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奥列毕业于北大中文系，80年代就是国内青年评论家。那时读中文系本科的我开始学写评论文章，经常拜读他的大作，颇引为先辈和同道。可惜他渐渐淡出，听说移民澳洲了。若干年后我也在中澳之间奔波，很快有缘识荆，知道他移民后仍执著本业，除了给一家华文报纸当编辑，心无旁骛，继续做评论，只是评论对象由国内文坛换作澳华文学，其“悉尼文坛逐个数”、“澳洲风流”系列至今还是研究澳华文学的权威参考著作。在几乎一律为生活所迫或对物质生活有更高追求的90年代澳洲华人新移民中，这种专业精神使奥列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数。
    澳华文学表面热闹，但很少专事创作的，大多数只是“洋插队”一点余兴而已。这固然难能可贵，但因此也就缺乏专业精神，专业文学评论意识的稀薄更是到了新世纪才有所改观，所以我和奥列之间同道之谊按理应该更加深厚。但我每次去悉尼都很匆忙，偶尔文友小聚，奥列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笑眯眯听别人讲话，很少高谈阔论。后来我们一起为萧虹教授设立的“南溟基金会”做评委，见面主要讨论评奖事宜，也难得交流。最近我们先后辞去评委之职，相聚更少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严肃，内敛，低调，朴实，如“五柳先生”所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跟周遭的张扬喧嚣形成鲜明对比。这固然有古人高致，但也让我感到几分神秘。
    去年10月我正独自在意大利漫游，忽然接到奥列邮件，嘱我为他新著“游记散文集”写序。我略加思考就答应了。这倒并非自觉有资格写序，而是因为我本人意志薄弱，害怕舟车劳顿，况且很早看过布宁小说《旧金山来的先生》，对堂而皇之炫耀成功专图享乐最后乐极生悲的“豪华游”既害怕又反感，但全球旅游业并未因我的这点小情绪而萧条下来，所以我很想知道为何那么多人爱满世界跑，当然很想看看奥列的游记散文写了些什么。比起正襟危坐的文学评论，这或许更能“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吧？说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
    十七至十九世纪，先是英国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青年男子为考察各国文化、增进自身修养，以意大利、希腊为中心，大规模旅行欧洲各国，这种所谓Grand Tour的风气直接催生了现代欧洲旅游文学，其中就包括游记散文。若将Grand Tour 译为“壮游”，则此等风雅之事中国古人早就有了。孔老夫子告诫弟子们“父母在，不远游”，但“游必有方”，必要时也不妨到处走走。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推销他为各国君主设计的治国之道，至少《论语》中孔子“无心看风景”，但这并不妨碍他所欣赏的曾点之流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跟着老师到处游山逛水。可惜除了“逝者如斯夫”这句著名的喟叹，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旅游文学。《楚辞》相传出于屈原之手的篇章就不同了，三闾大夫因遭放逐，漂泊流离中抒发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愤懑，同时活动空间显著扩大，读者追随其足迹，不仅看到他如何在想象中驾驭飞龙从九嶷山一下子遨游到昆仑悬圃和西海流沙，也依次看到他在地上所经过的沅湘之间各种风物。《哀郢》更详尽描述了楚国官民在首都沦陷后一路流徙的景象。这与后世“游历”以及现代“旅游”不是一回事，但至少都是到处走走看看。
    说到文人“游历”，不能不提到司马迁，他正是凭借早年漫游经验所得书本之外的丰富知识，再结合太史公渊博家学，才著成彪炳千秋的《史记》。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无意于单篇散文创作，但《史记》中保留了游历各地的大量感性经验，如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同一时期的汉大赋是扬雄司马相如等“帮闲文人”记叙帝王宫廷之瑰丽，田猎之壮观，多静态描摹，缺乏大的空间变换，但也不妨看做游记散文的一种类型，因为游记可写旅行各地的感受，也可写固定一处的见闻。降及东晋南朝，照刘勰的说法，“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大家厌倦了玄学空谈，转而寄情自然，不仅写出许多山水诗，也留下不少游记散文。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郦道元《水经注》等皇皇大著更使游记散文在文体上趋于多元和成熟。此后不用说伟大的《大唐西域记》了，唐宋两代文人无论僧俗，早年大多皆有“壮游”之举；中年遭遇战乱，或宦海浮沉，四处漂泊，天涯沦落，无论苦乐若何，普遍的游历范围总是更广阔了，诗歌之外的散文记游之作也因此而加多。唐宋八大家几乎都是游记散文高手。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固是逢迎拍马之作，但你看他写得多么铿锵磊落，足以代表古人对旅游与文化修养之关系的经典认识：“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唐宋以降，锦绣河山，四时景物，到处名胜，各族风俗，不知触动多少迁客骚人的情思，著为文章，粲然可观者夥矣，而沈复《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可算是压卷之作。
