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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讲清遗民在逊清以后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还需要从民初的时局和世势入手。帝制解体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混乱的时期。权威真空、经济衰弱、文化淆乱和风俗凌夷是民初时人的普遍感叹。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直将民初中国形容为鬼蜮世界：“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盗贼兼优倡。无廉耻又无君父，无是非又无天良。”许多遗老都认为，政治上尽管经历了改朝换代，其实尚不足惧，最令人忧心的却是“人心陷溺”（罗振玉）和“数千年纲常之大变”（刘矞祺）。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检讨民国教育时说，惟重科学，不惜廉耻，“故学生皆不知纲常、伦理为何物，此世所以日益纷乱，而人心风速败坏，已臻极点”。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的“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说的也是这层意思。纷乱政争更加深了这群在在以中国文化为性命和本位的读书人的忧危之感。比清社既屋更加可怕的，是以纲纪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的沦亡。身处于如此世道的清遗民，因之有了一层更加幽郁孤愤的末世之感。梁济的弃世，正是发生在这样一种悲凉的心境底下。 关于民国初年的混乱，不仅是遗老的夫子之叹。亲身参加了辛亥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熊十力同样有此感慨。1916年的《某报序言》一文中，熊十力大发忧时之论：“民国以来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是故上下之间，无是非可言……民国五年之间，各种制度，各种人物，无一不经试验，而无一可加然否。自三五以降，吾国之不道，而至于无是非，未有如今日。故乱极而不知反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价值失序是熊氏的主要忧患所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再次强调，“国人痛鼎革以来，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对于失去民族固有精神的忧虑，这是进步的科学救国论者无法企及的深度。南社诗人柳亚子虽从未以遗老自居，可是，面对淆乱的国是，仍然有“饮酒大醉，醉后忽及家国事，遂抚膺恸哭，襟袖俱湿”的凝重。 革命派、共和主义者关于重建中国的许诺，在许多方面看来化为泡影。民初的政治混乱和社会现实为遗老的坚守争取了更多的合理性。这已不仅关乎道德，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范围内，中国人关于制度建设和秩序重构的思考。 对于寄身民国的前清遗民来说，黍离之悲已成过眼烟云，但必须避免的是连天理道义都消散的“亡天下”大败局。周明之先生的书中有一节内容讲到“新思想的先锋”，论及作为清遗民的梁济、王国维、郑孝胥和罗振玉，在晚清中国均是究心于将中国推向现代化的改革派人物。乍看，从“先锋”到“遗老”，似乎存在着根本矛盾。但事实上，这中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里面。不但是书中提及的这四位，遗老群中大部分都曾是清季的开明士人。陈三立早年即“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主张因时变通，以谋求富强之道。沈曾植曾在1901年与张之洞书中提出“奉行新政”的数项建议。林纾亦是热衷维新与立宪的改良派知识分子，认为“救时良策在变通”，极力赞同康梁变法，并以诗作呼吁改革。梁济也是晚清新政的支持者，热忱投身于办报、兴学等活动。可见，遗老不是腐儒，更不是“反动派”。相反，这群人曾站立于“趋新”之境。后来他们成为“腐朽”的表征，在开新与守旧之间如此戏剧化的分界，使得历史的变迁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这也构成了我与本书作者的一点不同看法，周明之先生认为，清遗老要以周公、孔子的理想来挽救中国现代的危机，他们的立场显示了一种态度的单一性和排他性。在我看来，遗老的思想并不单一，也不排他。回到儒家的传统中，儒学中人从不排拒革新，“苟日新，日日新”的观念出自上古经典；援西入中的思想也是晚清以降绝大部分读书人已然取得的共识。可见，为“先锋”，是不要教西人亡了中国；做“遗老”，是防止浅薄的共和新人沦丧了名教。道统与纲常存在，则中国不会亡。凡有利于中国救亡图存的“药方”，儒学中人并不一味排斥。晚清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即是明证。只是，民初政治实践的失败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由失望进而转入他途。选择“遗老”身份，“忠义”观念固然是主要的，但寻求一种具有延续性的、稳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