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曦林 摘要：《清史》的纂修，自1914年民國政府設立清史館即為時人所關注。從體例的擬定到具體紀、傳、表、誌的編纂，館中內外皆多所建議。其中儒林、文苑兩傳，關係一代學術之定評，自繆荃孫重膺其事，與之商議、討論者不乏其人，書信往來絡繹。而時人對於《清史稿》及《儒林、文苑傳》編纂的關注，無形中也促進了清史及清學史研究之風的形成、發展。 關鍵詞：清史館 清學史研究 繆荃孫 儒林傳 文苑傳 清季民初的清學史研究，自章太炎先生《清儒》篇開其端，劉師培、梁啟超、錢穆等先生後先繼起，各因其學術淵源和撰述宗旨之差異，從不同視角致力於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由此形成了日後影響深遠的「文字獄說」、「理學反動說」、「每轉益進說」的研究範式。其間，辛亥鼎革，民國政府設立清史館，纂修《清史》，學林中人多被延聘。開館之初，首商體例，政、學兩界頗為矚目，皆多所建言。其中《儒林傳》、《文苑傳》關係一代學術之定評，又以前清耆宿繆荃孫重膺其事，「志在明一代學術之源流，而無所偏倚於其間」[1]。因而自編纂伊始，與之商議者不乏其人，書信往來絡繹。而對於《儒林傳》、《文苑傳》的這種關注，無形中也促進並影響了此後的清學史研究。迄今為止，學界對《清史稿》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具體于《儒林傳》、《文苑傳》的研究則稍顯單薄，[2]對兩傳的具體編纂過程及其與清學史研究之風的關係亦尚乏關注。有鑒於此，本文擬通過梳理《清史稿·儒學、文學傳》的編纂過程，由此透視《儒學、文學傳》的編纂與清學史研究之風的關係，以此請教于方家。 一、清史開館及義例的相關討論 1914年初，「內戰甫止」，袁世凱「欲以文事飾治」，仿「清初修《明史》故智」，設立清史館，藉以「延攬勝朝遺老、山林隱逸」。[3]是年1月，袁世凱授意時任國務院總理的熊希齡設立清史館，並於2月3日由國務院呈文總統批示。[4]同年3月9日，民國政府頒佈大總統令，正式設立清史館，[5]延聘前清舊臣趙爾巽為館長，主持館員聘任，籌備開館事宜。迭經數月的籌備，至8月底，趙爾巽呈文確定開館日期，於9月1日正式開館，[6]並向各省頒佈征書章程，徵集各省通儒碩彥著作、私家傳記、碑銘、墓誌等，「以備清史資料」。[7] 由於設立清史館所賦予的特殊意義，從國務院呈文，到清史館的設立，再到館長的人選議定、延聘人員的選擇，一時南北報刊，多所矚目。而其中，對於清史體例、史目的擬定，則尤為當時政、學中人所關注，參與其事的朱師轍稱：「史之撰述，先重體裁，體裁不立，末由著筆。」[8]因此，開館之初首重史例，並向各界徵求意見。[9]是時，「體例未定，建議蜂起」[10]，館中內外，紛紛參與討論，史館中人則有吳廷燮的《清史商例》、金兆蕃的《擬修清史略例》、吳士鑒的《陳纂修體例》、姚永樸的《與清史館長論修史書》等；館外的建議則有于式枚、繆荃孫等的《謹擬開館辦法九條》、梁啟超的《清史商例第一、二書》、張宗祥的《纂修清史辦法》、朱希祖的《清史宜先修志而後紀傳議》等。其中各家所上史例「多數偏于舊史體裁」，惟梁啟超「建議頗偏重創新史體裁」。此後，歷經了多次討論，由於參與其事者多數認為「《清史》為結束舊史之時，不妨依據舊史稍廣其類目」，主張沿用「舊史體裁」，于式枚更是致書時任國務卿的徐世昌，就梁啟超《清史商例》中的「創新」建議逐條駁斥，而轟動一時。[11]最終，史館在綜合各方意見後，采「于氏九條為主，而參取各家所長以補之」，即據《明史》的體例而稍作變通。[12] 而具體于儒林、文苑兩傳，在體例討論階段，館中內外的意見也多有涉及。館中意見，如姚永樸認為「《漢書·藝文志》謂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宗師仲尼，於道最為高，是則師也，亦儒也」，反對設立《道學傳》，提出《儒林傳》於「漢學、宋學外，宜增調停兩派之人」，而不應遵循阮元、曾國藩「本《周官》師儒之分」的舊旨。對於明遺民，姚氏認為「自苦節外，苟有表見，仍宜各就所長分而錄之」，並以孫奇逢、張履祥、顧炎武為例，認為「彼道德文章，皆足以承先啟後，儻舍儒林、文苑，而惟取一行為之名，豈能括其全體？」主張將足以「承先啟後」的明遺民收入儒林、文苑傳中，而不另立專傳。同時，姚氏還反對設立《疇人傳》，認為「古人書數，本括諸六藝之中」，清代雖「多研究算學之儒」，而「精於六書者，既入之儒林，天算同例，正無庸別標篇目」。[13]金兆蕃同樣反對立《道學傳》，提出《儒林傳》應將「治宋五子書及專事漢學者，同其篇目而異其卷第」，即將治宋學與漢學者共同納入「儒林」而異其卷帙，並將治訓詁、金石、子史雜家、算學的學者一併納入。而衍聖公及諸家博士則可循《明史》之例，附入《儒林傳》。[14]袁嘉谷的意見與姚、金二人大體相似，反對於《儒林傳》外別立《道學傳》，認為若「以經學別於儒林」，則「其失與《宋史》等」。但他主張設立《明遺民傳》，以附顧炎武、王夫之、徐枋等人。[15]吳士鑒則在所上《陳纂修體例》中認為阮元所撰《儒林傳》「謹嚴翔實，深得史法」，可為「修傳之法」，提出「今修史傳，宜通體詳加討論，其未備者補之，其學問、名譽稍次者或改附傳，或不立傳而但著錄於《藝文志》中」，即借鑒阮《傳》之法，而稍為之補闕修訂。同時，吳氏也主張「不論宋學、漢學均當列入『儒林』，以泯門戶之見。」對於《文苑傳》，吳氏則認為「除國初諸大家外，其餘以有著述卓然可傳者為限，或詩、或古文家、或駢文家、或金石學家、或校勘之學家、或文選學家，必須學有專長，方可列入此傳」，並且在撰傳時亦應「以時、地為類，專傳、附傳軒輊尤應注意」。此外，吳氏還提出「清代算術融會中西，超軼前古」，主張別立《疇人傳》，以為之表彰。[16] 而館外的意見，如于式枚、繆荃孫等人在《謹擬開館辦法九條》中則提出儒林、文學、疇人應獨立成傳，《儒學傳》「上卷宋學，下卷漢學，宋學分派，漢學分經」，《疇人傳》「阮文達公以算學歸入儒林，而本朝專家甚多，當用阮、羅諸人所撰《疇人傳》，另立專門。」[17]梁啟超則將儒林、文苑列為「叢傳」，主張「道學、儒林不分傳」，《儒林傳》應「漢宋兩派區析為卷」，並提出另立《明遺民傳》，凡《明史》無傳者，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皆入此傳。[18]但于式枚在《修史商例按語》中則反對梁啟超立《明遺民傳》的建議，認為「王、顧、黃三人應入『儒林傳』，不必強分」，應從「國史『儒林傳』」例，將明遺民列于清代諸儒之前。[19] 通過上述的梳理，可見在體例討論階段，館中內外對於儒林、文苑兩傳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儒林傳》上，表現為三個主題：其一，是否另立《道學傳》以別于「儒林傳」；其二，明遺民是否納入「儒林傳」；其三，是否從《儒林傳》中提出《疇人傳》，以作表彰。是時，對於第一個主題基本持否定意見，而對於第二、三個主題，館中內外持論不一，莫衷一是。如《明遺臣傳》，同上《開館辦法九條》的于式枚、繆荃孫就曾持不同意見，繆氏主張將顧、黃、王等人歸入《明遺臣傳》，而于氏則認為應歸入《儒林傳》。在編纂過程中，繆、于二人經反復辯論後，繆氏才同意于氏之說，將顧、黃、王等人改入《儒林傳》。而對創立《疇人傳》，于、繆意見基本一致，在致吳士鑒的書札中，繆氏言「至欲以算學家仍歸《儒林》，弟反復辨論，晦若亦首肯立《疇人傳》」。[20]據朱師轍先生的比對，《清史稿》刊本中，儒林、文苑、疇人等傳目大體上即本之于、繆等人的擬目，惟《儒林傳》「雖采漢、宋分卷之說，然亦未能盡分」而已。[21] 二、繆荃孫與《儒學傳》、《文學傳》的編纂 繆荃孫（1844-1919），初字小珊，號楚薌，後改字炎之，號筱珊，晚號藝風，江蘇江陰人。幼承家學，肄業麗正書院，從丁晏受經學、小學。同治三年（1864）侍父入川，寄籍華陽，六年（1867）應試獲舉，改歸原籍。時張之洞視學蜀中，獎掖後進，荃孫執贄稱弟子。光緒二年（1876）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修纂。十一年（1885）升任國史館總纂，因修《儒林傳》與掌院徐桐齟齬，適丁繼母憂，遂告歸。歷主江陰南菁書院、山東濼源、湖北經心、江寧鐘山、常州龍城等書院講席。光緒三十三年（1907），兩江總督端方倡立江南圖書館，以荃孫為總辦。宣統元年（1909）奉調入京，任京師圖書館正監督。辛亥後，荃孫避居上海。1914年，清史開館，荃孫受聘總纂，分任《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等傳，又任撰康熙朝列傳。1919年卒於上海，享年七十有六。荃孫治學以乾、嘉諸儒為圭臬，治經以漢學為歸，兼精史學，拾遺訂誤，悉循錢大昕、王鳴盛之軌，於目錄，版本、金石之學多有撰著，允稱名家。荃孫畢生著作頗豐，總數近百餘種。[22] 至1914年底，史例商議既定，館中諸人隨即分工纂修[23]，大體而言，從1914年開館，到1928年史稿付印，《清史稿》的編纂可分三期。據夏孫桐的回憶，第一期「全無條例，人自為戰，如一盤散沙」；[24]第二期「乃議整理，先從列傳著手，選人任之，始分朝擬定傳目歸卷。……既而時局益亂，經費不給，遂全域停頓。久之，館長別向軍閥籌款，稍有端倪，於是重加整頓以求結束」；第三期「館中同事已多他去，留者重行分配」，本預定三年告成，甫逾半年，館長趙爾巽即將全稿付印。[25]具體於編纂三期中，因受時局的影響，各期人員變化頻繁，始終與其事者，僅關內本《清史稿》書前所列十四人而已。[26]而《儒林》、《文苑》二傳，「非明於一代學術之變遷不足以撰述」[27]，據朱師轍《清史述聞》和張爾田《清史館館員名錄》的記載，二傳首創自繆荃孫，而後迭經馬其昶、柯劭忞整理而成。