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不止一次在谈创作的文章中写道：“我的小说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对这几句话，我一直这样理解：汪曾祺把家乡高邮排在第一位，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深爱恋，他的以家乡为背景的作品代表了他一生创作中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没有如今人们已耳熟能详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等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汪曾祺很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声誉和影响。我记得，1993年10月，我陪同江苏电视台“文学与欣赏”栏目的编创者们到北京汪老家采访，拍摄了后来成为惟一一部保存有汪曾祺本人形象和声音的纪录片《梦故乡》。18日那天中午，汪老亲自下厨，烧了几个拿手菜，招待已连续三天紧张拍摄的我们这些小乡亲。吃饭前，汪老应邀题写片名。他那天兴致很高，在那间仅有10平方的客厅兼饭厅里的一张普通木桌上，铺开纸、执笔略一思索，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写了“梦故乡”三个大字，潇洒飘逸，酣畅淋漓，众人齐声喊好。我当时灵感突至，说，此题字可一物两用，先用作专题片，将来我们还要出一部同名的书……
    一切如同昨天才发生过的一样，而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20年了。
    现在，这部刚刚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梦故乡》，终于如愿问世了，共70万字，一卷本，900多页。基本囊括了汪曾祺生前写下的、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散文、文论和诗联，另外，特地收录汪老给高邮亲友的书信51封，其中不少信件为第一次公开发表。高邮市地方政府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十分重视《梦故乡》的出版，双方约定，现在汪曾祺的书出得很多，一定要将《梦故乡》按高规格高标准出版成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已有的汪曾祺著作中最有价值和最美的书，宜阅读、宜欣赏、宜收藏。全书主体五大部分分别用五种色彩的特种纸印刷，独家收入许多未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信件、书画、手稿、照片等，努力达到文美、图美、书美，五色斑斓，赏心悦目。一卷在手，未翻阅已觉书香袭人，及至展开诵读，仿佛如与汪老对坐晤谈，故乡风物故乡人，故乡回忆故乡梦，顿时身不由己地沉浸在一种温柔亲切的情境之中，乃至不知不觉地眼眶发潮……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小说创作、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汪曾祺，解放后却因时代、政治、社会以及文学观等多方面的原因搁笔多年，直至政通人和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他才复出文坛，并很快以一组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引起文艺界的重视，受到读者的喜爱与欢迎。说来也巧，我与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是高中同班同学，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程度不同地做着作家梦，当我听海珊说，他的哥哥是在北京工作的作家，我就从此把汪曾祺的名字牢牢记在心中了。那是1956年的事。当汪曾祺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发表《受戒》，特别是他的小说《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一下子名扬天下时，由于他阔别文坛太久，许多人不了解，互相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我不谦虚地说：我知道。1981年8月号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我写的就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三篇小说为对象的长篇评论，我从没有说过这篇评论写得有多么好，但这是关于汪曾祺作品研究最早的长篇评论之一，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有关方面要以汪曾祺的作品为例，向世界宣传中国确实要实行改革开放了，连小和尚都替代往日的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了，汪曾祺的作品就在那里，赶快组织力量翻译成外文不是难事，难的是一时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评论文章，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的评论文章被选上了，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随同汪曾祺的作品一道在外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发表。这一切都是汪曾祺后来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只是高邮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但却也是小县城小有名气的文学爱好者。此事对我当然是一个鼓舞，甚至因此坚定了我后来努力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信心与决心。时至今日，算来也近40年了。
    这么多年来，为宣传和研究汪曾祺，我作了力所能及的不懈努力，做了一些实事，粗略回顾，计有：参与策划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帮他圆了思乡之梦；主动为他整理了第一份创作年表；一再劝说、并终于促成他出版四卷五册的文集；主持拍摄了关于他的专题片《梦故乡》……此外，我自己已出版了四部关于汪曾祺的专著，陆陆续续写下近百篇宣传汪曾祺的散文、短论、杂记，而当汪曾祺于去世前突然被动地卷入京剧《沙家浜》名誉案官司，一开始几乎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他自己因此正苦闷莫名时，我却主动地“跳”出来帮他说话，说出某些事实真相，以至对方一怒之下临时将我追加成所谓“第三被告”……正因为做了上述实事，近年来，经常有记者就我与汪曾祺的交往这个话题采访我，一位女记者甚至直率地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做了那么多与汪老有关的事呢？”我总是回答：“不只是为了汪老，也是为了我的家乡。”我一直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事业能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不完全决定于这个地方的经济实力，起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的是这个地方能否出现、有没有一个带头人。这个带头人不是官方钦定的，更不是靠炒作就能产生的。高邮是秦少游的故乡，自秦少游以后，1000多年过去了，好不容易才出现一个汪曾祺，我希望我的家乡一定要充分认识汪曾祺的价值和意义，让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尽快融入广大民众的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推动高邮地方文化事业在今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坐标式作用的启迪与示范。
    让我极感欣慰并深受鼓舞的是，多年来我努力跟踪宣传和研究汪曾祺的想法与行动，得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许多人的赞同与支持。
    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学老人，汪曾祺对我为宣传他所做的那许多事，看得很清楚。但他从没当面说过一个“谢”字，这并非他不明事理，而是性格使然。即便如此，他在1993年5月3日写给我的信中，还是忍不住流露出赞许之意：“出文集事，很麻烦你，谢谢”；他在《文集自序》一文中这样幽默地为我画像：“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比之汪曾祺本人，老夫人施松卿说得更直截了当，她在1993年4月26日写给我的信中说：“在你一催再催之下，曾祺已动起来了，开始编那四部文集。……我今天写这封信，目的是让你放心。要不是你一再来信，他的惰性还会在那里起作用。所以，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你，对吗？”这些信，这些话，连汪曾祺的子女都不知道，或者很少知道，我自己也很少对外人道起，因为，我不是为了得到称赞才去做那许多事情。
    我记得，1997年底，张锲同志来南京，他当面表扬了我为宣传汪曾祺所做的许多工作，其中有句话令我愧不敢当的同时深为感动。他说：“很多地方也有文学成就不逊于、有的是文学地位明显超过汪曾祺的大家、名家，但当地似乎缺少像你这样的宣传汪曾祺的热情和行动……”我请德高望重的江曾培先生为《私信中的汪曾祺》（2011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作序，他在充分肯定拙著“是一本具有文学传记、文学资料和文学阅读价值的书”后，又鼓励我说：“一个名作家能给一个评论家写这么多信，受信者又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并精当地予以解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现在，很多人称我是研究汪曾祺的专家，我理解朋友们的好心，但我从没有以“专家“自诩过，这有我的著作和文章可以证明，我是心甘情愿地为宣传、研究汪老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汪曾祺先生于1997年5月16日因病猝然去世后，他在文坛、在读者中的影响非但不减反而更大更广了，据我的粗略统计，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中，仅到2015年年底，单是他的书就出了101种，我真切感到，这是对汪老人品和文品最真实最权威的评价。作为他的小同乡、也作为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宣传和研究汪曾祺的我,不止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