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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有句名言，被后人反复引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问题就在于，人不是鲁滨孙在荒岛独居就可以了，人要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之本意，因为政治，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形成共同体、共同活在一起的问题。人如何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死在一起，如康德那坟场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便成为了需要大智慧去解决的问题。对此《荀子》是提出一套论述的：“人能群，彼（禽兽）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这就是《荀子》的政治哲学。你可以不同意它，如谭嗣同把两千年专制都称作为“荀学”，但《荀子》毕竟提供出了一套使人能异于禽兽、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像狼与狼一样互相厮杀的规范性方案。 严复当年在迻译西方自由主义名著时，就把这个学问叫作“群学”，他还特地把密尔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为《群学肄言》。在他看来，这些自由主义论述，就是处理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学说。梁启超在《说群》一文中还曾提出“独术”与“群术”两个概念，“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群学”与“群术”都是要寻找处理共同体秩序的大智慧。贝淡宁提出要超越自由民主当然可以，但是首先，必须要拿出一个对自由民主的诊断，更进一步地，拿出一个批判性的诊断，如同马克思或列奥·施特劳斯那样。只有基于这样的分析，才能进而谈论“超越”，以及哪些要超越。然而，在《超越自由民主》中，贝淡宁对自由民主本身完全没有分析，甚至都没有对它进行过基本的界定。 要超越自由民主制，在给出批判性的诊断后，还需要正面给出规范性的论述，阐述另一种人与人生活的规范性方式，而这种新的群学，比自由民主更好，或者更可欲。但贝淡宁这本书通篇却是在阐述“适宜东亚的人权”、“适宜东亚的民主”与“适宜东亚的资本主义”，努力告诉人们：某些对于人权的限制实际上是那些地方性的知识与价值（而非政府的高压）使然，民主的公民参与不发达乃是和贤人统治的科举制传统相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受限制是为了维护更根本的价值，比如家庭的价值（甚至《孟子》书里描述的井田制，都被认为是影响邓小平农村改革的实际力量）。但这样的论述，较为精准的或十分粗糙甚至离谱的，真的已经有太多了。实际上贝淡宁所做的，是一个描述性的观察，进而提供一个解释性的论述，来说明为什么在东亚政治实践的形式会有这些不同。也就是说，贝淡宁只是在解释东亚政治形态的特殊主义，“文化会有利于说明政策和制度构架的来源”，“还有助于解释政策和制度构架的稳定性”，以及“有助于解释政策为何失败”（中译本页10）。贝氏的工作，一言蔽之，就是旨在解释传统文化对政治政策的无形的框束。而在这种对东亚政治现实状态的解释之外，作者没有提出任何规范性的方案；于是问题是，拿什么来超越自由民主？ 超越自由民主，就意味着这样的制度有问题，至少是还不够好，而贝淡宁充其量只是对东亚那边为什么不一样给出了一种解释。马克思尝言，一个真正的哲学，不只是增加对世界的多一种阐释，而正是改变我们当下关联到世界的这种既有方式。尼采亦曾强调，我们要创造新的视野，因为正是通过视野，整个世界被理解，生命得到组织。贝淡宁没有拿出任何真正的哲学视野，来超越自由民主、重新组织我们同世界的关联。贝淡宁说德沃金不理解东亚文化所以不同情在那边人权受到限制的状况，“完全没有认真地试图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试图去认识哪些是值得为之辩护与学习的”（中译本页4）。但情况是：即使德沃金了解后，他仍然可以不认同那些“东亚价值”下的做法，除非这样的价值能够形成一个在规范层面上比自由民主制更好更妥善的制度。德氏的名著《至高的德性》就是以价值一元论作为基础来论证一个基于权利的平等主义制度。贝淡宁主张要超越自由民主，超越德沃金式的权利本位的自由主义，那就必须要指出那套论述为什么是不可欲的或者哪些方面是不可欲的，做了哪些改变后，就会更好。 此处我们便看到，“社群主义”的逻辑，恰恰在学术层面上制造出最偷懒的思想：它不是去挑战，去超越，甚至不是去正视，而是满足于特殊主义的现实视野，利用“地方性知识”来为现实既有的共同体状态提供正当性说明——所谓“东亚语境的政治思维”。于是，作为地理学名词的“东亚”，成了一块奇异的“土地”：大家在其他“土地”上出事了，侵犯人权了，逃到新加坡、香港、大陆来生活，这里有所谓的“东亚价值”、“东亚思维”保护你。著名的张五常教授就是这么干的，被美国税务局通缉，逃回香港继续做老大。于是，这样的“社群主义”逻辑，哪里是超越自由民主，而是我在“东亚”我怕谁，何惧四面大棒槌：你用人权的规范性砸我，我就告诉你，你不懂东亚，不懂中国哲学，回去慢慢修行吧。贝教授既是东亚哲学的专家，那么何妨去正面地告诉对方，东亚思想或文化价值中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为之辩护与学习的”，确实是提供出了超越自由民主的大智慧。而与之相反，贝淡宁的根本态度却是：东亚有东亚自己的价值，即使和西方产生价值上的冲突，“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应该容忍——如果做不到尊重——合理的差异”（中译本页9）。 相对于德沃金讲“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贝淡宁谈在北京认真对待“卡拉OK式卖淫”，这也没什么不可以。但认为这种东亚语境里“礼乐卖淫的道德性”便是超越了自由民主，那超越自由民主的东西多着呢，如非洲食人部落的吃人传统，纳粹的“销解身体式洗澡”，等等，全都彻底越出自由民主的制度性框架。若以人权的规范性质疑对方，他们也完全可以如同贝淡宁一样，用“地方性知识”告诉你，吃人是如何符合当地生活价值，犹太人灭绝计划是如何符合日耳曼精神……但这里，都恰恰涉及群的问题，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超越自由民主，光是一个口号没用，关键看你拿什么来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