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挑战的背景下，颜敏如女士的这部《拜访坏人》显示出了其不同寻常的探索精神和丰硕的成就。 定位于“传说时事”的“文学人”，敏如对于很多媒体在以巴问题上的偏颇和失误有着清楚的认识，她在书中藉着朋友G的口描述道： ‘媒体大量报道以巴纷争，却少有其他受压迫民族的消息，因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西方记者容易生存，也因为长期以来，这些记者落入了“加害者、受害者”的圈套，沿着这条主轴分析，以“以色列强占土地，造成巴勒斯坦人生活痛苦”的角度观看每个事件……’ 虽然是引用朋友的话，但是敏如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显然不比她的朋友低。因此，她在作品中采用了三个策略来维持叙述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第一个策略是深入现场，从当地人的口中去了解现实的真相。作为一个不在当地长期居住的作者，敏如两次前往以色列的旅行可以被看作是她努力摆脱自身立场干扰，而让事实自己说话的努力的一部分。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敏如的这些旅行并非游览式的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到当地的人群当中，生活之中，从她与当地人的交往当中去了解那些不可能从书本或媒体上了解的真实。有了这个策略的实施，应付第一个挑战的成功就有了基础。 第二个策略是尽量避免让自己的感觉影响文本的叙述，而把叙述权交给当地人，交给作品里的那些人物。整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敏如的语调是平稳而沉静的，很少渲染个人感情色彩，虽然在以色列这样特殊的国度里会遇到特殊的情况，也会必然有感情的上的反射，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压抑和淡化这种感情的痕迹。比如她描写在Sde Dov机场遭遇安全检查人员不近情理的苛刻对待时，尽管我们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出她的愤怒和不满，但她并没有去宣泄自己的感情，而是保持了叙事的平稳和冷静，让自己和安全人员的对话来说明一切。而在随后描述她在基布兹的参观时，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她片刻之前那种遭遇带给她的情绪，中心仍然是她的朋友的介绍，直到在随后一段跟朋友通话的记录中，我们才看到一点“怨而不怒”的感情表达。这样一种写作策略的运用当然不是说作者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没有看法，也不是说这种看法不能从文中表露出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当叙述的主体是当地被采访对像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时候，作者为她的事件贴标签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了。读者可以不同意，但他的思维自由并未受到限制。 第三个策略是保持叙述者的多元化和平衡感。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敏如尽可能让她的人物多样化的努力。我们听到以色列中间派民族主义者的评论，我们也听到极左翼活动家对政府的严厉批评和谴责，我们甚至还听到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当然，我们没听到极端暴力分子，无论是来自巴勒斯坦还是来自以色列的暴力分子的煽动和宣传。从上文所说的新闻的良知与道义问题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处理，既保持了现实的多样性状态，又没让自己成为反社会活动的工具。 这第三种策略其实可以看作敏如自己所讲的一种特殊写作方法的实现。她在前言中说：“在写作期间，心里不断有个声音推翻、反驳自己，其实是种想像中的沙盘演练。常问自己的是，如果读者对某一点提出攻击时，必须如何回应。” 在某种意义上，敏如笔下叙事者的多元性可以被看作是这种作者内心沙盘演练在人物身上的外化表现。“我”跟读者之间的辩论转化成了人物之间的对抗，而公正与公平便在这种对抗中得以保存。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以巴问题上，新闻记者或作者的良知和道义感不是由他们的自信来保证的，而恰恰是以这种对自身的怀疑精神和盘诘手段为基础的。 描写以色列生活和现实的书籍今天已经不少，零散的文章就更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作者基本上只关心自己要写的内容和观点，想方设法用自己的看法去影响读者。敏如是在这个题材方面少见的不仅问自己写什么，而且问自己怎么写的作者。在她的前言里，你可以看到她是怎样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并苦心寻找答案的。我们也可以从她对阿富汗问题的独特观察角度和叙述手段上看出她的探求精神。考虑到以巴和中东问题的特殊状况，可以说在这里 “怎么写”的重要性甚至压倒“写什么”，敏如抓住了这个问题，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成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是敏如的这部书中最让我感到有价值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