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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随着时代转折不断发生着审美转型，也就是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美学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美学曾崛起于当代文学内部并成为风头甚劲的潮流。个体美学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回声，强调“自由存在于孤独的可能性中”，强调艺术将人“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强调艺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立场。现代主义的个体美学重塑了彼时中国文学对个体尊严的想象，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美学有效性。但是，个体美学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愈发走向极端，陷入个人主义的深渊。很多写作者疏离于时代和社会，沉溺于一己之情绪、经验和趣味，将自我的孤独花园绝对化为世界和宇宙，更有甚者一边从消费主义社会中精心获利，一边则“倚小卖小”，将“小”视作时代的本然和应然。这种误入歧途的个体意识和美学倾向遭遇一种与时代社会血肉相连更浓的美学趣味的反拨。由此，共同体的美学崛起可谓应运而生。 当前，总体性和共同体沉淀为文学写作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美学追求。事实上，这是一对具有内涵相关性的概念。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提出的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强调文学宏观、整体地把握社会历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共同体观念也内在地贯穿着一种辩证法思维。强调共同体的文学，并非取消个体的价值，而是强调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民族国家到跨民族国家等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辩证共生关系。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自我是写作的起点，却不应是写作的终点。刚健的主体精神，既有自我的深度，又能摆脱自我的沉溺性，与时代呼吸与共，与人民肝胆相照。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满足于展示个体的内心风景，而努力探索从个体通往时代和历史的通途。这种基于总体性追求的共同体意识，催生着相应的共同体美学叙事。 长篇小说：向总体性的腹地挺进 作为跟社会进程密切相关的文体，长篇小说在回应历史、时代和重大现实问题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卢卡契以为，总体性是长篇小说艺术内在的哲学基础。然而，总体性的阙如却是碎片化时代长篇小说的突出症候，重建总体性成为近年很重要的一种呼声。2019年，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等五部作品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透露了文学界对长篇小说发展方向的期待，即特别褒奖那种深刻回应历史、时代和现实，兼具人民性、艺术性和总体性的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艺术范式的探索。事实上，共同体意识和总体性追求是近年诸多重要长篇小说的共同追求。 阿来的《云中记》是近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小说以祭师阿巴震后重返云中村“履职”为线索，写阿巴对灵魂事业的坚守。最后，阿巴随着云中村一起滑下悬崖峡谷，成了用生命守望故乡和亡灵的真正“祭师”。作为对藏区生活和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作家，阿来并没有将《云中记》置于藏区地方性知识视野来处理。这部小说之所以令人动容，不因藏区云中村的独特自然景观，而因这种地方性在阿来的笔下跟某种更普遍的共同体精神渴求紧密相连。阿巴的选择执拗决绝，却对生命提出尖锐而庄重的拷问：我们的现代性在热烈地追求着生之幸福时，该如何安顿好死亡和人心？这是关于生命的大哉之问，小说也因此有了“反思现代性”的意味。这部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作品，超越简单的新闻写实和苦难叙事，从自然灾难书写上升到灵魂叙事，从地方叙事扩展为普遍的现代性反思，从而逼近了某种生命的总体性。 《人生海海》是麦家从谍战类型小说向纯文学写作的转身之作。就小说艺术而言，它将类型化的侦探叙事融会于纯文学精神追求之中。