夏孫桐曾作附記於繆荃孫《儒學傳》稿本卷首，詳述歷次《儒林傳》、《文苑傳》纂修情形，茲迻錄之如下，以見梗概： 藝風所記《儒林》、《文苑》兩傳，第一次阮文達之稿，有《儒林》而無《文苑》，第二次戴文端所進呈，兩傳始備。第三次道光甲辰另行刪并，即坊間所刻之本；第四次光緒中藝風所撰，未及進呈；第五次光緒癸卯，國史館據藝風稿重添，欲進呈而未果。及清史館開，兩傳仍歸藝風經手，即所自撰舊稿增刪，改名《儒學》、《文學》，此第六次也。又經馬通伯覆輯，大致與繆稿無大異，略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馬稿又經柯鳳孫覆閱，僅改作序文，其中無甚變動，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冊，至付印時倉猝又取繆稿，但改用阮文達原序，傳中亦稍更動，此第八次也。[28] 據夏孫桐的記載，儒林、文苑兩傳，自繆荃孫纂成後，雖經馬其昶、柯劭忞修訂，但最終付印時，由於《儒林傳》遺失一冊，不得已改用繆氏原稿，《文苑傳》則沿用馬其昶、柯劭忞的修訂稿。[29]筆者曾就繆氏所撰《儒學傳》、《文學傳》與現通行之《清史稿》同傳對比，發現《儒林傳》基本沿襲繆氏《儒學傳》之排序，僅個別學者的順序略有不同，或未收入，或有所增加，如《儒學傳》卷一中，以李顒居前，而王夫之居其後，卷末則無邵懿辰及其附傳高均儒、伊樂堯；卷二中，以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段玉裁、孫志祖、劉台拱、孔廣森、邵晉涵、戴震為序，而《儒林傳》中則以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戴震、段玉裁、孫志祖、劉台拱、孔廣森、邵晉涵為序。另外，同卷顧炎武之附傳張弨、全祖望之附傳廬鎬則為《儒林傳》所無，而《儒林傳》戚學標之附傳江有誥則為《儒學傳》所無，當為此後增補；卷三，則缺《儒林傳》中俞樾與孫詒讓之間的王闓運、王先謙，以及卷末之鄭杲、宋書升、法偉堂，而《儒學傳》胡培翬之附傳汪士鐸、曾釗之附傳儀克中、陳澧之附傳廖廷相、鄭珍之附傳吳樹聲、陳奐之附傳馬釗，《儒林傳》同卷或缺，或移置他處。而《文苑傳》由於曾迭經柯劭忞、馬其昶的修訂，以故與繆氏《文學傳》多有不同，足證夏孫桐附記所言非虛。而據此亦可見繆荃孫之於《儒林傳》、《文苑傳》的最終成稿，實有着不可泯滅的貢獻。以下謹就繆氏編纂《儒學傳》、《文學傳》之經過，作一梳理，以見其中之情形。 1914年史館初開，夏孫桐先期北上，凡有消息即行送達繆處，迄於8月，清史館諸事擬定，預備開館，夏氏再次寄信繆氏，告知「史館事已定」[30]，不久繆氏即收到由吳士鑒所「代致史館聘書」。[31]9月，正式開館，繆氏先行撰成《清史義例》及《開館辦法》，後又受館長趙爾巽之托，延聘葉景葵、于式枚、王乃征等人。雖然于、王二人最終辭聘，但于式枚仍與繆氏一同撰成《謹擬開館辦法九條》寄呈史館，《清史稿》的編纂體例大體即出於此議。[32]是時，繆氏寓滬，尚未北上，而館中之人已「極盼老前輩早日到館，俾有準繩」[33]，章鈺更以「江陰季野」[34]稱之，吳士鑒在信中即言： ……十二日審查體例，僅十三人，將各家擬例彙集，共十餘份，逐條斟酌。尊撰史例，早歸入其中。十日結果，大致以侄與式之、籛孫主持為稍多，梁任公所擬未盡從之，其他離奇光怪之表志名目，取消殆盡。將來長者到館，再加堅持，絕無異議。至明遺臣一門，梁任公擬目亦有之。現定體例確已幼稚，其中分卷及定列何人，請長者認定，自行詳訂子目可也。……[35] 由此可見，當時參與體例討論者雖雲集一時名士，但繆荃孫對於體例的去取定奪，卻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無怪乎張爾田回憶時稱：「繆荃孫為國史館總纂前輩，以史事自任，巍然為之魁率。」[36]並且，繆氏之於史館的地位，還體現在薦舉館員方面，如吳昌綬曾懇請為其在史館謀職，「鄙意頗願分史館微糈，兼可為吾師作驛遞。姑聽諸公辦去，倘果有頭緒，尚賴吾師一言方妥。」[37]雖未見繆氏的復函，但不久吳氏就收到聘書，「史館於十九日以協修見聘，悉出吾師裁植，感泐無似。」 [38]相似的，夏孫桐一開始也未被史館延聘，「侄（吳士鑒——引者注）兩薦閏枝，而不見諾。徐東海以閏枝、伯崇並舉，亦未延聘」[39]，但最終夏氏還是以「後來添聘者」的身份就職史館，除其學識之外，夏氏與繆氏的至戚關係[40]，當是重要原因。 是年11月，繆荃孫北上入京，「至館與同人集議」，商訂編纂辦法，並「書定儒林、文苑、孝友、隱逸諸傳」由其編纂。[41]繆氏自1914年開館，迄於1919年辭聘，由於「不能久居京師」[42]，至京者僅三次，最後一次則在1917年。[43]茲時，由於受時局影響，史館經費支絀，人員變動較大， 因此，「趙次山專函」請繆氏赴京重商編纂辦法。[44]繆氏「力主先擬定傳目，以時代為段落，擇人分任」[45]，經其主持「始克定議」[46]，史館第二期的編纂即大致從繆氏之議。 《儒林傳》的編纂，始於1914年冬。是時，清史編纂辦法既定，繆荃孫遂從清史館借閱《儒林傳》、《文苑傳》舊稿，稍作勘定，即行返滬。隨後，繆氏又與寓居滬上的前清耆宿瞿鴻機、沈曾植、于式枚、樊增祥等人商談，不久即撰就《國史儒林文苑傳始末》，略述歷次纂修始末。並於舊曆十一月朔日，開筆修《清史》。[48]首改《宋學儒林傳》（即《儒林傳》卷一），將孫奇逢、李顒、沈國模、謝文洊、王夫之等理學中人之傳文次第改定，而後續撰經學諸儒傳文，自清初顧炎武、黃宗羲，以迄清中葉東吳惠氏、戴震、錢大昕、劉逢祿等，先後撰就。自1914年12月以至1915年6月撰寫《儒學傳序》[49]，大約歷時半載，共成《儒學傳》五卷。[50]儒林寫定，繆氏又續纂《文學傳》，自1915年6月撰寫《文學傳序》始，迄於是年12月末校畢《文學傳》，大約亦半載而成。[51]後又歷經修改，至1916年5月始蕆事交稿。[52] 在《儒學傳》、《文學傳》編纂之時，繆荃孫凡寫定一卷或數卷，即與寓滬耆宿及史館中人互為商訂，如茲時在館修史的吳士鑒，即是繆荃孫的主要商討對象。顧廷龍先生整理的《藝風堂友朋書札》及陳東輝、程惠新先生整理的《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文獻》2017年第1期）中，就保存了大量繆、吳二人關於《儒學、文學傳》編纂的商討意見，如1915年7月，吳士鑒在閱過繆氏寄來的《儒學傳》稿後，即提出建議： 前日敬奉賜書，並遞到大著《儒學傳》二卷。又補《梨洲傳》及《敘言》。……大稿精實細密，抉擇謹嚴，學派分明，無可攻摘，此班、范二史後第一之巨制也。門外淺嘗之人驟閱之，那能解此。侄猥承不棄，命以覆勘一過，謹當守拾補闕之職，懔當仁不讓之訓，於紀年干支未盡改正者，則冒昧改注於旁，其餘有可校訂者，簽於上方。大氐皆細微節目，而於尊著之大體，百無一二增損。已函約式之來京，與之互閱，閱畢即代呈館長也。惟有一二人，擬商之長者，未知尚可附入否？一為崔東壁，其所著述，雖無家法，而北學除通州雷、肅寧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覺寥寥。東壁久已懸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傳之下，以饜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極微眇，侄非助北學，乃所以護南學耳。一為鄒叔績，咸同以後，湘中頗習漢學，固由風氣漸染，抑亦湘皋、默深及叔績諸公所以啟之也。湘皋當另立列傳，默深必入文苑，未知叔績亦列文苑否？如可移儒學，或附鄭子尹。以叔績雖湘人，而其學實成於黔中也。瞽論祈採擇之。……[53] 吳氏的建議，大要有二，其一是添崔述附於《雷學淇傳》，「以饜北人之望」，以免日後南北攻訐。其二，是增鄒漢勳附於《鄭珍傳》，以其開湘中之漢學。對於吳氏的建議，繆氏回函即稱： 東壁附入雷傳，亦甚相宜。收其人，著其弊，次王萱齡之上。時學如苗，可訿處亦多。魏與龔合傳，其說經是經論，不得謂之經學。壬秋即學之，取其容易。鄒氏好學深思，本擬次江忠烈傳，表其學，表其節，今移入鄭子尹傳後亦無不可。柯君新傳有望鈔入陳左海傳後，鳳生之尊人，弟處無其書，目著其名，中無其文，如已交，弟來再補。文學侯方域原是專傳，今改附汪鈍翁，又怕河南人來爭，仍為專傳。河南人當道，世故亦不能無，彼此心照。因搜明遺臣，翻王船山《永曆實錄》，黨同伐異，直是王壬秋口吻，不足憑也。湘皋入文學。[54] 從繆荃孫的復函可見吳士鑒的建議基本得到了採納，而審閱此傳的章鈺亦表示贊同，吳氏遂將崔述、鄒漢勳兩傳分別添入雷學淇、鄭珍傳中，在吳氏的復函中即云：「崔、鄒二君，既承尊旨贊同，式之亦以為然，即為檢各種資料，補輯附入國史。舊稿繁冗，不能照抄。柯君傳料，一時尚未搜齊，俟長者來京再補。侯壯悔專傳，亦同此意。彼此苦心孤詣，亦無法盡如人意，惟此數人尚可略略遷就耳。」[55]不久，《儒學傳》撰成，繆氏再次寄京請吳士鑒參訂，並附函略作補充，謹迻錄如下： 炯齋仁兄大人閣下：昨寄寸椷，有《儒學》三、四、五卷之目，內寫脫俞蔭甫年伯，是寫官誤落，乞代添入，以張文虎本有傳附之。弟恐階青（即俞陛雲，俞樾孫——引者注）見之發怒責言。弟當自任粗疏，若再約人呈請總統發命令則太肉麻矣。亂書補寫，便無痕跡。想兄亦不與人見也。又李越縵列之《文苑》，而陶仲彝（即陶在銘——引者注）力爭《儒林》，不知兩傳有何軒輊？越縵經學過於湘綺，而只有《經說》數篇，殊不相合。從前談過，條理通貫，別無專書，放下再說。……[56] 吳氏閱後即提出建議： ……端節發下《儒學傳目》，敬閱一過。顧、王冠首仍遵阮例，究為允當。此外分併，甚見精心甄綜。高郵文簡，有學問而無政績，附於石臞先生甚妥。曲園偶爾漏寫，當代補在孫仲容之上。越縵於經學、小學未有著述，似難列於儒林。曾憶癸巳秋闈，此老監試，侄與閒談，叩以生平著作，自言於經、小學毫無心得，即有一二說經之文，亦蹈襲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園刻《續經解》時來徵所著，婉言謝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見得失甘苦，非親歷者不知之。