    近代“睁眼看世界”，能文之士如黄遵宪、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记叙“海外轩渠”的文字不少。“新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留学生文学”，新文学家们描写各自海外留学生活的作品是现代文学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小说诗歌之外，游记散文举足重轻，有旅行国外的如胡适等人留美经历的记叙，周作人及创造社诸君子的日本印象记，王独清、朱自清、徐志摩等的欧洲和意大利随笔，很快也有了在国内的探幽访胜之作，如郁达夫《屐痕处处》。80年代再度开放，许多作家有机会出国，纷纷写下见闻感想之类散文随笔，如王蒙《访苏心潮》。这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可小觑的一个品种。90年代以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记叙海外经历的汉语游记散文数量剧增，其中“新移民作家”更不遑多让。不同于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国内作家，“新移民作家”特殊的经历、身份和由此而来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游记散文风貌独特，无可替代。奥列这本《故乡的云，异域的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本书所收作品分两组，一组写他出国后多次回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的经历，一组写他也是出国后旅行欧美、澳洲、新西兰和新加坡各国的见闻。倘要概括两组游记散文共同的特点，最好还是那句现成话，“平淡而近于自然”。这种写作风格，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奥列作为一个散文作者的心性。
    奥列文笔朴实，但并不板滞，更不乏激情与灵感的火花。他写的许多地方，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昆明这些一二线城市，以及广东侨乡“四邑”之一的开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卫星发射站，云南贵州青海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区，不管你是否去过，是否拥有那些地方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读之下，还会有许多新鲜感，甚至不小的震撼，因为奥列在平实的叙事和交代性文字中敢于随处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任何翔实的旅游宣传资料不会提供的。奥列文章一往情深，但绝不滥情。毕竟人过半百，感情沉淀下来，多了层理性的节制，抒发出来便自有一种分寸，一种智慧的启迪。每到一处，奥列都力求从表面热闹探究内里真相，可以见出他的今昔参照，东西方对比，小说家的叙事能力，散文家的文字功夫与评论家的理性分析习惯。他的思考并不刻意求深，更不一味剑走偏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所知，更知道自己的有所不知，故行于所当行，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
    通读全书，你不仅跟随奥列脚踪在纸上深度旅行了世界各地，也不断加深对奥列这个“导游”的认识。他确实是称职的文化导游，按部就班，细大不捐，很让人“涨姿势”！且不说第二组“域外的风”，就看第一组“故乡的云”，我相信即使在国内到处游走的读者也会有新的感触，勾起新的回味。比如“多元文化”现在已成为西方现代移民社会专属的“政治正确”的一个好词，中国的“大一统”则似乎成了定论，但看奥列这组国内游记散文，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经过千百年融汇凝聚，固然造成了高度统一的中华文明，然而仔细观察，在高度统一的主流文明和流行文化表层之下仍然保留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与主流文化并行不悖，由此造成立体多元的现代中华文明景观，远非一些西方的移民社会临时拼贴也因此麻烦不断的“多元文化”所可比拟。奥列还不时采用“闲笔”，记录了很多次跟他一同应邀旅行祖国各地的“四海作家”们的种种表现。这也是此书另外一大看点。奥列写这些旅途中的同伴，实际上是借用他们的眼光，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看，一起感受，一起思考，一起发出各不相同的声音，并非简单的呼朋引类，制造热闹。没有这些大多数在90年代以后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不同的感受和眼光，仅凭一人所见，当下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恐怕还不会如此充分呈现出来。
    所以奥列不聒噪，不自炫，也尽量避免贩卖常识。他一再声明只是从普通访客有限视角如实写来，宁可低调一点，点到为止，绝不包打天下穷追不舍，文章因此放得开，收得住。“引而不发，跃如也”，是本书在写作心态和写作方式上最大的好处。
    临了说点题外话。我很喜欢他写“台北叔叔”、“狮城舅舅”那两篇。在他的东南亚华侨大家族的背景中，肯定还有更多感人的故事有待挖掘。但这可能溢出了游记散文范围，那么，就先记上一笔，权当我对他的或许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后续之作的美好期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