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突发奇想，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又去读了傅雷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原载《万象》一九四四年五月号；署名迅雨）。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引用傅雷先生的话，并不是要把郭爽与张爱玲放在一起讨论，张爱玲是无法复制的，郭爽也有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不一样。除了写作的不一样之外，还有时代的不一样。张爱玲先生在《传奇》之“再版的话”中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许多人只是记住了那一句“出名要趁早”，却不愿看见后面那“惘惘的威胁”。显然，“新事故”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以及破坏中的“荒凉”，需要后来者见证。郭爽会不会成为见证者之一，且拭目以待。
    初次留意到郭爽的写作，是通过她的文集《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79个故事》（署名米亚，花城出版社，2013年）。这个书稿的内容，源于郭爽开设在广州《新快报》“春色”、香港《信报》“广州观察”等专栏。诚实而言，在没读之前，我对书稿的期待值不是特别高。虽然我爱读专栏文章，但我也知道专栏文章的问题所在。21世纪初期的报刊专栏文章，读来时有惊喜，有不少的作者，非常优秀，文字聪明机俏，看问题一针见血，行文非常有趣。但因为篇幅所限以及报刊对“快”的要求，当代的专栏文章很难有大的气象，要期待像傅雷先生所说的“新事故”，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梁羽生、金庸、倪匡、古龙这样的专栏大家，现在基本上已经绝迹。今天的网络大神、码字狂人确实不少，但要与金庸这些小说大家相比，在知识储备及文学修养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亲爱的米亚》这个文集，既然其来源与报刊专栏有关，当然也就具有报刊专栏的一般特点。有惊喜意外的，不是这些文字里的世俗聪明，而于隐身于那些小聪明后面的智慧。要知道，兼备聪明与智慧，是非常难的事情。世人聪明的太多太多，智慧却并非常见之物，智慧并不必然与知识捆绑在一起。小聪明在获取世俗利益方面是得心应手的，但在胸怀、境界及格局方面是与智慧相“隔”的。要打破这层“隔”，最终还是需要智慧来介入。郭爽具备这个可能性。
    看了《亲爱的米亚》之后，我直觉郭爽是将来能写出大作品的写作者。她的基本功相当好。语言有“旁观者清”的犀利。表达情感的方式独树一帜：在冷峻中“残酷”而“痛苦”地“含情脉脉”，这是相当别致的、用文学理论解释不通的一往情深。建构故事的能力相当好：有手起刀落之快狠准，不犹豫啰嗦。挑人写事的眼光，更让人印象深刻，相信郭爽对张爱玲之“传奇”书名的理解是到位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由上海杂志社初版），“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需要天赋与识别力。《亲爱的米亚》的八章标题分别为广州站、上下九、北京路、东山口、杨箕、天河北、江南西、番禺。这八处都是非常“广州”的区域：变化非常大，但恰恰又是这些新变保住了那些“不变”之事物，新得有生命力，新得让“旧”变得“久”。广州的新，有破坏力，但同时，也有生长力，破坏力与生长力共生，这正是岭南文化得天独厚的地方所在。郭爽把这种破坏力与生长力共生的状态写出来了。其中，《嫁个猎德仔》很有代表性。猎德村村民在拆迁与回迁中一夜暴富并晒富之事，想必天下皆知了。新闻到事实与事件为止，但人事与生活不会止步，文学的道义也许就在于记录那些继续过下去的生活以及那些已经被埋葬的生活。“2012年还住在竹筒屋，并不是什么好事。眼见着猎德的亲戚都搬入了珠江新城的豪宅，阿琼西关人的骄傲开始底气不足。拆迁的希望，随着旧区保护政策的逐渐明朗而破灭。难道她要随着这气息的老屋一起老死？”（第31页）“拆迁”既意味着“新”的破坏力，也意味着“新”的生长力。蛮力摧毁的，是旧生活的荣光——旧制度为身份所施加的荣光，这份荣光随着身份的土崩瓦解而烟消云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还有什么是可以抓在手里的呢？