今陶仲彝欲爭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縵也。若列入文苑，尚可為同光後勁；厠之儒林，黯然無色矣。……[57] 通觀繆、吳兩通往來書劄，大要有三：其一，吳士鑒認為繆荃孫《儒學傳》遵阮元舊例，以「顧、王冠首」，甚為允當，在各傳分合上，更是「甚見精心甄綜」，並盛讚繆氏以王引之作為王念孫附傳的處理方式。其二，繆、吳二人對於陶在銘爭將李慈銘歸入《儒學傳》的做法，皆表示異議，認為李氏「只有《經說》數篇，殊不相合」，「列入文苑，尚可為同光後勁；廁之儒林，黯然無色矣」。其三，則是吳氏遵照繆氏囑咐，代其將漏寫的俞樾添入，位列孫詒讓之上，以免于其孫俞陛雲之責難。其中值得注意的，則是吳氏所言繆氏將「顧、王冠首仍遵阮例，究為允當」之說，在體例討論階段，繆荃孫曾主張立《明遺臣傳》，「一臺灣鄭氏亦弟任之，一黃、顧、王、錢田間、金道隱、查職方，作兩卷」。[58]然而在編纂過程中，繆荃孫發現「本以黃、顧、王、李清、錢秉澄為明遺臣，奈《明史》已收李清」[59]，並且黃、顧、王入《明遺臣傳》，而「漢學冠首者總不妥帖」。在經與于式枚反復商議後，繆氏認可于氏之說，認為「晦若精於史學……顧、黃、王、錢宜入儒學，細思殊屬不錯」，以故繆氏最終「改而從之」，將顧、黃、王「仍從阮傳，統歸《儒學》」[60]，並區分為上下卷，「《黃梨洲傳》次第一卷，孫鍾元之次」[61]，「王夫之改入前卷（即《儒學傳》上卷——引者注），史論痛詆鄭康成，黃因其講學，下卷只顧為首」。[62] 另外，繆荃孫在編纂《儒學、文學傳》時，史館中人像章鈺亦曾提出建議，如其審閱《儒學傳》時，即曾詢及萬斯同、汪喜孫的歸屬：「儒學二、三卷，式之閱畢交來，已代呈館長，渠所簽二十餘條，亦關於文字推敲，至大體無間然也。……惟式之謂萬季野見於何處？汪孟慈自有傳，系附於何人？均乞便中示及。」 [63]姚永概則對繆氏的編纂體例和資料來源不以為然：「繆小山編儒林、文苑，搜羅尚非不廣，但皆極短簡，不成體例。且用阮氏《文苑傳》體，句句必注所引書，而所引書往往引及袁子才，而不知袁子才所為碑傳，皆任意為之，殊不足徵信。余嘗以袁氏所為較之他書，輒不相合。」[64]館外學者，如葉德輝則認為張履祥、陸世儀應入《隱逸傳》，顧炎武、李顒不能同列《儒林傳》：「張楊園、陸桴亭尚入隱逸，顧亭林、李二曲同為前明逸民，而亦不能混入一傳。李二曲受聖祖褒嘉，於隱逸則相宜，於逸民則有愧。亭林開有清二百餘年之經學，然不以為逸民，而以為儒林，不足以遂其初志也。」 [65]又如于式枚、沈曾植，因與繆氏同寓滬上，其所作列傳更是「大半亦與商榷」。[66] 而在編纂《文學傳》時，繆荃孫原擬將「江左三大家」匯為一傳，于式枚即提出應以錢謙益冠於《文學傳》之首，吳士鑒則贊同繆氏之說，認為：「錢如冠文學之首，似不能弁冕一朝，無已則合三家為一傳（原注：昨亦不甚贊同），較為愜心。將來類此者正多，侄總盼長者主持一切，折衷允當，鄙人所最傾心折服者也。」[67]由於繆氏對桐城派頗有成見，亦曾打算將方東樹、吳敏樹摒于《文學傳》之外，則有諫其：「方、吳之類不列文苑，無以折彼崇拜者。」[68]對於張裕釗、吳汝綸，繆氏雖惡其「詆斥漢學之語」，本欲將二人摒之，但由於為時所推重，只好「徇時論而列之」。[69]此外，像吳汝綸之子吳闓生還曾向館長趙爾巽提出將乃父列為專傳，馬其昶、姚永樸等人亦助其言，但由於趙氏的反對而最終不果，以致在史館中「掀起一場軒然大波」。[70] 通過上述的梳理，可見當時館中內外對於《儒林傳》、《文苑傳》應收入何人，傳目應如分合，何人應入儒林，何人應入文苑，皆頗為重視。因而繆氏在撰成《儒學傳》、《文學傳》時，即囑咐吳士鑒：「誤處求隨筆改定，懇館長專守秘密。主意如一宣露，爭者爭，批評者批評，報館再抑揚之，以後不能辦，亦無人敢交卷矣。」[71]由此可見當時時論對《清史稿》編纂的關注，以致於已為學林耆宿的繆荃孫在執筆儒林、文苑傳時，亦因憚慮時論的評騭，對其纂成之稿謹慎處理，深恐被私下流傳。 三、對於《儒林、文苑傳》的評論與清學史研究之風的形成 1928年7月，《清史稿》刊印蕆事，[72]其中《儒林傳》、《文苑傳》兩傳，據夏孫桐所述，自繆荃孫撰成《儒學傳》、《文學傳》草稿後，又曾經馬其昶覆輯、柯劭忞修訂。但最終付印時，由於《儒林傳》丟失一冊，故刊印時該傳仍沿用繆氏之稿，僅是對傳文稍事更訂，而序文則改用阮元舊稿；《文苑傳》則採用馬、柯修訂之稿，但刊本序文則並非馬其昶之稿，或為柯劭忞「改作」之稿。[73] 1929年12月，在《清史稿》刊行的翌年，南京國民政府以其「有回护清朝、微辞民国之處」[74]，頒令將之禁售。然而自《史稿》問世以來，其中舛誤闕漏之處已多為時論所指瑕，而對於儒林、文苑兩傳的評價亦頻出異調之聲。朱師轍對其祖朱駿聲被列入附傳頗為不滿，認為：「清代小學桂、段、朱、王四大家，先祖《說文通訓定聲》為尤著，張文襄《書目答問》加以按語謂『此書甚便學者』，清『儒林』桂馥、段玉裁、王筠皆有正傳，豈有反以最著之一人為錢大昭之附傳？且先祖出錢竹汀先生門，以附竹汀尚不謂當，況與錢大昭素無往來，學術不相涉，而為附傳可乎？」[75]並認為：「《儒林傳》為繆筱珊先生稿，必不致誤，或抄稿者誤連為一。」[76] 張爾田則批評儒林、文苑兩傳存在有應立傳而缺漏者，有不應立傳而冒濫收入者。[77]傅振倫則認為兩傳的人物分合，頗有不妥之處：「本稿儒林文苑諸傳，專傳附出，分銓不當。如馬驌附于《儒林二·張爾岐傳》，崔述附見《儒林三·雷學淇傳》，楊守敬附于《文苑三·張裕釗傳》，其顯例也。他若王國維之入《忠義傳》，章學誠之入《文苑傳》，分隸亦屬失當。」[78]孟森則提出另立《疇人傳》「似亦多事」，「清代經師能治曆者甚多」，宜併入《儒林傳》中。[79]李權雖讚許二傳「出入異同，實有別具卓識者」，但指出《史稿》二傳較《清國史》「儒林自芮長恤以下二百餘人，文苑自周茂蘭以下三百餘人，並姓名而軼之」，批評「修《清史》者乃聽其湮沒而不之恤，秉《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其能為之諱哉」，希望「後之續修者，願有所觀覽焉」。[80]此外，王伯祥還指出兩傳人物的遺漏問題，稱：「《儒林》著錄盧文弨和顧廣圻，而黃丕烈、陸心源、丁丙諸人竟不一顧；《文苑》附見孫原湘和周濟，而獨遺詩人舒位、王曇和詞人戈載。」[81]而時論亦有批評《文苑傳》存在學者缺漏的情況，如朱筠、翁方綱在原刊本中即為漏傳。[82] 雖然《清史稿》自問世即為時人所詬病，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也反映了是時史館內外對於《清史稿》編纂的關注。而儒林、文苑兩傳關係一代學術之定評，在其編纂期間更是已為學林中人所矚目，這種關注無形中也促進了清學史研究的發展。如1914年底，在清史館開館不久，徐世昌就聘請時任清史館總纂的王樹枏主持《大清畿輔先哲傳》的編纂，並稱「清初纂修《明史》，編輯諸公多系南人，北方名彥遺漏頗多，萬季野曾痛切言之。今值創修《清史》之時，竊恐二百數十年文獻，僅憑官家採訪，不無遺漏」[83]，因「特設此局，請王晉卿同年纂輯應入儒林、文苑各傳底稿，以為史館之助」。[84]可見徐世昌倡修《大清畿輔先哲傳》的直接動因，在於擔憂清史館對於應入儒林、文苑的畿輔先賢「恐有遺漏」。而以此為起點，徐世昌在隨後的二十餘年間，又陸續主持編纂了《大清畿輔書徵》、《晚晴簃詩匯》、《清儒學案》等清學史著作。[85] 1922年，當《清史》的編纂歷久無功，清史館更是「消息闃寂，無人聞問」之時，陳訓慈先生撰文呼籲：「吾人于清史不禁有二大希望：一曰修清史之進行；一曰關於清史著述之倡導。」[86]其中，陳先生認為清代學術文化「樸學發前儒之潛光，實學開現今之新機」，對當時清學史著作僅有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卻又「簡略多缺」的情況頗感遺憾，因而提出個人之編述《清史》「尤為當務之急」。 時至1928年，在《清史稿》刊印蕆事之際，由於對《史稿》的「不滿人意」，葉恭綽先生也以《清史應如何纂修》為題發表演講，呼籲重修《清史》。而對於清代的學術文化，葉先生認為：「（清代）各種學術的發達，在中國學術史上，實在要占很重要的位置」，「比較前代雖不能壓倒一切，卻有若干的特長表徵」，進而提出：「極應綜合為有系統的紀載，藉垂不朽。」[87]這一年，葉先生刊行《清代學者象傳》，在序文中稱：「有清二百餘年，學術繁興，文儒輩出，其言行著作，散見公私紀載者，不知凡幾。其匯為專書者，則有若國史館各列傳暨《耆獻類徵》、《國朝先正事略》、《碑傳集》、《漢學師承記》等。第其間，體制不一，或限於年代，或囿于部居，或尚缺翦裁，或未遑綜貫，卒未有折衷匯萃，勒為一編者。易代以還，《清史》待修，其有須乎此尤亟。顧遲之又久，闃無聞焉。」而《像傳》的出版即是備清代學術史研究之參考：「又比歲治國學者，于清代學術極致研求，此書尤為一最良之參考品。」[88] 其間，像劉咸炘、梁啟超、歐陽之鈞、羅振玉等學人，也相繼投身清學史的研究中，如劉咸炘即鑒於此前的清學史著作「互有詳略」，皆「未饜心」，而發願編著《清儒學案》，但最終因「無暇成此書」，僅寫成《清學者譜敘錄》[89]；梁啟超在1923年4月致書張元濟時則提及撰輯《清儒學案》的願望[90]，翌年在授課時又講道：「吾發心著《清儒學案》有年，常自以時地所處竊比梨洲之故明，深覺責無旁貸。」[91]此書雖未能卒業，僅成手稿數篇[92]，但他晚年講授清學史的講義，則最終形成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歐陽之鈞為表彰清代學術，並正江藩《師承記》、唐鑒《學案小識》之痼弊，「羅漢學、宋學於一堂」，以一人之力纂成八十卷的《清儒學案》，「自夏峰，訖于南皮，列為專案者，得三十有七人」，「附見各案者，都一千數百餘人」，堪稱巨著；[93]而在《清史稿》刊刻蕆事的1928年，羅振玉亦借寓居旅順之暇，鑒於「有清一代學術昌明，義理、訓詁兼漢、宋之長」，乃另闢蹊徑，以四部分類的方法撰成了《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一抒十餘年之夙願。