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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在西方世界奠定的“条约体系”中重新“主权化”的政治过程决定了日本思想的“断裂”。将“开国”作为理解“日本思想”的枢纽并非丸山真男的独创，而是日本思想界的共识。譬如他们往往用所谓“锁国性”来指称日本固有传统对“开国”的影响与制约。像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曾经以著名的四十七浪人的历史事件为例来解说这种“锁国性”。 这一事件发生在1702年，四十七浪人为了替主公报仇而杀死贵族。这个故事在此后的三百年间被无数次搬上舞台、改编小说或拍成电影，深受日本人的欢迎和喜爱。根据加藤周一的分析，浪人集团的领袖富有智慧，也为实现最初制定的为旧主复仇的计划而奉献了一切。这个集团的特点是目标在行动开始时就已经固定下来，以后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需要修正这个目标。三百年来，这个故事大受欢迎，就是因为这种执著于目标却缺乏反思的行为合乎日本人的理想。和四十七浪人一样，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人也为了配合国家提出的目标而不断地努力，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从不对战争的目标提出质疑，只知道朝向目标前进；纵然战争失败了，他们也只是修订目标，重新朝着政府制定的“繁荣经济”的远景再次出发，却从来不会质疑这个新目标。这出讲述四十七浪人故事的戏剧被称为“忠臣藏”，所以，加藤周一把日本人的“锁国性”命名为“忠臣藏征候群”。 丸山真男和加藤周一一样感受到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忠臣藏征候群”，但他的思考比加藤更深一层：对目标缺乏质疑和修正，并不必然完全归咎于“锁国”的传统，尽管“锁国”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反思”理性和思想的缺席，也许和“开国”的状况有更直接的联系：一方面是被“条约体系”所规定的“现代国家”的一系列制度迅速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欧美的思想文化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数量从开放的国门急剧地涌入，致使国家生活的统一秩序的建立与思想界“无秩序”的疾风暴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面上看，“正由于过去的东西未能被作为对象来自觉认识，从而未能被现在所‘扬弃’，所以导致过去的东西从背面溜进了现实之中”。这就很容易把所有的问题都推诿于“锁国”的“传统”。然而，旧的“传统”之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妨碍了新的“传统”的构造，恰恰是因为“开国”改变了原来“传统”的位置和功能，“传统思想在维新后越发增强了零碎片断的性质，既不能将各种新思想从内部进行重新构建，亦不能作为与异质思想断然对抗的原理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尽管作为各个思想内容及其所占地位有着巨大差异，但思想摄取与表面交锋的方法上，‘前近代’和‘近代’反而产生出相互连续的结果”，由此造成了“日本思想”的内在断裂：“一方面是思想没有被作为一种传统积淀下来，另一方面是‘传统’思想糊里糊涂地延续和无关联地潜入近代，这两者其实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 这样看来，“日本思想”无法形成“传统”只不过是“开国”造成的“无秩序”状况的一种“征候”罢了，同时这种“征候”又是被试图统合“无秩序”状况的举措所决定的。明治维新以来，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为“制度”与“精神”的“脱节”所苦。伊藤博文开始构建日本近代化国家时，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难题，即日本既有的“传统”宗教并没有形成可以作为精神内部的“机轴”而起作用的“传统”：“欧洲的宪法政治自萌芽以来已逾千年，不仅人民对此已非常熟练，而且还有宗教作为其机轴，已深入人心，所以人心皆归于此。但在我国宗教其势微弱，无一能成为国家的机轴。”因此，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要寻找一个可以替代“宗教”同时又能发挥“政治”作用的“机轴”。在日本，这个“机轴”有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是“国体”。 据说“国体”一词的起源，来自于幕府末期吉田松阴和山县大华往来的书信，吉田认为，“国体”指涉日本民族特有的推动力量，而山县则不承认日本民族中有这种特有的推动力，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有同样的推动力。很显然，吉田的“国体”概念可以视为继承了日本民族的传统，代表了本民族某种特有的力量。明治维新以后，“国体”在承续欧美现代政治的语义上，指的是日本国现在的政体以及现存的政治秩序，但在更深层次上，它被当作一种超越于政治之上，具有某种“宗教”性质的力量，即照亮日本现存的政治制度，使之永恒不变的投影。而在明治宪法的表述中，“国体”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君临，总揽统治大权”。作为宪法制定者的伊藤博文，他对“天皇制”的解释是：“在我国可以成为机轴的，惟有皇室。因此在此宪法草案中要致力于这一点，尊重君权，尽量不使其受到束缚。”这一结论作为日本“宪法政治”的绝对前提被确定下来，它意味着日本对“国体”的选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成为了整合近代国家与日本传统的“机轴”，既可以克服“制度”与“精神”的“脱节”，又能解决思想“无秩序”的状态。 但“有序”地思想了并不一定就“构造”出了“传统”，还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是一种“有构造”的“秩序”还是“无构造”的“秩序”？天皇制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同时担负起精神机轴的使命，一方面固然可以凌驾于上层制度的迅猛近代化的进程之上，通过保存基层社会的村社传统而贯彻“家族国家”的构想；与此相应的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则是保证了各种引进的新思想无需和传统思想产生真正的对抗和冲突，“按一定时间顺序引进的各种思想，在精神世界内部都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可以说具有无时间顺序的并存倾向，因此这些思想反而失去了历史的结构性”，这就不难发现“在欧洲本来是对根深蒂固的传统进行殊死抵抗的东西，在日本反倒与‘常识’性的想法轻而易举地相一致，或是最新的舶来品与原有的手头上的思想库存顺利地吻合”……这种贯穿“制度”与“思想”的天皇制，确实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了特殊的动力，其实质是“以条约改正为有力动机的制度‘近代化’，只是由于缺少来自社会的抵抗力量，因而在以国家机构为主的社会领域如入无人之境地展开……处于两极的中间地带迅猛发展的‘近代化’，在制度上和在意识形态上是通过保留和利用顶端与底层两极中的‘前近代性’而成为可能的”。“前近代”、“近代”和“超近代”的“杂糅”与“杂居”几乎成为了日本近代化过程的宿命，由此带来的后果自然也很明显，具有超越性、近乎于“神”的“天皇制”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可以避免无论制度还是思想层面多种因素并存而带来激烈冲突的可能，于是思想者的“转向”——从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激烈的日本主义者，从稳健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似乎变得十分方便自然。尤其是在危急时刻，“日本社会或个人内在生活中对‘传统’的思想回归，往往会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如同人在吃惊时会情不自禁地突然冒出久违的方言来一样，与一秒钟前使用的普通语言完全没有任何内在关系，就突然‘迸出来’”。这种随便改变思想立场却毫无负担的现象比比皆是，恰恰说明了“日本的思想”没有形成有“构造性”的“传统”，或者说形成了一种阻碍“构造性传统”立足的“无构造”的“传统”。 同样出于对“传统”认知的区别，丸山真男对洛维特所谓日本人“自爱”的说法还是有一点保留，在他看来，洛维特似乎没有注意到日本人在失掉“爱国心”之后，还会表现出另一种思想上“自虐”的倾向。“自爱”与“自虐”并存，往往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洛维特深研德国辩证法，当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中对日本经验更精彩的概括，是引述当年一个日本社会学家对他的提问：“你们既然教会我们科学技术，现在也应该让我们明白，要怎样才能驾驭这些技术，却又不会迷失自己？”我感兴趣的是，丸山真男会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延伸阅读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德]卡尔·洛维特著，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