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丁·瓦尔泽 在当代德国文坛，恐怕找不出比马丁·瓦尔泽更有观赏价值、更有讨论和思考价值的作家。现年八十二岁的瓦尔泽是德国文坛的一棵令人赞叹的常青树，一个似乎交上越老越红的辣椒运的文学老人：七老八旬的他，依然年年出书，几乎全是好看又好卖的书。而且，他是德国文坛和德国社会的风云人物、话题人物、争议人物，是一个有很多人推也有很多人捧的不倒翁：他的演讲会或者作品朗诵会很容易招惹热血青年，反对他的标语和口号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德国总统也在他的演讲会和朗诵会上频频现身，德国驻外大使在他来访之时总是如接待总统、总理一般。难怪他连续几年在德国权威的政治学杂志《西塞罗》颁布的500名德国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二零零七年他还排行第二，紧跟在教皇本笃十六后面……马丁·瓦尔泽之所以让人看不懂、看不透、看花眼，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命运、艺术的命运以及民族的命运在他身上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此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的确有必要好好透视一番。 1．与时代精神打交道的人 瓦尔泽的人生旅程可谓“动荡”而“曲折”。给这两个词打上引号，当然是为了避免误解。瓦尔泽很早就成家立业，带着妻子和几个女儿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博登湖畔的一幢亲水豪宅里面舒舒服服地住了几十年。所谓动荡，是指精神动荡，所谓曲折，是指他的思想运动轨迹。 瓦尔泽动荡而曲折的人生旅程可以简述如下： 在法兰克福学派主宰思想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界流行社会批判小说，人们普遍期待作家对笔下人物、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瓦尔泽却不以为然。他还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结果，很快就有一篇博士论文从他的小说《中场休息》（一九六零）得出结论，瓦尔泽“持肯定立场”。换句话说，他缺乏“批判-启蒙立场”，缺乏改造和变革社会的冲动，他属于保守派。 六十年代以后，他却成为激进派和左派。第一，他拉上十几个活跃的作家给威利·勃兰特领导的左翼党即社会民主党助选，用笔杆子给他们摇旗呐喊；第二，越南战争爆发以后，瓦尔泽积极投身反战活动，一面撰写《比美国人还美国人》这类檄文来声讨联邦德国政界和知识界对越南战争大事化小甚至做无害化处理，一面成立“越南事务办公室”，想征集十万个反战签名，以迫使联邦议会把越南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第三，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越南问题上态度暧昧，他果断与之分道扬镳，转为亲近站在社民党左边的党--共产党，他的字里行间随之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第四，他力挺工人文学，尤其是活跃在多特蒙德的61社，并且将自己喜欢的“劳动世界文学”结集出版，取名为《劳动日的尊严》；第五，他访问苏联两周，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期待那样对苏联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反倒揪住安格拉·达维斯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法西斯特征”进行猛烈批判。 瓦尔泽因此成为众所周知的大左派。德国战后政治学的创始人、担任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评委的道尔夫·斯特恩贝格 甚至明言，只要他还在评奖委员会，共党分子瓦尔泽就拿不到毕希纳奖。有趣的是，瓦尔泽不仅在一九八一年获得毕希纳奖，而且在一九九四年获得道尔夫·斯特恩贝格公众演说奖。七十年代末，瓦尔泽的信仰似乎从“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转变到“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因为他在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一次演讲中宣布自己无法接受德国被一分为二的现实。他的语气既温柔又强硬：“现在莱比锡可能不是我们的。莱比锡却是我的。……我因为大胆放言而浑身颤抖，但是我要说：无论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我们都同样有权不予承认。我们不能让这个名叫德国的伤口愈合。”瓦尔泽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论证：两德分裂不是奥斯维辛带来的后果，而是冷战的结果，只是符合外国的利益。