大家最能达成一致的想法，大概就是“家”了。“拆迁”把猎德村的吴世杰留在现在的“家”，吴世杰没什么特别爱好，有空就陪母亲喝茶，同时，因为“回迁”，吴世杰对未来的“家”既没有多大的期待、也没有多么大的幻想，财富“剥夺”了人的想象力与野生能力。时光在这里，仿佛又静止了：吴世杰对“家”的态度，可能还停留在过去式，结婚、生孩子，“爱”并不是“家”的绝对前提，不事生产，其它一切按部就班就好。猎德仔住的是现代豪宅，但他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也许并没有与这现代同步。“失势”的阿琼和“得势”的吴世杰，在“家”（婚姻）这个地方找到了价值观的连接点。尤其是阿琼，也许把嫁人当成是恢复旧日荣光的唯一办法，不太情愿，但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当婚姻的愿望需要房产来加固时，当得知吴世杰有三套回迁房时，“阿琼捧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没接话。阿妈天天说，‘嫁个猎德仔啰，咪一世唔使做！’阿妈就是这么短视，当初她自己就因为外公的出身不好而嫁给了工人老窦，结果一到80年代就开始哭穷，哭了半辈子，现在又替阿琼铺排起婚姻来”（第32页）。在“新”之摧枯拉朽的能量面前，那从父辈遗传而来的骄傲可能只能持续一盅茶的功夫，对“新”之野蛮的破坏力，只能笑笑，然后说好吧，然后等时间来做个决断。“现代”要重新分配人间的财富和尊严，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消弭，未来留给普遍人的“传奇”已经不多了，而那“传奇”，通常就和那些羞涩而辛酸的尊严感共生，难发现，难消灭，它们藏在时光的明堂与后巷里，等待有心人去发现去呵护。在三间拆迁屋面前，阿琼“对吴世杰笑笑”，“阿琼的命运，只能由时间来检验”（第32页）。在岭南地，拆散“家”的破坏力与保全“家”的生长力是同时共生且能量守恒的——当然，这破坏力与生长力的说法也是相对的，因为拆散“家”未必就是破坏力、保全“家”未必就是生长力，“家”的温情似乎显而易见，“家”的幽暗却难以启齿。但是，“家”（婚姻）是回到村子里的唯一办法。即便“新”的破坏力如此之大，阿琼也好，吴世杰也好，都希望能回到村子里，回家（联姻）的方式是回到村子里的捷径。费孝通曾从地缘和血缘层面考察乡土中国，“我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都注意过这问题：‘怎样才能成为村子里的人？’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但“事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5页）。《嫁个猎德仔》所触及的问题，正是“怎样才能成为村子里的人”。相亲构建了一个“乡土重建”的神话，相亲是一个有现代意味的神话符号，人们以为“家”（婚姻）能留住旧时光、能顺应新时光，但事实上，以土地为核心的“地缘”将消失，熟人社会终将变成陌生人社会，“地缘”的变化也将导致“血缘”的变化，无论生育的力量多么强大，无论富或贫，人类终将面对孤苦的命运。《黄伯很快就要八十岁》《情系恩宁路》《阿梅》《没有钱，是不是就不配有爱》《后来我们去东莞》等篇目，说到底，都是在看“地缘”与“血缘”的离散，这是不是张爱玲先生所说的，“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无法得知，但《亲爱的米亚》为广州的守旧与新变留下了一份真诚而富有洞察力的记录。
    尽管从更大的文学来看，这些故事显得“小”，但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由广州经验、岭南经验出发，本身就是一个不凡的起点。由京沪、中原、东南、江南、西北、东北、西南出发的写作，可能难度没有从广州或岭南出发的写作大。这也许是我的偏见，但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读者可能很难举出大量的例子来反驳我这个看法，不是说岭南缺乏作家和诗人，而是说以岭南经验为写作对象而又有出彩表现的当代写作者并不是太多。研究者所能举出的代表性当代作家十分有限，不能苛求写作者写哪种经验，但这种文学史现象至少是令人遗憾的。岭南经验有其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决定了岭南经验的书写难度。