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娜，瑞典翻译家。瑞典隆德大学中文博士，瑞典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翻译作品有苏童的《妻妾成群》《碧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20多位作家的40余部作品，翻译曹文轩的《羽毛》等儿童文学作品十余部。2013年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要谈文学翻译的可能性，或者要谈一个译者对原文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在哪里，首先必须考虑翻译本身是什么。不做翻译的人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以为翻译只不过是把某种语言的词句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同样词句。但做实际工作的译者必须迅速抛开这样的想法。文学翻译家做的是另一种事情：给原有的文本提供一个新的语言和一个不同文化语境的新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不仅得抓住文本表面的情节和对话，还得把握其情感和风格，理解文字后面潜在的意义、暗示或者文字游戏。
    如果说在过去译者经常被看成一种机器，像奴隶一样把原文完整全面地转成新的语言，而不会用任何方式去影响或者改变原文（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现在比较常见的看法是把译者看作原文作者的创作伙伴，和原文作者一起写出这个作品的一个新版本。这个新版本也许在某些方面与原文稍微有些不同，但是不一定更差。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里说的：“如果是在终极本质的意义上去努力追求和原文相同，那么没有任何翻译是可能的。因为，在其再生之后，原文经过了一种变化。如果没有一种转型、一种鲜活事物的更新，那么也就谈不上再生。”翻译家和作家的作用当然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作家拥有更大的自由，而翻译家无论如何必须尊重已经存在的文本，不能随便去改变、删掉或者添加。鉴于此，也许把翻译与音乐演出相比会更好：如果作家是个作曲家，写出了一部交响乐的总谱，那么翻译家就是乐队。不同的翻译家就是不同的乐队，都可以对交响乐有自己的阐释，但出发点总是这个总谱。有些乐队会演奏得节奏快一点，而其他乐队可能慢一点；有些乐队会做出比较抒情的解释，而其他乐队会比较强有力，甚至咄咄逼人。此外，如果作曲家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代，那么他的音乐是为那个时代的乐器写的，那些乐器和今天使用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一个现代乐队演奏这部作品的时候，会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新的音调。不过，构成演奏基础的依然还是这个作曲家的作品。
    可以这么说：翻译家不可能逐字逐句原原本本翻译一个文本，但正是这一事实，让翻译的工作有了价值。因为要把一个故事、一首诗歌或者其他文学文本介绍给新的读者，翻译家必须努力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这个过程的结果经常使得所谓的目标语言也变得丰富起来，译文读者会得到新的洞见、新的知识。就是说，翻译使得目标语言的文学也丰富起来,它不光会给读者提供新的故事和思想,目标语言本身也有了发展。我认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无论从语言上还是文学上，它都受到了外来文学的促进。外语的文学和语言同样会受到汉语文学的影响而发展。
    有一派翻译家认为一个译本就是要“陌生化”，或者叫“外国化”，方法就是要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我个人不属于这个派别。“陌生化”常常导致一种夸张的异国情调，制造出读者和译文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往往让读者失去阅读兴趣。我认为，一个在原文语境里容易接受的通俗的文本，不应该有一个奇怪的、难以琢磨的译本。如果保持原文里的词语，而实际上在目标语言里有完全相同的或者非常接近的同义词，这么做也没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有的人会把“奶奶”依然翻译为Nainai,而不翻译成瑞典文的同义词Farrnor，或者把“伯伯”依然翻译成Bobo，而不是瑞典语的Farbror，以为这样就能制造出一种比较“中国式”的感觉。同时，我也不认为，作为译者，总是要把原文完全本土化。在把中文翻译成某种欧洲语言时，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中文的文化语境本身与欧洲是很不一样的，难以在欧洲做到全面本土化。
    也有些原文本，要求译者翻译时在目标文本中做些实验和发展。这里和原文语言的难度有一种联系：如果作家会发挥自己语言的潜力，那么译者也必须发挥目标语言的潜力。所以，译者仅仅对原文语言掌握得好是不够的，要再现作家在原文里达到的语言效果，译者必须对目标语言的潜力和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有良好的认识与把握。
    在瑞典，有译者谈到过翻译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可以称为真实层次（和中国译者谈到的“信、达、雅”的“信”差不多），就是说，原文里肯定有一些词语、表达方式和象征等等，都必须完全真实地转到译文里去，包括韵律节奏和语法结构，比如，一首诗歌里某些词安排在句尾，因为作家的意愿是这首诗要这样来结尾。尤其是最后这个特点，当我们把中文翻译成欧洲语言时就不那么简单，因为原文和译文有完全不同的句子构造。
    第二个层次可称为等量层次。原文的某些词语与成语可以转换成译文语言里同等的词语与成语，表达与原文对应的风格、意义或者感情，尽管它们在语义上不完全一样。比如，歇后语和骂人话，经常就有这样的等量对应。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叫做发挥层次。这是作家在充分发挥艺术手段，玩语言游戏、开玩笑或者炫耀技能，而译者既不能找到可以直接翻译的词句，也没有什么等量成语可用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也必须全力以赴，大胆想象，运用知识，允许自己试验和自由创造。
    要在这三个不同层次中判断和决定边界在哪里，不那么容易。
    （本文为作者在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