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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间走到了十九世纪。一个真正意义上地覆天翻、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晚清中国在西人的一路威迫底下，节节退守。从“孔孟之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的倨傲，到“借西法以印证中法”的动摇，直至“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彻底败退，儒学的中国行将走到他的尽头。由西潮和西学引来的，是中国政教文化全面的、颠覆性的转折。孔孟之教从圣道转而被论述为无用和不经之学；且这一批判在晚清中国日甚一日的国家危机中被一再加强，直到演化为“五四”前后的激进西化论。读书人忧心于“亡国”之危，恐怕难以预见他们实际面临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亡天下”危局。儒学既已成为非理、非法，那么士人要用性命去持守和贡献的，将是什么呢？退而无可守。相较于历代遗民怀抱闳阔而就义的从容，晚清中国的读书人面临的却是一个令人气短的困局。 当昔日的崇高被定义为卑微，坚守就意味着放弃，而站立的姿态也随之被定义为可笑的、荒谬的。这是清遗民的个人命途，也引出了中国历史至为艰辛又仓皇的一段历程。 本书便是以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为开篇。辛壬之际的鼎革事件过渡得波澜不惊，也许正是这平顺的“让政”，教这些选择作为遗民以终世之人更觉惶歉苍凉。陈三立的“陆沉几椠更何辞，剩有人间澈骨悲”，梁济的“死则成忠，不死则一钱不值”，郑叔问的“荒唐一梦，人间何世”，许宝蘅的“两都耆旧皆垂泪，羊祜书丹尽有碑”，沈曾植的“东风休矣！只笑也堪怜，开原多事，鹃血渍巾泪”，郑孝胥的“断简残编销热血，秋风斜日付黄昏”，如此等等。亡清以后的遗老著述，随处可见这样充满了孤怀遗恨、苍茫荒凉的词句。伤悼，即是因为有所持守。这是身处大变局之中的清遗民于历代遗民精神的一种延续。世人论“遗老遗少”，轻薄的往往是他们忠诚于那些陈腐落后的故去之物。可是，如果我们剥去了这层对于道德的政治化解读，那么道德本身终归是值得称道的。不管外缘如何，忠贞观念是遗民精神的内在核心，也是其中最令人动容之处。以梁济为例，他固然声称殉清而死，但“吾之忠清，非拘拘以清为本，而以自身幼年所学之教义为本位”。徐志摩在论及梁济自杀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巨川先生的烈迹昭示了一种永久的、民族的性灵，而由此体现的抗议的精神，是昏朦时代的一声警钟。由此看来，道德根于一种真诚的信仰，而不是覆雨翻云的一变再变；这不但是遗民的道德，而且具有普世性。即如辜鸿铭所说，他的忠诚，不仅是对世代受恩的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目标的忠诚。 “诚笃”、“不屈节”，这些自传统时代逶迤而来的遗民精神在由帝制到共和的巨变时代获得了一种延续。然而，如果仅仅将清遗民的执著归结为道德层面的、个人的，无疑大大消解了遗民实践的深层意义。清遗民的事迹、言论，形式上看关乎鼎革与政争（帝制败亡），而究其实质，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激烈震荡有着莫大关系。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衰落才是牵动这群人更为根本、痛切的关节所在。这里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已然解体的情况下，如何延续道德传统？逊清遗老将用什么样的心迹和行动去弥合政治解体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巨大裂缝。这也是本书着重讨论的一个中心论题，用作者的话来讲，就是“忠”与“现代化”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