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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赖希·拉尼茨基？这是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教皇”，是批评史上的一绝。他的绝无仅有可以用三个“最”来概括：影响最大，出手最狠，地位最稳。说他影响大，是因为得到他赏识是万幸，遭到他抨击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书的销量会攀升），被他漠视是天大的不幸；说他狠，是因为他把“能毁掉一个作家才能够做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语）奉为座右铭，把“颁发死亡证书”（路德维希·伯尔讷语）视为批评家的天职；说他的地位稳如泰山，是因为他借助于群众路线实现了批评的独立化、斗牛化：他是斗牛士，作家是牛，读者或者观众在一旁看热闹，看他表演。斗牛士赖希·拉尼茨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次表演就是他对瓦尔泽小说《爱的彼岸》（1973）的评论。赖希·拉尼茨基开篇就来了个劈头盖脑：“一本无足轻重的、蹩脚的、寒碜的长篇小说。不值得人去读，哪怕就一章，哪怕就一页”。接着他又写道：“他驾驭不了语言，他的作品缺乏血液和力量。这是一堆不再有火星的死灰。”他连出版社也不肯放过：“瓦尔泽的手稿要烂到什么程度才能遭到苏尔坎普出版社拒绝？”最后他对小说家瓦尔泽进行政治宣判：“江郎才尽的作家多半喜欢去阶级斗争的堡垒里面悠哉游哉……” 其实他的文章标题就摆出了要将瓦尔泽开除出文学队伍的架势：《文学的彼岸》。这篇堪称棒杀批评经典的檄文写于一九七六年，而一九七六年自然也就成了瓦尔泽经历精神炼狱、接近崩溃边缘的一年 。当时的瓦尔泽气得浑身发抖，愤怒之中产生过捅刀子的念头，他甚至还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心理医生帮不上忙，他只好求助于写作。他写了题为《论教皇们》（一九七七）的杂文和长篇小说《互不相干》（一九九三）。通过写作，他恢复了平静，也恢复了自信。尽管如此，在时过三十年的今天，业已成为当代“文学君王”的八旬老翁瓦尔泽依然会因为赖希·拉尼茨基那几句话而浑身颤抖、而攥紧拳头。 瓦尔泽和赖希·拉尼茨基斗争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九九八年。在这一年，瓦尔泽自觉不自觉地出了重拳，出了狠拳，他们之间的你推我挡才从文学事件上升为社会事件。这年六月，瓦尔泽发表了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该书上市之后一路畅销，到一九九八年底就卖出了十七万册。八月十四日，《迸涌的流泉》在赖希·拉尼茨基主持的电视书评节目《文学四重奏》中遭到抨击，而抨击的一个理由就是：这本描写作者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成长过程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奥斯威辛这个字眼”。 瓦尔泽觉得这一指责又可恨又可笑。这是一个通过人物视角而非全知视角来叙述的故事，主人公又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为什么奥斯维辛非出现不可？他再次尝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什么滋味。他愤怒了。愤怒出诗人。一个月后，他对采访他的《南德意志报》的记者说：“其实每一个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在此，瓦尔泽跟赖希·拉尼茨基这位犹太批评霸主和批评杀手玩了一个堪称天才的“能指游戏”。但他也由此闯入或者说误入了设在德国的一个话语禁区：犹太人。说了这话，瓦尔泽仍然怨气未消。十月十一日，当他走上保罗教堂的讲台时，他不仅讥讽赖希-拉尼茨基们似乎从未听说过选择视角是叙事的第一法则，而且对于有口无心地把奥斯维辛挂在嘴边或者随时随地拿来搞展览的现象表示不满。如果说瓦尔泽在保罗教堂的演说是一颗思想炸弹，赖希·拉尼茨基就是那根导火线。二零零二年，随着旨在跟赖希·拉尼茨基算总账的《批评家之死》的完成，瓦尔泽对赖希·拉尼茨基的怨气才基本消散。 《批评家之死》是一部绝妙的、奇特的讽刺小说。