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后起者写“苏州”都会遭遇到一个庞大的“文学苏州”的传统。远的不说，就说当代，从陆文夫以降，范小青、苏童、陶文瑜、车前子、叶弥、朱文颖、王啸峰……“文学的苏州”和“真实的苏州”彼此塑造和侵入，变得边界暧昧。当我们谈论苏州，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些作家文学想象的苏州——陆文夫的《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苏童的《城北地带》等。苏州是一座中国的“纸上的城”。
    张苏宁的《枕河人家》却顽强地以最具有苏州城市地标性的“枕河人家”来作为小说的题目，即使不说挑战，至少张苏宁是在对话，或者“复调”的意义上展开他对苏州的文学想象。小说的第一章写“古城”、“老宅”，写一个小女孩童年记忆的复活，“一溜儿的粉墙黛瓦，淡雅别致得像展开的水墨画卷”；他写潘家先祖潘祖荫因为《枕河图》引动的乡愁，却未能兑现的“辞庙堂之高，深隐民居，享受的乐趣”苏州梦。还乡的兆瑞向他的异国友人布兰克和高仓原介绍苏州说，“苏州水城的特点是水陆并行、河街相临，形成双棋盘的格局。你们看，小巷古宅、粉墙黛瓦，绿水人家绕，所以被称为枕河人家”，这其实是张苏宁对所有的读者介绍他的“枕河人家”的苏州。如果说小说中涉及的风习、园林、中医、文人雅藏等可以是整个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而昆曲传习所、桃坞艺社等则是大文化中的苏州地方性文化。《枕河人家》的人物是活在“文化苏州”的。
    说《枕河人家》是一部家族小说，大抵不会错。张苏宁写丁家和潘家因祖上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在中国近现代的命运。外婆讲述的家族往事和“我”讲述的共和国一代人的故事在小说中交错着。两者之间，张苏宁更用心的是家族往事，“我”的故事旁逸斜出，隐约滋生出家族的文脉，比如建国将祖上收藏的古籍带到插队地，比如“我”对古代器物书画有异于同时代人的品别能力。但说到底，这些在家族往事中植入的年轻一代故事可能更多的是张苏宁在长篇小说结构艺术上的雄心。在他心目中，《枕河人家》不只是一个城市的繁华梦，他的小说地理是从平江路向西太湖的莲花庵、苏北里下河不断拓展的。如果对中国城市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其实在现代中国最有资格讲“从前”的城市应该不是上海，而是上海的近边——苏州、杭州、南京、扬州。
    《枕河人家》从晚清退隐官僚讲起，在我们几乎以为他要“怀旧”时，却转而投身到一个现代传奇的讲述，写端方到张宗昌再到日本人对大盂鼎、大克鼎的觊觎，写潘家护鼎以至于付出生命代价，各种斗智斗勇，最后有惊无险，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得以献给新的共和国，张苏宁自己在小说中总结为护鼎有功的兆君是“君子风范加巾帼风采”。《枕河人家》的“现代”不只是这个护鼎故事发生在“现代”，我们看到小说中隐伏的另一个“现代”，若兰、吴修竹、周霞影等这些过渡时代的知识人是如何“现代”的。一定意义上，没有这个“现代”，也就没有小说中护鼎献鼎的现代传奇了。
    张苏宁的气质使得他不可能像苏童、叶弥、朱文颖、王啸峰等那样去写苏州，他的《枕河人家》的亲缘性应该是陆文夫和范小青。陆文夫写苏州有士大夫气、名士气的优游、练达和世故，而范小青则是江南女子的细致温婉、悲悯怜惜。乐道小康、秉持操守、延传德性，从容自尊地过自己的“日脚”成为这座城市的根性。陆文夫和范小青看取的苏州不同，但他们笔下的城市文化遗民都引人注目。和陆文夫、范小青也许不同，《枕河人家》其实打捞了更为久远的“轻悍”的传统。在我们几乎要忘记苏州是出过专诸、要离等侠义之士的苏州时，《枕河人家》的丁香（兆君）这个生于闾巷中药世家的女子独立承担起潘家大宅的护鼎重任，回响激荡着吴地的“轻悍”之声，而且小说更是单辟一章“侠女”写若文的慷慨报国。《枕河人家》的“文化异质”性应该在苏州当代文学谱系上得到识别。所谓的“复调的苏州”也正是这种“文学史上”的复调。
    一城有一城个性，这就成就了“我城”。这种个性可以是城市地理空间上的，也可以是地域文化、政治、经济范式上的，甚至阶层、种族等等也影响着城市的个性。“我城”之“我”还不只在内外、内内之间城与城的差异性，城市为个体所提供的不只是工作、生活的空间，更是精神和心理的安顿之所。因而，就当下中国而言，个体之“我”与差异之“城”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大相径庭的“我城”。这样，所谓“我城”强调的不仅是现代中国城市在城市样态、精神气质，或者说在城市空间意义上存在的地理、文化、心理之上的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差异性，而且对一个作家追问何为“我城”，其实意味着思考他们笔下的“城市”是按照怎样的肌理，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它怎样地浸透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能够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怎样的新可能。
    文学的“我城”想象和书写所着力的还不应该仅仅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和阶层界别上开疆拓土。文学之“我城”最后被兑现应该是灌注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的“文学”城市地标的涌现。这些文学中的城市地标，应该烙上作家个人印记的体验、经验、修辞、结构、语体，如狄更斯之于伦敦、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等等。在“文学苏州”的传统谱系和对“苏州文化”的理解上，《枕河人家》都提供了“我”和“我城”的一种彼此生发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可以拓殖的辽阔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