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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拉瓦斯汀选取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作为《欧洲精神》的主角，不仅因为他们承接了欧洲精神，还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到“未来思想欧洲的开端”。昆德拉着重于把东欧从苏联的卫星国拉回到欧洲的中心，拉瓦斯汀更倾向于认为中 / 东欧知识分子呈现了“另一个欧洲”。一度深陷“黑暗时代”的他们，拥有对欧洲精神的不同理解，比如在萨达姆的问题上，一些中 / 东欧知识分子支持美国的行动，与欧洲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具有很大差异。拉瓦斯汀反对轻易将他们打入另册，她指出米奇尼克把对萨达姆的战争归入波兰反对希特勒或者芬兰反对斯大林的战争系列，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是因为米奇尼克对“黑暗时代”记忆犹新，认为“让人道规则在国际关系中消失是对专政的一种包容”。中 / 东欧知识分子的立场当然可以商榷，但是如果欧洲的主流知识分子把反美视为承接欧洲精神的表现，却不对一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的绥靖政策进行检讨，欧洲精神就会逐渐单一化。欧盟对中 / 东欧的接纳不是一种恩赐，而是收获，曾经“黑暗时代”的“二等欧洲”，将会提供“另一个欧洲”的历史经验和问题意识，使欧洲一体化不是欧洲精神一体化，而是带来欧洲精神的多样化。 拉瓦斯汀指出米沃什的思想具有中 / 东欧知识分子的特征：“一方面承袭了某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浪漫主义批评，表现为不含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文化多元性的一贯坚持和尊重，同时另一方面继承了启蒙时期的普遍主义，表现为不含等级倾向的将个人尊严视为最高价值。”可以这样说，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创造着具有东欧特色的欧洲精神，这种东欧特色，反而更具普世价值，即使遥远的东亚读者也会从中有所收获。 “纯洁性”一向为各方喜闻乐见，作家主张“清洁的精神”，政府主张“清除精神污染”。但是，米沃什有着不同的“纯洁观”，对极权的亲身体验，使得他没有天真地站在清洁、净化、纯粹、整齐的一边，他没有极权美学常有的那种“洁癖”。两个事件对他构成了挑战，一个发生在1943年的春日，一个发生在1949年的夏天。1943年，纳粹对华沙的犹太区发动武装清洗（“清洗”也是一个纯洁的词语），华沙市民故意忽略了这个让人不快的事实，甚至在战争的烟雾中愉快地荡着秋千。1949年，米沃什已经渐渐习惯于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满足于通过这种精神分裂捍卫一些道德准则。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看到几辆载满犯人的吉普车，士兵们身穿大衣，囚犯们冻得哆哆嗦嗦，他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和在烟雾中荡秋千的人们没有区别。米沃什终身的写作，都与这两个事件有关，他总能在美妙的布景之前看到更为多样的现实。他的“叛国”一度被视为污点，但是这也可以视为他对纯洁性的拒绝。几十年后，当巴尔干地区出现种族清洗，很多欧洲国家袖手旁观，米沃什却期望它们介入这场人道危机，尽管这会遭到“相信战争”的指控，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帕托什卡只比米沃什年长四岁，但是他没能与米沃什一起见证“天鹅绒革命”，而是死于非命。面对黑暗时代，离开还是留守，这是个人选择，很难进行高下之分。但米沃什们需要感谢帕托什卡们，没有这些死于非命的“次等公民”，“叛国者”永远是“叛国者”。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为了纪念帕托什卡而作，其中对水果店标语的分析，已经成为著名的段落。本文标题同样来自这篇文章，“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是《欧洲精神》的译法，《无权者的权力》的一个中文译本这样翻译：“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帕托什卡拒绝像水果店经理一样，向自己无法认同的标语表示忠诚，他公开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请注意，重要的不是“反对”，而是“公开”。“黑暗时代”从来不会缺乏反对者，但多是腹诽或道路以目、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最多也不过街谈巷议，而且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反对的声音在黑暗中进行，他们反对的对象反而站在光明之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只有启明公共领域，才能驱散黑暗。“黑暗时代”的人们不是“地下工作者”，反对不是“潜伏”。帕托什卡是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当时是民主国家）首任总统马萨克（通译为马萨里克）的学生，马萨克与胡塞尔是莱比锡大学的校友，两人谊同师友。1935年圣诞节，胡塞尔将马萨克于1878年赠送的阅书架转赠给帕托什卡。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的殷海光，他们都是“黑暗时代”的承前启后者。 或许是有陌生化效应，此前闻所未闻的毕波最让我惊喜，我在这一部分划了最多的线。他关于精神自治、“政治文化畸变”、政治歇斯底里症的看法，比如“政治歇斯底里症总是能在给群体造成创伤的历史经历中找到病因：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让我心有戚戚焉。《欧洲精神》的作者拉瓦斯汀把他称作“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最深刻也最怀才不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确实，毕波的很多观点都是怀才不遇。他认为，询问是多数民族首先开始压迫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首先用破坏性行动来伤害多数民族，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因为少数民族会使用“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言语来说明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有多么可怕”，而多数民族则声称“这些在外国大学接受过教育的攻击者如何煽动温和的国民反对政府，以及其他一系列可憎的破坏活动”。如何从这种死结中走出？毕波指出，多数民族应当首先迈出和解的一步。重要的不是谁先伤害对方，而是谁先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这种思路对于检讨反犹主义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 1946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论欧洲精神》的演讲，他表示：“坚持下述三个要求，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1）借以产生真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交往，生存论上爱的斗争的深度，直至此在中诚实的自我忍耐；（2）控制住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拒斥任何形态的封闭知识，使我们摆脱任何形式的立场和主义；（3）承认爱是最终的引导，但同时把不可避免的恨当作爱的条件，使之尽可能马上重新挥发殆尽。”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要求，但后来的中 / 东欧历史告诉我们，那些“黑暗时代”的繁星实践了雅斯贝尔斯的演讲精神。 2009年9月至10月 延伸阅读 《黑暗时代的人们》 [美]汉娜·阿伦特著 王凌云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