他的讲话立刻招来各方的批评。社民党的一位理论权威说他“染上了民族神秘主义的毛病”，他非常欣赏的作家尤雷克·贝克尔则在一篇题为《失去记忆，失去理性》的文章里评论说：“民族主义的蠢话不会因为这位演说者写过几本好书而令人好受一些。相反，我现在必须防止自己在他的书中读出新的涵义。” 贝克尔还把瓦尔泽的外国利益说斥为“右翼小党派的密室集会”的产物。 与此同时，媒体又报道瓦尔泽和以保守著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党议员打得火热。瓦尔泽不为所动，继续重复自己的观点，继续与那些对两德统一感兴趣的个人和党派接触。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题为“谈谈自己的国家：德国”的演讲活动中，瓦尔泽直言自己“无法接受德国分裂的现实”，在舆论界引起热议。一九八九年的两德的统一证明瓦尔泽具有某种历史理性或者历史直觉。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日，瓦尔泽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了一个空前轰动的演讲：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他，对奥斯维辛的外在化、仪式化、大棒化表示不满；他承认奥斯维辛是德国人的“历史包袱”和“永远的耻辱”，德国人应该悔罪，但是他认为悔罪应该是一种内心活动而不是做表面文章。瓦尔泽的话很快引起轩然大波。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指责他搞“精神纵火”，有人把他视为否定历史的右翼极端。四年之后，也就是二零零二年，他的讽刺小说《批评家之死》引发了一场更为迅猛的精神大火，斥责他“反犹”的声音此起彼伏。瓦尔泽感觉跳进莱茵河或者博登湖也洗不清，所以还动过移居奥地利的念头。 谈到瓦尔泽，许多人都会指出、都会指责他在思想上拐大弯拐急弯，仿佛向右拐就是他的个性或者本质特征，就是他的精神大亮点或者大污点。殊不知，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代知识分子、一代与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变化与联邦德国的社会和思想发展息息相关。诞生在纳粹德国留下的建筑和精神废墟之上的联邦德国，要在废墟上建设，在废墟上思过，同时还要追随美国，参与冷战。这种复杂的国情给知识分子带来诸多的思想和体验，联邦德国的思想界也始终保持活跃和动荡。 尽管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立场，但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似乎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条共同的思想发展曲线：在共和国的前二十年，他们要民主，要革命，在革命激情中也向往中国，向往文革，少数人还不远千里来到中国，留在德国的绝大多数则手捧《毛主席语录》；一九六八年不仅是欧洲版（主要是德法）“文化大革命”的巅峰年，也是二十世纪德国社会和思想的分界线。六八年以后，随着个人年龄、个人实力和个人权利的增长，随着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昔日的六八革命派、昔日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和所谓的毛分子纷纷走向现实，走向物质，甚至开始思考德国何时才能正常化，德国何时才能在政治、道德及文化领域重新崛起。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变化，既符合人性变化规律，也印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硬道理。 瓦尔泽之所以成为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最耀眼、最传奇的一个，当然与他突出而罕见的个性有关。他敢想敢说敢为；他是善于动嘴的君子，也是敢于动手的汉子；他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同时又讲友情，讲义气。他反对越战，不像许多人那样只是喊一喊，他不仅为他的越南事务办公室奔波，而且拒绝访问发动越南战争的美国：一九六六年47社前往普林斯顿访问，身为主力的他毫不犹疑地跟这个“文学国家队”挥手拜拜；友好的威尔森教授多次请他去德州大学的做客座教授，越战结束前他全都婉言谢绝。访苏期间，他没有盲目，没有瞎眼，他看见了苏联社会诸多的问题和弊端，但是回到德国之后他缄口不言。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接待过他的苏联朋友心存感激，他不想让他的朋友们难受、难堪。何况他有争夺知恩必报世界冠军的雄心--他借歌德的口说过：“谁要是感激我，我就会因为他感激我而对他如此感激，以致他对我无论多么感激都达不到我的感激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