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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老英雄沙龙的亲密私人顾问乌瑞-丹在《阿里尔-沙龙：近距离写真》一书的序言中说：“在以色列，创造历史比撰写历史容易。”的确，在别处想进入史册的人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而无法成功，而在以色列，好像无论做什么，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丹青留名，乃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或者至少被人说成这样。 毫无疑问，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所谈论的并不只是发生的事件，我们所谈论的是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关注、记忆和叙述。因此，“创造历史”和“撰写历史 ”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创造历史”之所以容易，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撰写历史”不那么困难。这块土地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放大效果：本来是块弹丸之地，却不成比例地受到整个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关注；本来是影响有限的本地事件，却无缘无故引起各方巨大的反响和回应；本来是可以时过境迁的陈年老账，却无休无止地被人翻出来清理结算。正如马克·吐温笔下描述的约旦河：在以色列，那条河不过九十英里长，百老汇马路那么宽而已；然而万里之外，在美国主日学校的教育下，他从童年起的印象就是那条河至少四千英里长、三十五英里宽。因此，写以色列，无论你采取什么体裁，历史也好，新闻也好，纪实文学也好，归根结底都比别处更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更有可能引人关注，即使你以为你所撰写的是生活小事。 “容易受到关注”、“容易遇到有历史意义的焦点问题 ”，这是写作以色列题材的优势，但这优势也就到此为止，剩下的全是挑战。这挑战当然有来自题材本身的问题，比如，以色列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色列宗教问题的艰深性和敏感性、以色列与犹太思维方式的独特性，等等。然而更大的挑战则来自写作者自身，具体来说，这种挑战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场问题。对大多数人而言，以巴问题其实是个难度很高的话题－－很少有人到当地真正考察过那里的情况，很少有人认真读过犹太与阿拉伯文明的典籍资料，也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那里的现代历史。然而很多人谈起这个话题来却往往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我曾经遇到一位先生大谈以色列如何不民主，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投票权，等等。交流了几句，才明白他根本不知道以色列境内住着一百多万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享有跟犹太人一样的所有民主权利。他以为只有约旦河西岸与迦沙地带才有巴勒斯坦人。这个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以巴问题的窘境：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少立场；而且习惯于用立场代替一切，站在权力话语所预设的立场上高谈阔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其实跟以巴之间的现实没什么关系。 第二、标签问题。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有联系，但涉及的范围却更大，不仅普通不明真相者常常深陷其中，很多住在当地的新闻或专业人士往往也不能幸免，连累很多媒体对当地情况的报道被标签遮盖了真相。以巴问题常见的标签有“侵略 ”、“占领”、“屠杀”、“难民”、“恐怖主义”、“美国偏袒”等等。标签的问题在于它们简化了以巴冲突现实里纷繁复杂的关系，给旁人带上有色眼镜，而且严重限制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能力。几年前，我跟一位学者辩论“黑九月事件” 问题，他举出了当年约旦国王侯赛因通过英国向以色列美国求援的事情，以此来证明黑九月事件跟美国的关系。随后他就免战牌高挂，拒绝再讨论下去。按照他的逻辑，“美国”是个坏标签，一旦把这个标签给侯赛因贴上，事情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讨论下去了。所以侯赛因听任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叙利亚侵略军蹂躏自己的国家是对的，因为那两家跟美国没有联系；而他联合美国以色列保卫自己的国家则是错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坏标签。这是一个标签阻断了人们的思考能力的典型例子，当然这个例子里的问题比较外露，但实际上，很多有关以巴问题的言论或报道都不同层次地存在这样的标签限制思维的问题。 第三、丧失公正和公平。普通人按照自己的立场发表自己的言论并没有什么大错，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媒体的问题。美国新闻学重镇学者利昂?纳尔孙?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一书中曾指出“有时候，主编会觉得报纸是他个人的财产，他觉得怎么合适就可以怎么干，用来散布符合他的观点的宣传，用来传递他认为公众应该接受的半真半假的信息和被歪曲的事实，这样的态度和不懂生意一样缺乏专业素养……在报纸与公众的所有关系中都需要对公正和公平有充分认识。”这种新闻媒体必须遵守的“公正和公平”即使是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也很难做得完满，在以巴冲突这样充满了权力话语的问题上自然就更难实现。问题在于，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在其它问题上尚能对公正和公平有所认识，碰上以巴问题就顺理成章地站到了“受压迫者”、“弱者”的标签一边，其报道也就成为一种宣传，而且不认为有什么不对。早就有人指出媒体即使是在最细微的词汇选择方面也不能保持公正，比如，以色列平民被恐怖分子炸死，便被说成是“以色列人”，如果是士兵则一定要说是以色列军人；而巴勒斯坦人如果被炸死则被称为“巴勒斯坦平民”，未成年则称“巴勒斯坦儿童”，无论是否参加恐怖组织的活动。一个比词汇选择更严重的情况是进行“反社会”或者“反人类”的报道，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几年前在耶路撒冷发生恐怖炸弹袭击之后，不去采访遇难者的家属，却去渲染恐怖分子的家庭和他的“事迹”。利昂·纳尔孙·弗林特在分析某家报纸报道一场死刑判决后罪犯宣称“我准备好了，我不怕死”时，指出这样的报道是“反社会”的，因为它把“不怕死”这样的积极价值观赋予了罪犯，使其成为一种可以模仿的对象。如果这样的报道是“反社会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那样的报道显然是在鼓励恐怖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是“反社会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大规模地因为弱者标签而偏袒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做法在很多媒体中成为一种惯例，使得类似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已经把媒体看成恐怖袭击的工具之一，他们用恐怖袭击来招引以色列的打击，把在打击中死亡的妇女儿童照片传给媒体，以此造成谴责以色列的声势，为自己捞取好处。此外，类似半岛电视台这样把恐怖主义者当作英雄来宣传的做法也明显地引起了巴勒斯坦青少年的模仿。2007年6月，当恐怖分子们在迦沙地带把屠刀架上自己骨肉同胞的脖子时，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便愤怒地谴责这些恐怖分子“只信仰一种宗教：他们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由此可见，很多媒体在以巴问题的报道上不但做不到公平与公正，甚至连自己旁观者的地位都保持不住，实际上成了促成暴力活动的一方，从而丧失了新闻媒体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良知和道义。在以巴问题上，新闻报道的良知和道义应该类似于报道反社会新闻时的准则——不仅要做到真实准确，而且要注意自己没在煽动或帮助暴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