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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命运的嘲弄，他在左派革命风起云涌的一九六八年领着妻子和女儿搬进了博登湖畔的别墅，成为养尊处优的资产者。但瓦尔泽很快就为自己神仙般的居住条件、为偌大的博登湖竟然没有一条环湖人行小道忐忑不安，所以他天真地呼吁他的邻居即其他“湖岸土地占有者”跟他一道去要求联邦议会立法，以实现“湖畔社会化”。瓦尔泽对祖祖辈辈居住的博登湖地区充满感情，他想以《故乡颂》为题把自己撰写的相关抒情文字汇集成册出版，不料自身非常保守的出版商真的以为他取这样的标题是在开玩笑--西德人连“故乡”和“爱国”之类的词汇都听不惯，更甭说“故乡颂”或者“爱国情感”。对于让多数德国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奥斯维辛问题，他也敢说话，敢放言。 当不少德国人把奥斯维辛的罪行往一小撮纳粹身上推的时候，他喊出了“我们的奥斯维辛”这一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后来才有人跟着喊“我们的布痕瓦尔德”，“我们的达豪”，等等）；他在保罗教堂的讲话赢得了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约一千二百名场内听众起立鼓掌，在场外给他鼓掌的听众自然是不计其数。德国当代哲学家、被视为哈贝马斯对立面的彼得·斯洛德岱克把瓦尔泽的讲话看作德国乃至欧洲“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并且评论说：“保罗教堂讲话过去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瓦尔泽过早地证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在他讲话结束后全体起立向他鼓掌的听众也知道这点。鼓掌的人们在那几分钟内在思想上超越了自己十年，对于刚刚听到的有关德国可能正常化的精彩演说表示了赞同。”但是，指责他的声音出现之后，鼓掌者大都噤若寒蝉。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二年以后，他的斗士和汉子形象已经戏剧化、街面化。遭遇喊口号、举标语的年轻人的时候，如果他觉得谁太过分，谁太不像话，他就有可能抓住谁的胳膊发出警告：“当心我把你扔出去”；他也曾经让一个青年学生发出尖叫：“别碰我。我父亲是检察官。” 瓦尔泽的中国之行也让他的性格与人品得到了充分显现。他2008年首次来华访问。这是一次迟到的访问。其他几位德国当代文学大家，如伯尔、格拉斯以及瓦尔泽的老冤家赖希·拉尼茨基，在七十年代末就访问过中国。不过，瓦尔泽的姗姗来迟有其必然。他是道地的艺术家，是性情中人。他不去没人知道其作品、没人翻译其作品的国家。 2008年10月，瓦尔泽带着好奇与好感来到中国，来到被他称为“依然位于世界中央的帝国”。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令他感动，他很乐意给中国人颁发“好客金牌”；王蒙和莫言 的小说让他对初次接触的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他还真有点爱不释手的意思，他为阅读莫言的小说还放弃了在北京的观光活动）。因此，当他从记者和听众嘴里听说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时，他可谓怒不可遏。他不知道顾彬是谁，更不知道顾彬与中国文学界之间存在愿打愿挨和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但是他愿意为中国朋友两肋插刀。由于他误以为顾彬就是德国博世基金会安排陪他二零零九年访华那位汉学家 ，所以他告诉博世基金会：明年的中国行我来顾彬就不能来，顾彬要来我就不来。为了中国，瓦尔泽得罪的不仅仅是顾彬，他还得罪了德国电视二台。他在798接受该台的采访时，他开门见山讲他见到的中国不是德国媒体“按照政治正确原则制造的中国形象”，随后他的讲话完全成为一篇“中国礼赞”，让采访他那位女记者大为不爽。当女记者几乎有些生气地问他对中国的印象为何如此之好的时候，他又给了一个俏皮的、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回答：我是通过宇宙纵火犯的眼睛看中国。他说的宇宙纵火犯就是跟他要好的中译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宇”翻成德文就成了“宇宙纵火犯”……瓦尔泽非常英雄，也非常莽撞，但他也是一个智者，他跟看他不顺眼、老是找他麻烦的时代精神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去年发表的一篇回顾往事的文章就叫《与时代精神打交道的经验》。他可谓知己知彼，所以偶尔也可以跟时代精神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2.“做诗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诗歌最神圣，其它一切无所谓。” 《恋爱中的男人》（2008）有这么一句话：“做诗的人都把自己的诗歌奉为神圣，别的全都无所谓”。这是“文学君主”歌德在目睹许多文人为了接近他而想方设法巴结他的儿子和儿媳而发出的感叹。歌德接着又说，做诗歌的人会为了自己的诗歌而充当叛徒。这两句貌似戏言却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作家总是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话也是瓦尔泽的夫子自道。瓦尔泽跟许多作家一样，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孩子。谁对他的孩子好，他就对谁好，谁骂他的孩子他跟谁急，谁伤他的孩子他就跟谁拼命。 有趣的是，瓦尔泽有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三个作家一个演员。他对女儿绝对呵护。批评他女儿跟批评他本人几乎是同样效果。所以，他的爱憎和是非，他对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人对他作品的态度。谁要是欣赏他的作品又写出了有分量的赞同式批评，他就把谁当哥儿们、当朋友，就给予精神或物质或者精神加物质的奖励，如写信，如送礼，如见面。 《批评家之死》引起风波之后，十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出了一本旨在驳斥反犹说的跨学科文集，当时恰逢瓦尔泽获著名的霍夫曼和坎佩出版社颁发的批评奖，奖品是九十九瓶每瓶价值八十多欧元的上等红葡萄酒，结果瓦尔泽就按照严格的除法算式把九十九瓶酒平分给十四位学者。他的一位中译者（也是葡萄酒获得者之一）打心眼儿里喜欢并且逢人就夸他的作品，对他的作品解读也让他觉得非常到位，所以得到他令人乍舌的厚待：他给这位译者购买从柏林到他家附近的腓特烈港的往返机票，招待他住高级酒店，招待他天天好吃好喝还带他去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跑步，等等。反之，谁要是说他作品的坏话，他就对谁产生反感，而且他会让反感在他脸上浮现。也正因如此，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成了他的头号冤家，最终甚至成为他生命的符码，因为赖希·拉尼茨基既是争议小说《批评家之死》主人公的原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瓦尔泽保罗教堂演说辞的思想基础。可以说，瓦尔泽和赖希-拉尼茨基的批评与反批评不仅成为载入史册的文学事件，而且成为载入史册的社会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