瓦尔泽不仅把赖希·拉尼茨基的三板斧、把触电类批评家的把戏和权力运作方式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他还再次体会到创作美学的奇迹，体会到写作的心理治疗效果，因为写作使他在内心深处实现了与赖希·拉尼茨基的和解，因为他像奥维德的《变形记》里面的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很容易对自己塑造的人物产生感情。以赖希·拉尼茨基为原型的埃尔·柯尼希虽然滑稽，但也着实可爱。换句话说，小说中的赖希·拉尼茨基比现实中的赖希·拉尼茨基可爱。天真的唯美主义者瓦尔泽甚至认为他这本小说也能讨赖希·拉尼茨基的喜欢。但是，赖希·拉尼茨基和埃尔-柯尼希的犹太家庭背景却让事情复杂起来。瓦尔泽玩得炉火纯青、玩得令人惊叹的反讽游戏恰恰成为瓦尔泽反对者眼里的反犹把柄。譬如，书里的批评家叫埃尔·柯尼希（Ehrl-K？nig），听起来就是北欧童话中专事杀害儿童的魔王（Erlk？nig，念作：埃尔柯尼希）。按照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这一公认的逻辑，给一个家喻户晓的批评杀手取这么个名字可谓合情合理（戏剧家迪瑞马特画过一幅漫画：左边是堆积如山的骷髅，右边是捏着长矛一般的笔杆蹲在那里的赖希·拉尼茨基）。但由于赖希·拉尼茨基是一个差点葬身特雷布林卡毒气室的犹太人，有人就觉得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属于犯规乃至犯罪。又譬如，《批评家之死》其实是一部讲述“批评家没死”、“批评家装死”和“假如批评家被杀死”的小说。尽管人们既没见到批评家的尸首，也不能肯定作家威胁批评家的时候是否使用了希特勒的语言：“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但舆论界还是就拿希特勒的语言威胁犹太人是什么性质、犹太人在德国遇害属于什么性质、亲犹派是否就是喜欢犹太人的反犹派等问题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批评家之死》在德国媒体引起的反犹大讨论跟它用闲来之笔描写的反犹大讨论几乎一模一样，造成了现实模仿文学这种百年不遇的绝妙反讽效果，达到了浪漫反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是许多德国人欣赏不了沾上犹太人问题的反讽，最后瓦尔泽本人也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瓦尔泽在二00八 二00八年，不少德国人觉得瓦尔泽变了一个人，觉得他变得温柔而慈祥。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他新出版的歌德小说《恋爱中的男人》。这本散发着诗意、反讽以及哲学光芒的爱情绝唱尚未正式发表就已好评如潮。小说在三月中旬上市，二月底还专门在魏玛举行了一次朗诵会。这是一次文学盛会。联邦总统科勒不仅到场侧耳聆听，而且在会后替瓦尔泽埋单，宴请瓦尔泽点名的贵宾。《恋爱中的男人》让许多过去不太欣赏瓦尔泽或者因为《批评家之死》风波而远离瓦尔泽的读者对他产生或者重新产生敬意和好感。二00八年深秋，这个温和、慈祥、智慧的老人来到中国，在这个素有敬老传统的古老国度受到热烈的拥戴，瓦老感动得几乎落泪（他在社科院外文所演讲时坐他旁边的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主席博希迈耶观察到这一细节）。拥戴瓦老的中国人很快发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人。他不仅有着异常充沛的精力和体力，而且他的脑子异常灵活，他的语言也异常风趣，异常曲里拐弯。在北京大学民主楼会议厅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保罗教堂的演讲造成了什么后果，他回答说后果很严重，然后用手指着刚好过来取东西的一位教授说：“这篇讲话把我变成了他的孪生兄弟”。记者一脸茫然，因为她既不知道这位教授的名字翻译成德语就叫“宇宙纵火犯”，也不知道瓦尔泽是一个“精神纵火犯”。 瓦老有艺术家的神经和艺术家的敏感，他清晰地、也许还痛苦地感觉到当代德国人的不正常、不自由，感觉到同胞们对自由和正常化的渴望，所以，勇气过人的他便充当了民族的喉舌、民族的火山，时不时地喷发出德意志的熔岩。但是，一个先出了歌德和席勒、后来又冒出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民族，一个从盛产“诗人和哲人”变成出产“行刑者”的民族怎样才能正常化？何时才能正常化？这个问题应该由谁来回答？过于复杂、过于沉重的德意志历史也让瓦尔泽的一生有了悲剧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