[9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徐世昌的《清儒學案》。與《清史稿》刊行同年，隨著《晚晴簃詩匯》編輯進入尾聲，徐世昌為「闡揚儒術，津逮後學」，也將《清儒學案》的編纂提上日程。[95]其中參與《清史稿》編纂者，如王式通、夏孫桐、金兆蕃、張爾田、柯劭忞、王樹枏等人，或先後參與《學案》的編纂，或給予幫助，而繆荃孫的至戚夏孫桐更是以總纂身份主持《學案》的編纂，徐世昌稱其：「《學案》得公（夏孫桐）主持，已成十之九。」[96]而在具體的編纂過程中，《學案》直接標注取材於繆荃孫所撰《儒學傳》、《文學傳》者，亦復不少，如宋世犖、盧文弨、姚振宗、王念孫、王引之、汪中、許桂林、馬宗槤、陸繼輅、黃丕烈、朱駿聲、劉文淇、黃以周、丁晏等。在《清儒學案凡例》中更是標明：「《儒學傳稿》，雖未梓行，而足備一代綱要。」[97]並且，夏氏在校勘時，亦要求凡「從中華書局所印之《清史列傳》中考查應入《學案》之人姓名」，「必須得繆小珊所編《（儒學、文學）目錄》方可證明」。[98]可見繆荃孫所撰《儒學傳》、《文學傳》之於《清儒學案》，實有不可割裂的關係。並且夏孫桐以繆氏至戚擔任總纂，而金兆蕃、沈兆奎、張爾田等主要編纂者又與繆氏交厚，故其所撰《儒學傳》、《文學傳》二傳對《清儒學案》編纂之影響實又不言而喻。 在政、學兩界這種呼籲清史和清學史編纂之風的推動下[99]，受《清史稿》編纂的影響，清史著作推陳出新，從清代的通史撰著到各專題的研究，從回憶錄的撰寫到野史掌故的彙編，從史料的整理到史學理論的探討，各領域的研究層出不窮，代有人出。[100]而清學史的研究，在章太炎、梁啟超、胡適、葉恭綽、羅振玉、錢穆、支偉成等先生後先繼起的推動之下，成為一時顯學，提出了諸多具有「典範」意義的研究範式，如「文字獄說」、「理學反動說」、「每轉益進說」等[101]，為此後的清學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結 語 1914年初，在鎮壓「二次革命」後，時局略定，為「延攬勝朝山林隱逸」，在袁世凱支持下，民國政府設立清史館，「援曩例以縶逸賢」，博求通儒、延攬隱逸以助修史，一時南北報刊爭相報導，「碩學鴻儒」多被延聘。館中內外對於修史體例亦多所關注，紛紛上書暢言。最終史館在綜合各方意見後，採于式枚、繆荃孫所上《謹擬開館辦法九條》，而參以各家建議之所長，大體近法《明史》而稍作變通。其中儒林、文苑兩傳，因繆荃孫在清光緒年間曾兩次經手纂修，故仍由其重膺其事。在編纂過程中，由於兩傳涉及一代學術之定評，館中內外頗為矚目，與之商議者在所多有。在歷經多次修訂後，迄於1916年5月方蕆事交稿。然而，由於繆荃孫在1919年病逝，未能始終其事，兩傳的修改則迭經馬其昶、柯劭忞之手。至1927年《清史稿》付印時，因《儒林傳》丟失一冊，倉促間仍沿用繆氏《儒學傳》稿，而就傳文略事修訂，序文則改用阮元舊序，《文苑傳》則仍採馬、柯覆輯之稿。 而在《清史稿》及《儒林傳》、《文苑傳》編纂期間，由於學林中人及一時報刊的關注，對其進展、不足多所評騭，受此影響，政、學兩界中人或組織編纂，或執筆纂述，而史館中人亦在《史稿》之外，或用館中資源，或另闢蹊徑，多所撰述，形成了清史及清學史研究之風。至1928年《史稿》問世，其中的舛訛缺漏，更是為時人所指斥。雖然《史稿》不久即遭南京國民政府查禁，但在清史及清學史研究之風的推動下，清史著作推陳出新，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更是成為一時顯學。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從繆荃孫在清光緒年間續修的國史《儒林、文苑傳》，到清史館的《儒學、文學傳》，再到刊本《清史稿·儒林、文苑傳》，雖然繆荃孫的自述及夏孫桐的附記已略述其演變之脈絡，晚近的學者也曾做了頗具價值的探索，但其中具體的差異、變化的原因則仍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附錄：本文所涉人名、字號、謚號通檢表 說明： 1. 由於本文所涉人名、字號、謚號繁多，為便於讀者，現將文中所涉人物之姓名、字號、籍貫、謚號匯為一表。 2. 本附錄「所涉字號名諱」依本文出現的先後次序排列，凡同一人有不同「字號名諱」於本文多次出現者，皆繫於首次出現之處。
注释： 作者简介：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 繆荃孫，〈國史儒林文苑兩傳始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卷3，張廷銀、朱玉麒主编，《繆荃孫全集·詩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661。 [2] 近年代表性的研究有：張承宗先生的《繆荃孫的史學成就》（《近代史研究》1983.2:267-296）梳理了繆荃孫的清史研究及《清史稿》編纂的經歷；楊洪升的《繆荃孫研究》亦對繆氏生平、交游及兩傳的管見版本作了的梳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7-139）；張舜徽先生在〈《清史稿·儒林文苑傳》〉一文中曾就兩傳的不足進行指瑕（《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4-15）；陳鴻森先生的〈《清史稿·儒林傳》舉正〉就《儒林傳》中紀事、年月違誤之處，條錄二十六事，考正其是非（《國學研究》第25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227-256）；戚學民先生的〈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中華文史論叢》2011.4:51-79）通過梳理繆荃孫不同時期所撰《儒林傳》對常州莊氏學術的書寫，呈現出了作為漢學主流的常州學術，而非章太炎、梁啟超等學人筆下以西漢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的對立派別；陳祖武先生在《清代學術源流》中指出應注重清理《清史稿·儒林傳》之訛誤（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前言頁3-4），随後他在〈《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舉要〉（《光明日報》2018.4.9，第14版〈文史哲周刊〉）中，又對《儒林傳》的疏漏之處進行歸納舉隅；許曾會先生的〈桐城派與《清史稿》的編修〉（《史學史研究》2016.2:27-35）對馬其昶修正《儒林、文苑傳》的情況略作了梳理；陸湘懷先生的〈《清史稿·文苑傳》補正〉（《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96.4: 78-81）和吳淑嬌先生的〈《清史稿·儒林傳》訂誤〉（《文教資料》2016.31:82-83）則分別對兩傳中的若干訛誤進行了訂訛補正。另外，戚學民先生的〈余嘉錫覆輯清史《儒林傳》〉（《歷史研究》2017.2:173-184）、〈《欽定國史文苑傳》鈔本考〉（《文學遺產》2017.6:178-181）和〈桐城傳人與文苑列傳〉（《社會科學戰線》2017.4:80-89）則分別通過對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史館《儒林傳》稿本和《欽定國史文苑傳》鈔本的爬梳發掘，探討了兩種版本在文史研究中的價值。 [3]一士（徐一士），〈清史稿与趙爾巽〉，《逸經》1936.2:13。 [4]《政府公報》第628号，1914.2.5。 [5] 《政府公報》第660号，1914.3.10。 [6]《政府公報》第837号，1914.9.3。關於館長的選任風波及館員聘任、開館籌備的具體情形，可參見伏傳偉「進入民國——清史館的機構與人事」（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6），頁21-96。 [7] 《政府公報》第863、886、888、893號，1914.9.29、10.23、10.25、10.30。 [8] 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卷1，頁1。 [9]〈清史館修史之第一次會議〉，《時報》1914.9.25。 [10] 王鐘翰，〈張爾田師談清史稿編修之經過〉，《清史補考》（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頁172。 [11] 〈清史館近聞〉，《時報》1915.6.15。文中報導稱，于式枚「對於梁任公所著清史體例之評論，援古證今，清辨滔滔。其獨抒意見之處，尚能上蹈恒蹊，發人之所未發」。此文後收入朱師轍所著《清史述聞》，題為「于式枚《修史商例按語》」。 [12] 朱師轍，《清史述聞》，卷1，頁3。 [13] 姚永樸，〈與清史館論修史書〉，《蛻私軒集》，卷2，《桐城派名家文集》第11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頁50-51。 [14]金兆蕃，〈擬修清史略例〉，朱師轍《清史述聞》，卷9，頁132-133。 [15]袁嘉谷，〈與清史館館長第一書〉，《臥雪堂文集》，卷13，《袁嘉谷文集》第1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451。 [16]吳士鑒，〈陳纂修體例〉，朱師轍《清史述聞》，卷11，頁156-157。 [17]于式枚、繆荃孫等，〈謹擬開館辦法九條〉，朱師轍《清史述聞》，卷6，頁91。 [18]梁啟超，〈清史商例第一書〉，朱師轍，《清史述聞》，卷7，頁104。 [19]于式枚，〈修史商例按語〉，朱師轍，《清史述聞》，卷7，頁106。 [20]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二十九」，《文獻》2017.1:125。 [21]朱師轍，《清史述聞》，卷2，頁20。 [22]以上參自《藝風老人自撰年譜》（張廷銀、朱玉麒主编，《繆荃孫全集·雜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159-200）、〈繆荃孫學案〉〔〈南皮學案下〉，《清儒學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卷188，頁6562-6563〕、柳詒徵〈繆荃孫傳〉〔《民國人物碑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卷7，頁462-463〕。 [23]〈清史史目之概略〉，《盛京時報》，1915.1.23。該文稱「現在該館已將史目暫行擬定」，而據繆荃孫《日記》所載「開筆修《清史》」則在甲寅年十一月丁丑（1914年12月17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49），可見史例的討論在1914年底大體已經畢事。 [24]對這一階段的修史情形，郭則澐在《自訂年譜》中亦記道：「國變後，遺民志士多以國史為急，趙次山起家詞苑，實非其才。設館以來，日孜孜於簿書錢刀之末，其考校館員以到館之勤惰，而學識淺深、功課優劣不問也。又使總纂及纂協修一律分任功課，而皆受成於己，無任總核之責者。體例不立，成績可知。山人惄焉憂之，寓書于提調陳仲恕、邵伯絅，言其不合者數端: 『各館之設總纂，使之分綜一部，厘定體例，綜核諸作，然後總裁更從而覆閱之，今視同纂協修，分任功課，是廢總纂也。以全部清史如散沙亂葉，而悉責諸館長之一身，縱精力過人，豈無疏舛？況體例不壹，館長何恃以為綜核之資乎？此其不可者一。延聘諸員，非遺臣故老，即老師宿儒，固當崇以禮數，且修史為千秋之業，尤必從容考訂，以期傳信。今必使之逐日趨館，則日力可貴，已半耗於奔走酬對之中。況轅駒箝束，賢者所羞，對客揮毫，名流不屑，尤非所以尊重老成乎？此其不可者二。修史之任必具三長，故考校之道不在到館之勤惰，而在成書之多寡，綜核之法更不在成書之多寡，而在所成之優劣。其終歲不至而史才獨擅者，優也；其早至晏歸，日趨蹌于館長之側，而功課殊不足取，勤則勤矣，終當為劣。今但以『勤惰』二字蔽之，果遂協於公論乎？此其不可者三。館長之責在於督成全史以饜眾望，初不必躬親其事也。果所任皆得其人，雖一字不加筆削，異日讀史者亦必津津然歎美之曰『某之手定也』；苟所任不盡得其人，任之又不以其法，書成之後，疵繆迭見，論者不諒其筆削之勞而有所假借也。今舍逸而任勞，黜人而任己，毋乃過乎？此其不可者四。』又云:『使修史者為黨徒，為新進，吾無責焉。若次老，固館閣之先輩、儒林之人望也，於歷來設館修書見之熟矣，於國初修定《明史》，其揅討而折衷者，當亦聞之詳矣，寧遂見不及此？故敢附幹《春秋》責賢之義。』又附箋論修史不當專據官書，凡諸家著述之有關史料者，皆當悉力搜訪，博采而慎擇之，各志尤當訪求專門人才，精心訂正，不宜因陋就簡。前後凡二千餘言，二君得之，以示次山，次山憤然曰：『此君跋扈乃爾！』」（郭則澐著，馬忠文、張求會整理，《郭則澐自訂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後四年乙卯（1915），山人三十有四歲」條，頁43-44。） [25] 夏孫桐，〈與張孟劬書〉，《觀所尚齋文存》，卷6，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年間鉛印本。 [26]朱師轍，《清史述聞》卷3，頁41。 [27]朱師轍，《清史述聞》卷2，頁29。 [28]夏孫桐，〈附記〉，繆荃孫，《儒學傳》，卷首，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29] 朱師轍，《清史述聞》，卷3，頁40。師從馬其昶的李誠先生認為《清史稿·文苑傳序》「最為拙劣」，斷非出自馬氏之手，很可能是經金梁所修改之稿。（〈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江淮文史》2008.6:78。） [30]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六月十五日（1914年8月6日），張廷銀、朱玉麒主编，《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330。 [31] 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六月廿五日（1914年8月16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31。 [32]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八月二日（1914年9月21日）、八月三日（1914年9月22日）、九月朔日（1914年10月19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36-337、341。 [33]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228。 [34][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頁592。 [35]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頁451。 [36]王鐘翰，〈張爾田師談清史稿編修之經過〉，頁172。另外，對於各傳的編寫，趙爾巽更是說：「文字之糾正，篇幅之分合，聽公擇。」可見繆荃孫在世時，其對編寫的各傳有很大的決定權。（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81） [37]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頁883。 [38]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頁890。 [39]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53。 [40]夏孫桐與繆荃孫的至戚關係，據夏孫桐《兩妹事略》云：「甲申（1884）冬，余送三妹嫁至京師，會同邑繆藝風前輩荃孫喪偶，聞妹賢孝，請締婚。余稟慈命受聘，次年乙酉（1885），太夫人見背，後始成禮焉。」可知繆荃孫為夏孫桐妹夫。（夏孫桐，〈兩妹事略〉，《觀所尚齋文存》，卷4。） [41] 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九月二十日（1914年11月7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43。對於《清史稿》和《清國史》間的關係，特別是儒林、文苑兩傳的關係，馬延煒先生的「清國史館《儒林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6，頁129-156）和〈清國史館《儒林傳》纂修活動考述〉（臺北《故宮學術季刊》25.3（2008.3）:49-67），戚學民先生的〈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中華文史論叢》2011.4:51-79）和〈清廷國史《章學誠傳》的編纂：章氏學說實際境遇之補證〉（《社會科學研究》2016.2:143-147），已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比對和探討，其中戚先生的〈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對繆荃孫不同時期的儒學、文學傳稿介紹尤為詳細，故在此不做贅述。 [42]夏孫桐，〈繆藝風先生行狀〉，《觀所尚齋文存》，卷4。 [43]案：不管是夏孫桐所作的《繆藝風先生行狀》，还是朱師轍《清史述聞》中，都称繆荃孫在「戊午（1918）」曾北上入京，但筆者翻閱《藝風老人日記》，這一年繆氏未曾入京，或是夏氏誤記，而朱氏沿襲之故。 [44]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丁巳年七月十六日（1917年9月2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4冊，頁34。 [45]夏孫桐，〈繆藝風先生行狀〉，《觀所尚齋文存》，卷4。 [46]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49。 [47]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十月廿四日（1914年12月10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48。 [48]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十一月朔日（1914年12月17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49。 [49]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乙卯年五月十二日（1915年6月24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85。案：日記中，繆荃孫并未区分《儒林傳》与《儒學傳》、《文苑傳》与《文學傳》之名，經常混用。 [50]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乙卯年五月三日（1915年6月15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384。 [51]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乙卯年十一月十一日（1915年12月17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412。 [52]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丙辰年四月二十八日（1916年5月29日），《繆荃孫全集·日記》第3冊，頁443。 [53]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53-454。案：吳士鑒此札落款為「五月二十一日」，而繆荃孫在「乙卯五月十六日（1915年6月28日）」的日記中則記有「發吳炯齋，寄《儒學傳》稿」（《繆荃孫日記》第3冊，頁386，故吳氏此札當是對繆氏來函的回復，該札即在陽曆1915年7月3日。 [54]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二十一」，《文獻》2017.1:118-119。按：文中云「河南人當道，世故亦不能無，彼此心照」，「河南人當道」指袁世凱及徐世昌，是時袁世凱為民國總統，徐世昌為國務卿，皆河南人（徐世昌雖為直隸天津人，實生於河南衛輝，至登第之前，皆久居於河南）。參見賀培新輯，《徐世昌年譜》，《近代史資料》69（1988.8）:1-42。 [55]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55。 [56]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十九」，《文獻》2017.1:117。 [57]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52-453。案，此札中提及「端节發下《儒學傳目》」，据查，1915年端午節在陽曆6月17日，而据繆荃孫《日記》記載，其撰就《儒林目錄》，並寄予吳士鑒則在是年「四月十七日」，即陽曆5月30日，但緊接著繆氏又對《儒學傳》續撰修改，直至「五月十六日」才再「發吳炯亝信，寄《儒學傳》藁」。因此，吳士鑒端午節所收到的《目錄》很可能是繆氏最初撰就之稿。 [58]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九」，《文獻》2017.1:108。 [59]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二十五」，《文獻》2017.1:122。 [60]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二十五」，《文獻》，2017.1:122。 [61]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二十七」，《文獻》，2017.1:124。 [62]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三十一」，《文獻》，2017.1:127。 [63]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55。 [64]賀葆真，《收愚齋日記》，卷28，1917年1月18日，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3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7-8。 [65]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頁558-559。 [66]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二十五」，《文獻》，2017.1:122。 [67]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50。 [68]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61。 [69]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冊，頁462。 [70]李誠，〈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江淮文史》2008.6:80。 [71]陳東輝、程惠新，〈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十五」，《文獻》2017.1:113-114。 [72]袁金鎧，《傭廬日記語存》，卷5，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37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頁261。 [73]案：馬其昶所作〈清史儒林傳序辛酉〉、〈清史文苑傳序辛酉〉皆見《抱潤軒文集》（《桐城派名家文集》第8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頁91-92），可證《清史稿·文苑傳序》並非其所作。據前引夏孫桐附記，或為柯劭忞之稿，但李誠先生則認為是金梁所作。（〈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江淮文史》2008.6:78） [74]（日）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23。 [75]朱師轍，《清史述聞》，卷5，頁72。 [76]朱師轍，《清史述聞》卷5，頁73。 [77]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84。 [78]傅振倫，〈《清史稿》評論上〉，許師慎《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下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頁569。 [79]孟森，〈清史在史學上之位置〉，《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下冊，頁621。 [80]李權，〈閱《清史稿》儒林文苑諸傳書後〉，《東方雜誌》41.5（1945.3）:51。 [81]王伯祥，《讀〈清史稿〉述臆》，《民鐸雜誌》10.1（1929.1）：8。 [82]朱師轍，《清史述聞》，卷5，頁73。 [83]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卷首，〈例言〉，頁4。 [84]徐世昌，《韜養齋日記》第38冊，乙卯三月十二日（1915年4月25日），天津圖書館藏稿本影印本。關於搜輯畿輔文獻以備史館采擇的宗旨，在徐世昌《韜養齋日記》及前引《大清畿輔先哲傳·例言》中虽言之凿凿，但其实不難看出，徐世昌更多的是為了表彰畿輔先賢、恐《清史》編纂有所遺漏的地域立場出發。 [85]朱曦林，〈《清儒學案·夏峰學案》纂修述略〉，《清史論叢》2016.1:132-148；朱曦林，〈從《大清畿輔先哲傳》到《清儒學案》——徐世昌清學史著作編纂之演進〉，《理論與史學》3:157-172。 [86]陳訓慈，〈清史感言〉，《史地學報》1.3（1922.5）:3。 [87]葉恭綽，〈清史應如何纂修〉，《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下冊，頁537、539。 [88]葉恭綽，〈《清代學者象傳》敘〉，葉衍蘭、葉恭綽編，陳祖武校補，《《清代學者象傳》校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卷首，頁29-30。按：這一年，在《象傳》出版之際，葉恭綽还曾致函胡適，請其幫助搜尋學者遺像，可見當时葉氏為搜補學者象致力之辛勤。（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5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928年11月28日，頁306-311）。《象傳》刊行後的影響，陳祖武先生也曾指出：「20世紀20年代中，清史館所修《史稿》爭議正熾，董理一代學術史風氣方興。《象傳》第一集的問世，順乎潮流，引領風氣，頗為四方矚目。一時學壇及社會名流，若康有為、王秉恩、樊增祥、沈尹默、冒廣生、蔡元培、于右任、羅振玉、譚延闓等，皆有序跋或題簽。」