志着茅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巴金晚年到复旦大学演讲时曾说，在左翼文学里除了鲁迅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茅盾。”
    今天我们如何书写城市？茅盾的《子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写的视角和把握的分寸，现在的作家有没有超越？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每两年举行一次远东文学国际研讨会，每次大会都会确立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纪念茅盾”，因为今年适逢茅盾先生诞生120周年。同样，为了纪念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贡献，国内也举办了相关的图片展、讲座、“新人文学奖”等一系列活动。7月30日，上海思南文学之家邀请华东师大教授杨扬和茅盾长孙沈韦宁做客“思南读书会”，为读者们讲述茅盾“从上海走向文学世界”。
    
    沈韦宁如今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在父亲去世后，才接触到茅盾文学研究者，陆续参加了一些茅盾纪念活动。这次，适逢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参加纪念活动，他说：“弘扬茅盾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杨扬刚参加完“纪念茅盾”的远东文学国际研讨会归来，他了解到，茅盾的作品在俄罗斯出版至今已达70万册，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可以说是第一位的。这固然与茅盾1947年曾到苏联访问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他文学的起点，从1916年他到上海后开启。茅盾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没有来到上海，若没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我或许不会在文学上有这样的成就。”
    为什么是上海？1916年，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后，他母亲希望儿子到文化教育单位里工作，同时离家近一些，于是选择了上海。“从茅盾的角度来说，他非常重视自己和上海的关系，因为他的成长和上海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眼光放大一些，将他与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比较，会发现茅盾在上海居住的时间最长，从1916年到上海工作至1949年离开上海，除去断断续续到广州、香港、重庆、桂林、新疆生活的时间，他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更重要的是，鲁迅和郭沫若最早从事文学活动的起点都不在上海，而茅盾是从上海起步的。”杨扬解释了上海对于茅盾的意义。
    
    茅盾最初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是帮助董事长张元济处理一些杂务，当时商务印书馆一个重点项目是编《辞源》，邀请诸多名家讨论如何编纂。茅盾旁听后，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提出对如何编《辞源》的看法。张元济发现茅盾的看法合情合理，因为爱才惜才，他将茅盾调去了编辑部。1917年，茅盾翻译出版了美国流行作家卡本脱的《衣食住》，同时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翻译小说——英国作家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三年后孵化之卵》，由此开始走上文学道路。
    “茅盾自1917年后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作品，知名度有一点，但不足以成为文坛领袖式的人物，他与整个文坛的新生力量合力，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跟他1921年主编《小说月报》有关。”杨扬认为，茅盾主编《小说月报》，与鲁迅和周作人建立了联系。1921年10月，茅盾接到通知，要求《小说月报》在来年1月改革，稿子从何而来？刚好他收到来自北京的一份投稿，作者就是后来成为新文学作家的王统照，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王统照当时身边还有一个人，是郑振铎，他们两个人的背后是鲁迅和周作人，因为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就是周作人起草的。”由此茅盾开始向鲁迅和周作人约稿。
    1922年，茅盾《小说月报》的主编职务被商务印书馆撤掉，这样的人生挫折让他对于政治活动的介入更深。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逃到上海之际，茅盾就是他的联络员。1926年，茅盾完全脱离了文化界，投身政治活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董必武要求茅盾到南昌参加起义，但到了庐山，因为交通受阻他没赶上南昌起义，从这个时候开始，茅盾和党失去了联系。国民党政府也在报纸上通缉他。茅盾从庐山回到上海，一方面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一方面经济上出现了问题。他重新回到了文学创作，开始以“茅盾”的笔名发表作品，《幻灭》《动摇》《追求》——《蚀》三部曲正是写于这个时期。
    
    所幸，茅盾去世后，中央恢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1928年至1930年，茅盾避居日本。1930年4月回到上海参加左联，不久后他就开始构思、写作《子夜》，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子夜》的出版标志着茅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巴金晚年到复旦大学演讲时曾说，在左翼文学里除了鲁迅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茅盾。”杨扬表示，茅盾用创作展示了一个文坛领袖的气度和风貌。
    “举10本写上海的小说，《子夜》一定会被提及。如何写上海？到今天都是困扰上海作家、困扰上海读者的情结。”杨扬将茅盾与张爱玲进行对比：“一提到写上海的作家，人们就会想到张爱玲，她当然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但大家不要忘记，傅雷对张爱玲有过尖锐的批评，他说张爱玲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上海小市民的灰色人生上。从文学角度来说，小市民的生活当然可以写，但它不能代表上海的全体，换句话说，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之所以成为国际一流城市，非常重要的是上海有很多金融家、大企业家、大的报社、大的文化人。”
    
    在杨扬看来，茅盾正是从大上海之所以为“大”的现代化特征来入笔，他作为文学家特有的敏感，将现代城市的核心——现代金融以小说的形式展示出来。“茅盾觉得作为现代化城市最重要的是经济命脉，政治是跟着经济走的，这个经济也不是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的控股能力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茅盾在《子夜》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展示了金融在1930年代上海的能力，金融资本的代表就是赵伯韬这个人物，吴荪甫与他的对抗最终以失败告终。”杨扬说，茅盾因为在政界、文学、文化界都有很深的介入，又在表叔卢鉴泉家看到了金融界一幕幕的场景，他对大上海总体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这也是他对于城市的意识。
    为何要纪念经典作家？杨扬认为：“对于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做过贡献的人，我们社会确实是不会忘记的。另一点则是，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他们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何书写城市？茅盾的《子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写的视角和把握的分寸，现在的作家有没有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