从现实看，岭南的城乡是在一起的，传统与现代是在一起的，外来人口的冲击相当大，但本土文化的持守能力也相当强大，既保守也包容，既腐朽也新鲜，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这种特征尤其明显。岭南历史之波澜壮阔与整个中国文明史的进程是同步的，由秦征南越到今天，每一个朝代，岭南都有其可以大书可写的地方。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岭南历史更是复杂多变。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传统的兴衰与现代的发生，在这里都能找到痕迹。研究本土文明的起源、研究本土文明的现代发生，都离不开对岭南的研究。题材是不缺的，缺乏的是作品。对岭南经验的研究与书写，史学及哲学做得充分，但文学的书写，严重滞后。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有时候可以适当放下普世价值对写作的诱惑，我们先把本土文明的经验写好，而岭南经验正是非常突出的本土文明经验。但也许正是这种独特性，以及语言文字对地域经验的自我保护，使得岭南经验的书写变得不那么容易。有难度的写作对象，至少能在见识层面考验写作者。从这个角度看，《亲爱的米亚》是一个值得留意的起点，对写作者本身来讲，这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起点。这个起点传达出一个确定性，那就是，郭爽可以处理复杂的题材、可以应对更多的文体。
    因为这本书，我开始持续关注这个作者的作品。2014年开始，郭爽屡有新作发表，不同文体的作品都写得出色，路子很宽，格局很大。据知，郭爽手头上还存有一些稿子，正在反复打磨，我相信，接下来的几年，一定会有更多的惊喜。在这里，甚至不能说郭爽成长得很快：仿佛不需要过多的练笔，她的作品一站出来就结实得不得了。当然，不需要过多的练笔，只是修辞的说法。事实上，郭爽的勤奋与其天分一样，令人诧异。辞职专心写作之后，她每天的作息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早上六点半起床，九点前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2点。同时，她进入写作的方式非常理性，她相信更高的力量与天赋，也讲究技术性训练，观察、调研、写大纲、写作、修改乃至重写等，技术性的理性处理，使感觉精准微妙得与真实同步，甚至可以让真实再生感觉，“我拆写过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和朱利安·巴恩斯的《你知道的那些事》，研究它的结构。写作是需要练习的”（《米亚：在写作中，我为什么关注童年和原生家庭》，三明治写作者访谈之十）。愿意这样练习的写作者，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像严歌苓、哈金、陈河等作家，在进入一个题材之前，一定会认真做调研（观察），他们的写作不是建立在悬空想象之上，所以能把实处写实、虚处写虚。个中的苦劳及收获，是那些整天只“读”手机和电视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那些平庸的“宅”作者，把感觉世界玄妙且虚幻化了。事实上，感觉不是万能的，任何杰出的作品，它的来源除了感觉世界，还有感觉以外的世界，虚拟与非虚拟共同建构了那真实的世界。有些真实，单靠内心，是看不到的，还得靠眼睛、鼻子、耳朵、手脚、皮肤去“看”。现代文学过分依赖“心”知，殊不知那实实在在的“肚”明也同样重要。心知肚明——“心”知需要“肚”明来验证，不要说古人没有提示过。正是因为有那些艰苦又令人愉悦的前期准备，郭爽才能够做到一出手就惊人。每一样“大事”，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每做成一样“大事”，都须得有长跑般的坚持不懈，笔者看好郭爽的长跑耐力。
    郭爽2014年第2期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把戏》，让人有惊艳感，这完全不像一个新手所写，老练得不得了，但同时，给人的感觉又新鲜得不得了，新鲜得让你在当下找不到类同者。写作的独异与厚实，恐怕得益于她的野生状态。这种野生状态，使郭爽一开始就避开了既定评价趣味的诱惑，她不想知道哪种写法更符合批评家们的评定趣味，她也不想知道哪种写法更容易得到发表及出版机会。她是直奔文学创作的好而去的，步伐稳健，目光远大。郭爽身上这种野生的活泼与无畏，正是当下写作者极其缺乏的品质。当下不少写作者，太知道批评家的趣味所在，也知道哪种写法更容易获得世俗好处，更知道知识分子内心的痛楚与软弱所在，这种写作本身无可厚非，也不能说有迎合之嫌，只能说，写与评之趣味的过度契合，多少会生产文学繁荣的幻象，同时，不利于异质文学与新生力量的持续生长。真正好的文学，不仅有能量改变批评的陈腐与势利，也有能量颠覆既定的美学趣味。
