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日本，对于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均多有阐发，有些研究本身也成为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比如本居宣长对于“物哀”的研究，能势朝次对于“幽玄”的研究，大西克礼对于“侘寂”的研究，九鬼周造对于“意气”的研究等等。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社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混血、多元的后现代特征，其文化精神也变得扑朔迷离，面临失去方向的危险。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也为了应对当前社会的精神危机，日本当代思想家冈田武彦追本溯源，从比较文明的大视野出发，对日本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和总结，提炼出了一对相辅相成的范畴：“简素”和“崇物”。
    简素是日本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基础则是崇物。“所谓简素，就是表现受到抑制，由于抑制而追求简素，原有的内面精神则变得愈加丰富、充实以致深化，这就是简素的精神，这就是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基本世界观和审美观。”简素并非冈田的首创，但以往关于简素的论述大都限于日本文化的某个面向，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和审美观的高度。简素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必然也是一种生存方法。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日本向来都是以此为根本，积极地将外部先进文化“简素化”，也就是日本化的。其中，俳句是最为简素的文体。冈田引述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并将其与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以及韦应物“空山松子落”（书中冈田误以为是王维的诗）等诗句相比较，认为芭蕉之句更加言简意赅，也就是更加简素，但未加具体的论证。如果不涉及上下文，三句其实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在冈田的文论中，简素综合了传统的物哀、幽玄、静寂、轻微、余情、细腻等范畴，又不仅仅局限于审美领域，在内涵上更加还原，在外延上更为超越。
    与简素相表里，作为“日本思想文化的根本理念”的崇物，源于自然崇拜的民族心理。神、人、自然三位一体，神话、历史一体两面。日本文化具有极大的通融性，既能无碍地受容外来的文化，也能轻易地完成让外人费解的自我转变，比如“二战”时期从全民立誓“一亿玉碎”到天皇一声令下无条件投降。日本人的“暧昧”之处，不妨从崇物神道的角度去理解。
    在冈田看来：“中国的艺术宏大、遒劲、豪宕、沉重和浓密，而且是理知的、意志的、写实的、客观的、立体的、现实的和沉重的；而日本的艺术则纤细、优美、柔和、轻妙和淡白，而且是情感的、感伤的、写意的、主观的、平面的、象征的和装饰的。一言以蔽之，中国艺术繁缛，而日本艺术简素。”
    作为一种宏观比较，这种看法是大致不错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也有“简素”的一面，那就是“平淡”。其根源在于道家思想对“虚”和“无”的重视。这种审美趣味经晋代陶渊明、唐代王维和司空图、宋代梅尧臣和苏轼、元代倪云林以及明代董其昌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种平淡美学传统，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就是简澹超逸的文人画（南画）。冈田承认日本的简素有着中国文化的背景，尤其指出中国宋明时代的文化精神也是简素。但冈田也指出，中日两国的简素精神是有区别的:“中国式的简素显得厚重、苍古和含蓄，而日本式的简素则表现出轻快、明洁和洒脱。”
    当前日本文化精神之所以有迷失方向的危险，主要在于神道精神的失落。冈田之所以力倡崇物与简素，正是从文化上培根固本，提高日本人对于神道的自觉。村上春树在小说《奇鸟行状录》中，以诺门罕战役为标本，深刻反思了日本人的内向性与日本社会的封闭性所潜伏的危险。李泽厚也指出，日本神道所受容的儒家忠君观念，轻易被军国主义所绑架，促使日本走上侵略外国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日本的非理性传统和对个体的长久压抑，对未来发展可能造成重大障碍。
    长期以来，与西方相比，我们相对忽视了对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关注。历史的纠结造成了心态的纠结，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却从未间断。理解的不对称比互不理解更加危险。看透日本，也有助于我们看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