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儒家》 [加]贝淡宁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第一版 《超越自由民主》 [加]贝淡宁著 李万全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2月第一版 在今天这个时代，听到“隆胸手术”，不会有很多人会当成稀奇事，但听到“缩胸手术”，相信不少人还是会睁大眼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其实这个手术真的存在——既存在于直接在女性身体上操作的手术台，也存在于对思想概念进行操作的学术界。很多一流学者，皆是操刀能手。 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这位生于加拿大的政治理论家，现任教于清华大学。自从成名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于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贝淡宁便跻身有世界性声誉的政治理论家行列。贝淡宁的治学风格很有个性——他是一个把个人日常生命放入学术中的学者。他以“自成一体的儒学教育家”身份自居，但强调“儒者不一定就老迈、保守和严肃”。贝淡宁的学术著作里会充满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他自己和学生、朋友的互动，他同其中国太太的日常争论，等等。贝氏对东亚价值的认同与捍卫，正是同他在新加坡、香港、大陆的生活紧密关联。 在200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儒家》（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中译本）一书中，生活学术一体的贝氏用儒家道德来讨论自己家保姆的劳动条件，从当下中国流行唱卡拉OK而联系到孔子对音乐之道德功能的倡导，甚至在书中不忘表达卡拉OK时发现卖淫的学术体会。如果说贝淡宁的论点是“儒家”的，那也实在真的是很“新”：在他看来，中国大陆的K房性交易，经由唱歌这种礼乐活动而越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粗俗简单的金钱-皮肉买卖，并将婚外性行为遏制在有限的K歌时间之内，因而比那种与同事或他人的“婚外情”危害要小很多。贝淡宁把他的这个学术体会概括为“卡拉OK式卖淫的道德性”，它包含“西式卖淫”所没有的“礼节规范和尊重”。 包括他的第一本书也是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在内（该书采用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贝淡宁的写作完全不是西方现代学科规范式的、那种一本正经板起脸来在抽象的概念迷宫中穿梭。他的社群主义立场，不是停留在理论纸面上，而是贯穿在他的日常生命实践中。贝教授深信：你是怎么活的，在哪个社群里活，整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实质性地影响到你会做出怎样的学问，采取怎样的规范性立场等等。“私人性的东西，就是政治性的东西。”因此，不能小看和太太的吵架、在K房唱歌与遭遇性服务等等生活实践，正是这些生活细节，决定了学者的理论取向乃至政治立场。比方说，要理解康有为的儒学教义，在贝淡宁看来，不妨从其“年度婚姻”主张开始（即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间制订年度婚姻合同）。在贝淡宁看来，尽管这个特定建议存在种种问题（如这种流动的家庭不易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家人关系），但让性冲动“文明化”以避免“婚外情”的方式之一，就是让涉及两人以上的婚姻形式合法化。儒教中国，就一直延续着那种长期稳定的“one husband, many wives”家庭模式（贝教授似乎没有区分“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多妾”），为什么这就是不好的呢？贝教授还进一步提出，现代的婚姻实践，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一妻多夫”？贝淡宁为他的这个石破天惊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学理的正当性证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起源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因此，具有其他文化传统的社会不一定要受这种“西式婚姻安排”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钻研儒学的南海康圣人提出两男两女搞年度婚姻，不失为是“东亚价值观”独特性的一种表述。 关于“东亚价值观”，贝淡宁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进行论述，那就是2006年出版的《超越自由民主》。在这本书里面，贝淡宁设定了一个巨大的抱负或者说野心。他声称：“东亚的传统价值为有关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译本页10）我们知道，被称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在“外王”方面都是认同自由民主制，而没有准备去“超越”它（他们沿着内圣良知的进路“超越”）。两相比较可见，贝淡宁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当代新儒家，雄心何其大也。但“超越自由民主”如果不流于口号，那么贝氏必须拿出一个替代性的规范方案出来，把那些“丰富的资源”落到实处——究竟“东亚的传统价值”为有关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思考提供出了怎样的资源？然而，贝淡宁这本书从头到末，充其量，只能说是运用了《孟子》、《韩非子》等一系列说法，论述了所谓“东亚语境”的特殊性。这，是否就够了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