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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个古典思想真的能对当下现代性的状况提供洞见与思想资源，那它必然就不只是“东亚的”。在其北大讲座中，德沃金要求中国听众用建立在“亚洲价值观”之上的相应原则来挑战他，正是期待看到这样的东西。换言之，一个思想伟大不伟大，关键看它内在有没有普遍性，可以回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问题，对于人类实践世界——人因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问题——提供深刻的智慧。现在许多著名学者，如汪晖、贝淡宁等，都特别喜欢用“亚洲”、“东亚”这样的符号来谈论思想。如果仔细去想一下的话，这本身根本是不通的：“亚洲”只是我们给地理大陆板块所设定的一个名称，这跟思想或者价值有什么关系？它怎能作为定语，加在思想或者价值之上？你要说儒家就说儒家，说佛家就说佛家，它们跟“东亚”有什么关系？儒家和佛家，本身都是普遍性的思想。“天下”本身就是一个universe，哪里是只处理“东亚”的问题？孔子针对“周文疲弊”而奔走于各国，他哪里只是捍卫“东亚”或者“齐鲁价值”？“仁”或者说墨家的“兼爱”，又什么时候成为一种“区域性价值”过？即使佛家主张出世，不解决人间群的问题，但它却正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应对。《老子》也对群的问题贡献过他独特的智慧（“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以及前文所提到的《荀子》，等等。这些都是包含普遍性规范方案的古典智慧。 而今天我们身边的这些学者，一开口就是“亚洲”、“东亚”，恰恰正是野蛮地把内在包含普遍主义指向的古典思想变成一种特殊主义的东西，强行对应到某个大陆板块上。被强加此等操作的思想文本，真的是冤：它们怎么就一下子全变成了“地方性知识”（以及那些由此推出的只适合“东亚”的所谓“贤士院”等论述）？对一个文本可以形成多元的解读，但对它本身作出如此野蛮的切割压缩，此等“解读操作”实是异常血腥与暴力的。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所遭受的野蛮“压缩”操作，不亚于手术台上的“缩胸手术”：“D cup”的身材硬是被缩切成“A cup”，然后施术者还拿着标记为“东亚A罩杯”的“中国哲学”跑出去向德沃金这些西方一流学者炫耀：只有我才懂中国思想…… 因此，关键不在于那些古典思想的发生学“地址”，而是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去激活那“丰富的资源”，以之回应当下自由民主（或者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的各种实践性困境。这就是德勒兹对思想文本的解读方式：尽管古典文本埋藏在地层学的底层，但是它们却以叠置的方式同样存在于当下。激活思想文本，首先就是要将它去语境化，把它从发生学上的历史框架中拉出来，让其直接刺入当下。在这个意义上，要借助“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来超越自由民主，就先需要对自由民主作出一个批判性的诊断，然后去激活古代的思想文本，让它切入当下，给我们提供新的视野。这同该思想文本在发生学上是否隶属“东亚”毫无关系。如果南极洲曾有先哲写过包含大智慧的文本，那么它当下被人们阅读并用来思考群学的问题，同南极洲抑或北冰洋大洋洲又有什么关系？把应对人和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大智慧，野蛮地压缩成为南极洲价值，只能解决南极洲语境的问题，这就是贝淡宁等学者所擅长的“缩胸手术”。 最后，尽管批评了贝淡宁的“超越自由民主”论说，我仍然很赞同贝氏的看法，学者“不一定就老迈、保守和严肃”，诸如“卡拉OK式卖淫”当然可以成为学术分析的对象。我同意贝教授的追问：“我认为学术思想常常与人们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不试图对生活经历进行反思？”（中译本页329）其实，很多当代哲学家（如齐泽克）的文本，就包含很多日常生活实践的分析。然而，正如贝氏随后所说的，“我确实承认，我们应当首要关注论点的实质。”恰恰是贝氏论点的实质，往往使我们无法由衷发出“高，实在是高”的赞叹，而只能说，怪，实在是怪。诸如井田制与邓小平、K歌与礼乐等等论述，均是完全凭感觉“联系”过去的，而非学术论证。 读贝淡宁的著作，使我们脑海中时时被填满这样的画面：一个老外新儒家，在对K房暗娼进行考察后却大声感叹“郁郁乎文哉！” “哇塞，这里都有东亚价值！”这种从K房性交易联系到儒家礼乐教导的道德性，恐怕让最忠实的本土儒教徒，都只能哭笑不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