将个体命运故事与民族历史寓言相结合，使作品获得历史寓言品质。叙事迷宫、逻辑力量、悲剧英雄和幽暗人心依然是《人生海海》的重要元素。使个体悲剧和普遍悲剧形成合奏，使个体命运成为民族历史的镜像，是麦家小说的新特征。李敬泽称《人生海海》暗藏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秘史”，麦家化用民族寓言叙事虽是踵武前贤，但也暗示着，历史总体性以其宏大的意义诱惑着广大有抱负的中国作家。 格非《月落荒寺》也是近年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这是格非获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隐身衣》的前传，《隐身衣》主角发烧音响师老崔在《月落荒寺》中一闪而过，而《隐身衣》中影子般隐匿着的毁容女却走到了故事前景，成了小说的主角楚云。《月落荒寺》和《隐身衣》此番勾连，拓展了彼此的故事纵深，它们互为倒影、互相印证和补足。更要紧的是，这里关联着一种巴尔扎克式的“人物再现法”，以及一种对当代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拼图的潜能。“人物再现法”即同一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多次出现，是巴尔扎克将其所有作品连缀成皇皇巨著《人间喜剧》的重要武器。《人间喜剧》的单部和整体构成一种组合式结构。单部呈现的是社会的截面或局部，但一部部连缀起来则构成一个宏阔的整体。使分散作品成为一个整体的便是“人物再现法”。格非启用“人物再现法”，也有同样妙用，不仅展示同一人物的生命过程，也通过多个人物的视角弥合展现“当代”生活的纵深。“人物再现法”在《月落荒寺》包含着一种书写当代的“拼图现实主义”构想，也是格非对如何书写社会总体性结构进行的独特探索。 短篇小说：以象征抵达轻盈的总体性 短篇小说是一种“横截面”艺术的观念广为人知。事实上，在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短篇小说已超越截面艺术的单一技法，并从诗歌那里吸取营养，融入了象征手法。优秀短篇小说常常内置某个象征，作为意义阐释的入口。所谓象征，乃是可见之物与无形之意的凝结。形诸于实可能是物象，但形诸于意则是理解小说的入口、提取意义的按钮、照亮小说的灯盏。近年的短篇小说中产生了一种甚至可以称为象征化诗学的探索。象征主义的出现本就是为了提取世界万物内在的回声，象征在短篇小说中的出现则可以实现化实为虚，穿越具体的当下，而洞悉时代、历史和精神世界的辽阔、驳杂和幽微。短篇小说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以总体性为哲学基础，这并不意味着短篇小说不能表达总体性。不妨说，象征就使短篇小说有效平衡了少与多、局部与总体，并抵达一种轻盈总体性。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和毕飞宇《是谁在深夜说话》中作为象征的“红萝卜”和“古城墙”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莫言、苏童、余华、迟子建、王安忆、毕飞宇、魏微、张楚、叶弥等当代作家都擅长并运用过“象征化”的短篇艺术，而这种写法在一批年轻作家那里获得了自觉。而且，青年作家倾心象征，并慢慢将一种表达个体的象征转变为一种表达时代或历史的象征。 王威廉是一位擅长在短篇小说中使用象征的青年作家。他的《听盐生长的声音》用“盐湖”来呈现一种跟个体生命体验及顿悟相关的象征。小说揭示了我们都被囚禁于别人眼里的风景之中。美丽的盐湖，却是最不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盐湖的象征性在于，它是很多人眼中的风景，却是某些人居处并渴望逃离的存在。盐湖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停滞，盐也在发出生长的声音。这是一种富有诗意和价值的个体生命体验之象征，在《水女人》《城市海蜇》等短篇中，王威廉致力于创造一种历史的象征和城市的象征，从而显示了一种由短篇抵达总体性的努力。 青年作家李晁早期的短篇小说虽多用象征，但多表达一种青春的迷惘与感伤。但在《看飞机的女人》中，他通过象征将小说置于一种更大的时代和精神结构中。小说中，皇甫着迷于观看飞机的起飞与降落，就连那巨大的噪音也令他激动不已。小说找到一个与高速运转时代最为匹配的象征——机场。机场由此具有某种“典型环境”的性质：飞机代表了人类智慧和科技的巨大成功，而机场也是全球化时代迅速、扁平而拥挤的生活的表征。小说描写“航站楼的圆形弧顶在夜幕中像一只巨型鸟巢落在大地间，空中的巨鸟们睁着明亮的眼睛正在归巢”。这个比喻用倦鸟归巢比拟飞机降落机场，传统与现代并置，呈现了科技时代的精神乡愁和文化反思。正是这个象征装置大大拓展了小说的精神纵深，使小说截然不同于李晁以往青春书写的那种时代冷感。 不妨说，象征不是作为一种技艺在短篇小说中广泛运用，而是作为一种共同体美学意识的传递，使青年作家们更强烈地感觉到与某种历史总体性的内在联系。当然，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美学转型，考验的是文学从执于一端到辩证兼容、从自我观照到展望宇宙的智慧，与其说已经完成，不如说仍在探索。 （作者：陈培浩，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