    读郭爽的作品，于目前而言，至少可以有三种读法。看《亲爱的米亚》对广州经验与人事的书写，是读法一种。《把戏》《拱猪》（2017年6月获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可放在一起读。这些作品有进——由现实想象人的未来处境（人的未来处境可能由内心呈现，也可能由技术呈现），也有退——由现实退回到历史，以现实为修辞，暗道历史深处的诡异与无情。“现实”在这里，是修辞手法。以“无言”的方式隐喻那些无法直接用描述等方式呈现的真实，也是钥匙，它负责开启来龙去脉。《金球》（《江南》2016年第6期）、《英格丽德遇见安娜希特的一天》（《山花》2017年第1期）《钥匙》（《天津文学》2017年第1期）、《家园》（《作家》，2017年第1期）、《钟塔》（《青年文学》，2017年第4期）等篇目，可放在一起读。2015年，郭爽获得德国“无界行者”奖学金，随后赴德从事童话和非虚构写作项目，《金球》《钥匙》等系列作品正是她德国之行的收获，收获后面付出多少辛劳，难以言表。为文学献身的虔诚，这种类似于信仰的精神，当代罕见。研讨会、分享会，各种名利场的诱惑，毁掉太多有天赋的写作者。为文学献身不是飞蛾扑火，而是护卫自我的方式：在乱世中保全时间与自我的独立。以此为前提，才有可能谈论高尚与神圣。这关于童话、原生家庭以及中西文明交融的系列作品，足以展示郭爽的写作见识及写作前景。不同的文体，对阅读有不同的挑战。“我觉得只写任何一种文体都可能会让人被局限。很多人专栏写得很好，很适合写专栏，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尝试过别的文体就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你同时写小说，然后也写点非虚构东西，两种文体各有所长，能让你知道你更喜欢什么。其实很多好的作家在文体上都特别广，既能写小说又能写随笔”（《米亚：在写作中，我为什么关注童年和原生家庭》，三明治写作者访谈之十）。
    《把戏》《拱猪》《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如前文所言，现实在这里，是钥匙，也是修辞。这把钥匙的机巧处在于，它能同时打开过去与未来。只能是现实，只能是现实来充当钥匙般的修辞。但能不能同时打开过去与未来，这有难度，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做到。最强大的钥匙，当然是能透过现实既打开过去又打开未来。中篇小说《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透过现实打开的是过去。鲍时进人如其名，他的人生“与时俱进”了，同时，他的生命也被这“与时俱进”湮没了。这“与时俱进”里有历史时间，这个时间里面有80年代、90年代，以及90年代以后。对于那些国营工厂里的工人来讲，这个“与时俱进”意味着身份的变化：无产者、翻身做主人、生产者、下岗者……相应地，那些国营工厂里的精明强悍者，也许就摇身变为与时俱进中的得意者。他们也试过要力挽狂澜，他们也深知力挽狂澜的无意义。“与时俱进”之强大的吞噬力，不仅将埋葬普通工人，也将埋葬那些在世俗生活里得意忘形的得势者。小说从丧事开始：程伯伯之丧事的寓意，相当明显，那就是埋葬，不仅埋葬死人，还埋葬活人。“程家伯伯没有表情。一张他的黑白照片，被镶进相框挂起来，对着吊唁的人迎来送往……可怜得很。没有供桌，没有供果。白纸黑字一副挽联。……工人阶级不搞封建迷信，但程家伯伯幻想过的党旗，最后也是没能盖在身上。最后有什么呢，不过是睡在煤棚里面一块卸下来的门板上面。连他的遗像，自己都作不了主，平时总在脸上挂着的一丝笑意，在这张照片里也见不着了”，“这几年，厂子里的老人像被割草机齐整收割的谷子，一茬一茬地走”。随着丧事的进行，活人的“死亡”也同步发生了。鲍时进有心无力，他的雄心与良知被时代大势埋葬。钟五四、刘丽丽、刘志平被欲望与资本埋葬。李群芳的尊严被庸俗人事湮没，“李群芳像个面团一样被那些平时近不得身的老妇女揉来揉去，一会儿就没了形状。裤腰下面白生生的肉露出一截，好像真的不知羞耻。