（陳祖武，〈《清代學者象傳》校補舉要〉，《文史哲》2016.5:47） [89] 劉咸炘著，李克齊、羅體基編，《系年錄》，《推十書》（增補全本）壬癸合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頁1130。 [90]丁文江、趙豐田编，《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638。 [91]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東方雜誌》21.17（1924.9）:81。 [92]据《飲冰室合集·殘稿存目》所載，《清儒學案初稿》共存《黃梨洲學案稿》7葉、《梨洲學侶學案稿》5葉、《顧亭林學案稿》1葉、《亭林學侶學案稿》6葉、《戴東原學案稿》48葉、《東原學侶學案稿》13葉及《清儒學案年表初稿》65葉。（《殘稿存目》，《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90-91。） [93]歐陽之鈞，〈清儒學案序〉，《全民日報》，1932.8.13、14、16，第8版。 [94]羅振玉，《集蓼編》、《本朝學術源流概略》，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77、189。案：據1918年羅振玉致王國維的書札，是書原拟交王氏编纂，但王氏最終未能承此託付，僅成一《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直至1928年冬羅氏移居遼東，旅居之暇，應日本友人松崎鶴雄之邀講授清代學術概略，遂借此機會撰成《本朝學術源流概略》。（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上海：東方出版社，2000，頁335。） [95]朱曦林，〈金兆蕃參編《清儒學案》史事考實——以國圖藏金兆蕃致曹秉章書劄為中心〉，《文獻》2017.3:111-113。按：這里需要指出，徐世昌編輯《大清畿輔先哲傳》的直接動因，是擔憂《清史稿》遺漏畿輔先賢，隨後在其幕僚的建議下又接連編纂《大清畿輔書徵》、《晚晴簃詩匯》，並以《詩匯》的編纂成員為基礎（主要是清史館中的夏孫桐、金兆蕃、王式通），組織編纂《清儒學案》。因此，從《大清畿輔先哲傳》到《清儒學案》，於徐世昌的清學史著作編纂經歷是「一個循序漸進、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整體」。（參見朱曦林，〈從《大清畿輔先哲傳》到《清儒學案》——徐世昌清學史著作編纂之演進〉，《理論與史學》3:157-172） [96]過溪，〈清儒學案〉纂輯記略〉，《藝林叢錄》第7编（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61），頁118。按：在《清儒學案》編纂過程中，徐世昌雖一再強調各編纂者之間是「同事」，總纂「非導師，仍是同事」，並以清代同館修書之例為言：「從前同館編書，總纂、纂修、協修皆是一體也，無所高下。」但夏氏作為總纂，又與徐世昌交誼深厚，因而相對於其他編纂者，夏孫桐地位仍較高。（曹秉章整理，徐世昌批示，《《清儒學案》曹氏書札》，俞冰主編，《名家書札墨蹟》第1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104） [97]徐世昌著，陳祖武點校，《清儒學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卷首，〈凡例〉，頁1。 [98]曹秉章整理，徐世昌批示，《《清儒學案》曹氏書札》第11冊，頁116。 [99] 这里还需要補充說明，清史研究的興起，除了《清史稿》編纂的推動外，主要還有以下幾個因素：一，出於倡導排滿革命，通過凸顯清廷的壓迫，喚起反清運動，以章太炎早期的清史研究為代表；二，希望通過對既往歷史的總結，了解有清一代之變局，以此勵後學之修習，發學術之光輝，供世人之訪求，如吳曾褀、陳訓慈、葉恭綽等人即以此為志。當然，這其中因教學需要而編纂關於清史的講義者亦復不少，如汪榮寶、陳懷、孟森等；三，是發掘為清廷所隱匿的歷史，特別是其在明朝受封及開國初期的歷史，這主要以章太炎、孟森為代表。隨後由於日本侵佔東北，宣傳滿洲獨立，又直接刺激了當時學人對清史的研究，如傅斯年、鄭天挺、吳晗等。另外，當時中央研究院和故宮博物院對清宮檔案的整理和刊行，客觀上也推動了清史研究。 [100] 當時的各項成果，可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197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及李思清先生的「清史館文人群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6），頁39-44。 [101]按：「文字獄說」最早是在章太炎重訂的《訄書·清儒》篇中提出，他認為由於清廷的政治高壓，學者為避免觸犯政治上的禁忌而遭受文字獄的迫害，不得已轉向經典考證一途，從而形成了以經史考證為特色的清代考據學。他的這一「範式」雖出於排滿革命而提出，偏向於外緣性，但民國肇始後，他對清學史的論述大體仍沿用此說，而曾同倡「排滿革命」的劉師培在其相關的清學史論著中對章氏亦多有秉承；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則認為清代學術「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是對「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他的理論雖對章太炎的「文字獄說」有所繼承，但更偏向於對學術發展的內在探討。隨後，胡適在接受梁啟超「理學反動說」的基礎上，將近代西方的科學精神納入其中，強調清代「樸學」的實證主義精神，並將之引入到他的清學史研究中；錢穆的「每轉益進說」，則針對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強調清代學術對宋明理學的繼承和發展，並直接啟發了此後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而以上這些理論的影響則時自今日尚不乏參考、引用者。（參見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1（1994.3）:140-154；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與內涵〉，《戴震學的形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212-264；李帆，《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5-15；陳居淵，〈20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07.1:87-97。另外，章太炎以「吳皖分派」研究乾嘉學術的方法，此後也為梁啟超所沿用，迄今仍不乏支持者。 引用書目 《政府公報》第628號，1914.2.5。 《政府公報》第660號，1914.3.10。 《政府公報》第837號，1914.9.3。 《政府公報》第863號，1914.9.29。 《政府公報》886號，1914.10.23。 《政府公報》888號，1914.10.25。 《政府公報》893號，1914.10.30。 〈清史館修史之第一次會議〉，《時報》1914.9.25。 〈清史史目之概略〉，《盛京時報》1915.1.23。 〈清史館近聞〉，《時報》1915.6.15。 一士（徐一士） 1936 〈清史稿与趙爾巽〉，《逸經》19361.2:14-17。 丁文江、趙豐田编 2009 《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于式枚、繆荃孫等 2009 〈謹擬開館辦法九條〉，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81-90。 于式枚 2009 〈修史商例按語〉，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105-113。 王伯祥 1929 《讀〈清史稿〉述臆》，《民鐸雜誌》10.1（1929.1）：1-8。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 2000 《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上海：東方出版社。 王鐘翰 2004 《清史補考》，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王宇、房學惠 2001 〈柯劭忞致羅振玉手劄廿三通〉，《文獻》2001.1:221-237。 卞孝萱丶唐文權編 2011 《民國人物碑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 1981 《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197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丘為君 2006 〈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與內涵〉，載《戴震學的形成》，北京：新星出版社，頁212-264。 