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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政治家 民主政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法治，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俞先生所提倡的渐进性民主转型的成败关键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家的素质。在民主转型时期，一个国家往往会为社会共识缺乏、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流行、知识分子天真等等问题所累。于是乎，激进人士认为政府的改革太慢并天真地认为自己掌握着一个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而保守人士则责怪政府走过了头。在这种场合下，化解社会矛盾，树立社会共识以推进渐进民主转型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转型时期政治家的智慧。转型时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坚韧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决弹压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他们在主要政策面上还必须让人民看到希望以树立社会特别是精英层面上的共识。 从这一点上来说，研究邓小平思想和政治谋略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改革初期的邓小平在运用“真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后，掉头就制止了随之而风靡的理论务虚浪潮，并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邓的这一做法很为当时的世人所不解。其实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避免了精英层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开始就形成公开分裂，并使得没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从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们的观念和利益能随着社会变化而同步发展（试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极其禁锢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估计当时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即使是对于一个思想保守的官员来说，如果他的儿女做了生意并发了财，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随之而起变化）。邓小平的“摸石子过河”观点使我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乌托邦思想、教条主义和各类“工程”思想的束缚（所谓的“工程”思想这儿指的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类比为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不同层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统工程”，改革导致的后果经常会在利益驱动和社会结构的交错下而与“设计者”的初始想象南辕北辙。这种十分有害的工程师乌托邦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我国规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条小船，不断根据情况而调整方向。邓小平在坚持开放中对极端势力的弹压则更为经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弹压党内极左势力和取消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关闭了“西单民主墙”，与此同时他逐渐放开言路，扩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邓小平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通过南巡力挽狂澜，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前的繁荣，则是他最后的佳作。邓小平能在一片叫骂中、在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他的谋略来孤立极端势力，安抚保守势力，并将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从而赢得甚至是他的反对者的尊重。 民主选举技术和民主教育 我们要搞民主，但是对于民主选举技术和广大百姓民主教育问题却从来就没有研究。怎么投票和算票、怎么划选区、怎么确定各选区候选人数目和合法当选人、怎么竞选、怎么设定投票议题等等，这每一点都大有名堂。比如说选区设定，不同的选区设定会导致不同的人当选，一个不好的选区设定会大大增加选民的被操纵性、加深社会裂痕，甚至会促使国家分裂。同样，民主教育也很重要。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荣誉感和道德仍然十分重要:竞选手段得有底线、为人要有承担、丑闻暴露之后应该辞职。民主转型时期特别容易出现像陈水扁式的政治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选票，毫无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可言，对转型期的民主发展有着很大的毒害。民主教育还必须在百姓中进行:人们必须学会接受失败、学会容忍不同意见和保护少数，学会成熟地看待政治。美国每次大选前小学生在班里就会进行模拟总统选举，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民主选举和运作。还有，美国高中有一项数学竞赛，每年就“社会选择困境”（从数学上演绎各种投票和数票方法的特点和弊端）、“公平分配困境”（从数学上演绎在多于三个人的情况下，各种分配方法的特点和问题乃至人口不同的每个“选区”在“代表”名额分配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等问题举行竞赛。这类竞赛不但提高了学生对应用数学的兴趣，而且潜移默化地进行了民主和民主技术的教育，加深了学生对社会事物（哪怕是看上去是非常简单的事物）复杂性的理解。美国的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胜于中国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其中原因很多，他们的民主教育自然是功不可没。 有关民主政治所需研究的课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而我的讨论基本也只是部分问题的提出而不是结论。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选举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关系、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国体问题（一党、多党或无党制，总统制或议会制）等等都值得我们去作深入的研究。因为篇幅关系我不得不就此打住。俞可平先生认为，中国的民主将沿着三条路线稳步向前推进:一、扩大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二、由基层民主逐渐向高层民主推进；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使得人民在政治选择上的自由度逐渐提高。笔者衷心希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能沿着俞先生所预见的这一代价较小的方向前进，但是同时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美好愿望并不简单地等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实际方向。为此，像俞先生这样的党内文胆必须作出努力，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未雨绸缪，对民主政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国家作出各种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为渐进的“增量民主”改革从愿望转变为现实作出努力。学者不需为政府的决策和社会的实际走向负责，但是学者必须学会用学术语言客观指出政府政策的非企及性结果，学会判断政府政策和社会实际走向之间的差距，学会作出高质量经验研究的本领。本文所建议的这一由党内学术权威领衔的研究机构因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类研究机构必须无意在社会上取得重大影响，其研究结果也应当主要在内部杂志发表。这既可以防止一哄而上局面的出现，又可以避免以“启蒙”和“鼓动”来取代学术，从而导致俞先生不愿见到的后果。至于这一想象机构是否能作出有质量的研究，这得看俞先生是否能囊括到一流的人才，筹到足够的资金、建立一个不同于目前中国高校研究的学术评判体系和牢牢把持住这一机构在研究上的独立性。这就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