再好看的女人，住在这厂子里，都迟早没了个形状”。葬礼的寓意无非是在说，“人”不在了，“人”被偷走了。对此，作者无意给出一个准确答案，她让时间来挡驾：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过上“包二奶”生活的鲍时进在手机上看到了某某厂爆炸的新闻，“他点进第一条去看，百来个字，点击数不到50，第二条他干脆不点进去看了”，“其实你可以说，鲍时进的这些事，根本没在这世界上发生过”。这是一个“人”消失但“活着”还存续的时代。小说写得惊心动魄：说不出口、哭不出来，那就委婉，那就节制，一样惊心动魄。《把戏》与《拱猪》相对而言，下笔更狠些。这里面的现实所开启的世界与未来有关。这两个小说的题材都与人的成长有关，郭爽写得巧妙的地方在于，她把青春成长与人工智能时代连接在一起来写。技术肢解了人的青春期，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存在，但同时，人必须与魔鬼交换灵魂才能继续无聊地存活。在这时代，人的成长，遇到史无前例的障碍，以前有来自父母及家族的伤害，而今，人工智能将加速人的自我分裂。要尝到魔鬼的甜头，就必须奉献一部分身体给技术。那余下的部分，如何安置？《把戏》与《拱猪》的相似点在于，作者把安慰的希望都放在身体的互相抚慰上——这个处理很现代。
    《把戏》之后，无论文体如何变化，郭爽对“回到”这个动作一直很感兴趣。这个“回到”，究竟是“回到”自我、童年、原生家庭，还是“回到”更远久的过去，要不要经历“中西交融”之后再“回到”，这些问题，一时半刻还很难明晰。但这个“回到”的状态，从《把戏》开始就有了。到“无界行者”系列作品，这个“回到”的动作越来越明显，“回到”的起点与终点也日益明晰。《钥匙——德意志黑森林里的人和事》花了大量篇幅书写离开、寻找，最后再“回到”。故事开始于80年代，内蒙牧民家的孩子嘎玛七岁上学。离开是从教室的木地板开始的，“踏上木地板的这一天，他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被木地板隔开的不止是土地，也不止是草原，而是他不需要钥匙也能进入的世界”，但之后，他却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换了无数把“钥匙”，才最终有幸“回到”这个世界。嘎玛由牧区到城区，再到北京，再到德国，他借助画画不断地寻找，终于有一天，他在异域破解了颜料、画布和词语的秘密，所谓的“寻找”，终将要“回到”。“在故事与故事的接力中，他试着自己的钥匙”，“古典的故事讲述者，都会在最后一个字被说出后，合上书页，或者吹熄蜡烛。带着对故事世纪的信仰、尊重与爱。在嘎玛讲出的故事里，带着自己的语气与腔调，祭奠着来自草原的风”。可见，真正地“回到”，并不容易。最后的“回到”，最高的“回到”，甚至是放下自我的“回到”，“在这片风景里，嘎玛暂时地、幸福地，忘记了自己”。这离开、寻找、回到的过程本身已令人好奇，而捕捉到这灵魂之轮回的写作者，同样让人敬佩。“回到”这个动作其实就相当于钥匙，“钥匙是金的，但箱子是铁的。虽然听众们的注意力会被箱子吸引，都关心箱子能不能打开、打开后有些什么稀奇玩意，但真正重要的是，小伙子发现了一把金钥匙”，“回到”哪里不重要，“回到”才是这把开启任意世界的金钥匙。在踏上写作征途之初，郭爽就已经找到了这把金钥匙，这真是写作者的大幸运。同时，在“回到”的那一天，这把金钥匙也终将被放下。这很值得期待。把“无界行者”系列作品列为非虚构作品，可能稍嫌局限，这里面包含的文体试验，远非这个命名可以涵盖。我宁愿把这些作品视为“故事”，这种古老的命名，似乎更具荣光——“故事”自含代代口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能处庙堂，也能野生，命很长。郭爽借助中西经验的融合，重新“回到”故事。向“故事”致敬，也是向“人”致敬，这种尝试本身就已经是意义非凡。与此同时，这种写作尝试又有打开未来的意味，未来世界里，中西经验的融和必然势不可挡。当今能够很好地处理中西交融之经验的作家，屈指可数。诚实而言，对这种经验的书写，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些前辈作家了，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还有更合适的作家要来。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再不写，就来不及了——不知道郭爽是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