朱師轍 2009 《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朱曦林 2016 〈《清儒學案•夏峰學案》纂修述略〉，《清史論叢》2016.1:132-148。 李 權 1945 〈閱《清史稿》儒林文苑諸傳書後〉，《東方雜誌》41.5（1945.3）:50-51。 李 帆 2006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 誠 2008 〈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江淮文史》2008.6:77-80。 李思清 2011 「清史館文人群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博士論文。 伏傳偉 2006 「進入民國——清史館的機構與人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孟 森 1979 〈清史在史學上之位置〉，許師慎，《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頁617-621。 吳士鑒 2009 〈陳纂修體例〉，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140-154。 吳淑嬌 2016 〈《清史稿•儒林傳》訂誤〉，《文教資料》2016.31：82-83。 金兆蕃 2009 〈擬修清史略例〉，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128-134。 姚永樸 2014 《蛻私軒集》，《桐城派名家文集》第11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郭則澐著，馬忠文、張求會整理 2018 《郭則澐自訂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 徐世昌 1993 《大清畿輔先哲傳》，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徐世昌著，陳祖武點校 2008 《清儒學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徐世昌 《韜養齋日記》，天津圖書館藏稿本影印本。 袁金鎧 2006 《傭廬日記語存》，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37冊，北京：学苑出版社。 袁嘉谷 2001 《袁嘉谷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夏孫桐 《觀所尚齋文存》，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年間鉛印本。 馬其昶 2014 《抱潤軒文集》，《桐城派名家文集》第8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馬延煒 2009 「清國史館《儒林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馬延煒 2008 〈清國史館《儒林傳》纂修活動考述〉，臺北《故宮學術季刊》25.3（2008.3）:49-67。 陳居淵 2007 〈20 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07.1:87-97。 陳鴻森 2010 〈《清史稿•儒林傳》舉正〉，載《國學研究》第25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27-256。 陳祖武 2012 《清代學術源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陳祖武 2018 〈《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舉要〉，《光明日報》2018.4.9，第14版〈文史哲周刊〉。 陳東輝、程惠新 2017 〈繆荃孫致吳士鑒信札考釋〉，《文獻》2017.1:102-136。 陸湘懷 1996 〈《清史稿•文苑傳》補正〉，《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96.4:78-81。 梁啟超 2009 〈清史商例第一書〉，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92-104。 梁啟超 1924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東方雜誌》21.17（1924.9）:61-81。 梁啟超 2015 《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 葉恭綽 1979 〈清史應如何纂修〉，《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頁536-543。 葉衍蘭、葉恭綽編，陳祖武校補 2017 《《清代學者象傳》校補》，北京：商務印書館。 曹伯言整理 2001 《胡适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曹秉章整理，徐世昌批示 2007 《《清儒學案》曹氏書札》，俞冰主编《名家書札墨蹟》第11冊，北京：線裝書局。 過 溪 1961 〈《清儒學案》纂輯記略〉，《藝林叢錄》第7编，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張舜徽 2005 《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承宗 1983 〈繆荃孫的史學成就〉，《近代史研究》1983.2:267-296。 黃克武 1994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1（1994.3）:140-154。 戚學民 2011 〈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中華文史論叢》2011.4:51-79。 戚學民 2016 〈清廷國史《章學誠傳》的編纂：章氏學說實際境遇之補證〉，《社會科學研究》2016.2:143-147。 戚學民 2017 〈余嘉錫覆輯清史《儒林傳》〉，《歷史研究》2017.2:173-184。 戚學民 2017 〈《欽定國史文苑傳》鈔本考〉，《文學遺產》2017.6:178-181。 戚學民 2017 〈桐城傳人與文苑列傳〉，《社會科學戰線》2017.4:80-89。 許曾會 2016 〈桐城派與《清史稿》的編修〉，《史學史研究》2016.2:27-35。 賀葆真 2006 《收愚齋日記》，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3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 賀培新輯 1988 《徐世昌年譜》，《近代史資料》69（1988.8）:1-42。 傅振倫 1979 〈《清史稿》評論上〉，許師慎，《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頁544-578。 劉咸炘著，李克齊、羅體基編 2009 《系年錄》，《推十書》（增補全本）壬癸合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楊樹達 2007 《積微翁回憶錄》（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洪升 2008 《繆荃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歐陽之鈞 1932 〈清儒學案序〉，《全民日報》1932.8.13、14、16，第8版。 羅振玉 2010 〈本朝學術源流概略〉，羅繼祖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志田 2006 〈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5-15 繆荃孫 2014 《藝風老人自撰年譜》，張廷銀、朱玉麒主编，《繆荃孫全集•雜著》，南京，鳳凰出版社。 繆荃孫 2014 《藝風老人日記》，張廷銀、朱玉麒主编，《繆荃孫全集•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 繆荃孫 2014 《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張廷銀、朱玉麒主编，《繆荃孫全集•詩文》，南京：鳳凰出版社。 繆荃孫 《儒學傳》、《文學傳》，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顧廷龍校閱 1983 《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 2008 《我的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 本文原刊《漢學研究》第37卷第1期（2019年） 原载:《汉学研究》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